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成本与道德包袱
作者：韩立群（Han Liqun）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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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的推出预示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投资管理将具有越来越浓厚的指令性和计划性色彩，对基本市场竞争原则的践踏将更加严重。美国政府和执法部门的行政成本会越来越大，滥用“国家安全”也将让美国背负更重的道德包袱。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实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并要求美国公司向美国财政部通报对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公司的投资情况。消息一经公布便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包括不少美国国内机构都对这一新规提出了大量质疑。
这一规定说明美国政府对华设限已经从商品、技术贸易扩展到金融和投资，不仅要在实体领域限制中方合法购买美方所谓先进技术和设备，还在金融领域限制中国完全以市场化方式获得开发有关技术所需的资本，尽管美方资本在中国相应科技领域占比并不大。这一新规的推出还预示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投资管理将具有越来越浓厚的指令性和计划性色彩，对基本市场竞争原则的践踏将更加严重，而这正是美国一直以来所反对的。执行这样的规定，不仅将让美国政府背上沉重的行政成本，也将让这个国家背上更加沉重的道德包袱。
首先，藏在这项新规中的行政成本可能就像藏在芯片中的二极管一样多。前不久，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印度参加G20财长会时，曾短暂回应外界对这一新规的关注。她的大意是，最终受限的范围将会相对狭窄，侧重于一些部门，不会产生宽泛控制。言外之意是美国政府将会筛选并给出“合规项目指南”。根据计划，行政令签署后还将经过公众咨询和细则制定程序，最终于2024年左右实施。
我们并不清楚美国政府的行政决策过程，但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三个领域所涉及的行业规模有多庞大，变动性有多快，筛选项目有多难。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将半导体产品细分为四大类：集成电路、分立器件、光电子器件和传感器，这些都是科技革命的结晶，特点就是自身体积很小，但制造它们所需的产业却异常庞大。2022年，全球集成电路市场规模达到约4800亿美元，产品生命周期短、迭代速度快，涉及的企业可能数十万甚至百万计，要从中及时筛选合适的投资领域，恐怕并不容易。人工智能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颠覆性技术不断出现，要准确界定哪些技术与军事无关，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可能也是这项规定推出过程如此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美国政府决意推动新规执行，未来还可能推出类似的政策，照此发展下去，美国政府和执法部门的负担将越来越重，最终很可能拖垮自己。
美国的投资机构、科技企业以及盟友目前都在急切了解这项新规的细节。对企业来说，一旦违反相关规定，面临的将是美国政府的重罚。对美国的盟友们来说，也要充分了解这些新规，否则不但可能损失资金，还可能被美方抓住把柄，在以后的关系中处于被动。
其次，执行这样的新规将背负更重的道德包袱。据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在介绍这项命令时称，这是国家安全行动，不是经济行动。美方显然希望国际社会更看重后半句，同意这只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目的采取的特别动作，不是根本的经济政策转向，其他领域仍将遵循市场原则和开放原则。事实上，如何理解后半句并不重要，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由它自己来定义的，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早已超出大多数国家所理解的范畴，是以维护霸权为主的国家安全，核心内涵是权力护持。在美国看来，外界即使没有直接危害到它的国民、国土和有关利益，只要危害到它的国际权力，就是危害到它的国家安全。这样的定义有强烈的主观性。中国对集成电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量子计算等技术的商业开发，并不会危害美国的国民、国土和国家利益，相反会以更低成本增加包括美国人在内全世界人民的福利，但在一些美国人看来这却会影响美国不可一世的霸权地位，必须加以限制，这就是典型的国家安全滥用。
同时，美国高级官员的话已经清楚表明，在当前美国的话语体系中，经济规则已不再处于优先位置，已经让位于国家安全。这会让国际社会怀疑，只要美国认为危害了它的国际权力，就可以践踏自由竞争和开放原则，外国投资将面临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处理对美关系必须要提防美国的两面性、嬗变性。所有这些，都是美国采取单边制裁行动的道德成本，都是对美国道德地位的长期侵蚀。
美国的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企业管理人员，普遍接受高级管理教育，善于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寻找平衡点，进行所谓科学决策。那么，面对越来越多的对外限制政策，美国的政府和企业也应该回过头来好好计算一下，这些举措对美国人民是否有利，是否处在平衡点上。毕竟，违反投资限制规定并受到制裁的不是中国企业和机构，何况它们有足够时间来寻求其他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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