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百年全球战略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观过去百年历史，世界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雅尔塔体系”等国际体系全面转换，以及信息科技革命和由此引发的全球性政治、经济革命，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最为色彩斑澜的一百年。其中，美国在全球传播价值观与经略地缘政治中，变成了唯我独尊、权力傲慢、自翊不凡的混合体，既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又“长臂管辖”，以己之力自行标定“世界公理”，在冲击旧世界中逐步称霸于当世。伴随着美国从世界舞台边缘走向中心，人类历史上最为激荡的百年变局由此造就：全球国家间樊篱遭到拆除而走向共进共退成为不可逆转大势。
今天，在回眸与展望之际，秩序变幻激荡、文明进程深刻变化，美国仍然是变局中最重要的变量。它继续强盛或者转而衰弱，继续主导国际秩序或者回归孤立主义，都将对世界变局的整体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研究未来变局必先研究美国百年全球战略，美国获得全球霸权的历史过程，不是单纯的美国军队由弱变强的历史过程，而是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波谲云诡的世界舞台中，运用国家实力谋求战争胜利、建立军事优势、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过程。
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会发现，当今称雄于世的美国既享受过辉煌胜利之后的自豪，也品尝过惨痛失败之后的苦楚；既时时不忘展示天使般的理想，又体现着肤浅的自负；既忍受了巨大的牺牲，也获取了令所有大国羡慕嫉妒的巨大收益。
历史上所有称霸者，无一不将先天优势发挥至极致。相对于古代西方的罗马和古代东方的秦汉帝国，以及近代英国等“前辈”们，作为“继承者”的美国具有两大先天优势。
一是从未遭受封建集权制度侵蚀，成为最富内在创新活力的大国。15世纪，躲避欧洲（尤其是英国）宗教迫害的清教徒，怀揣反对集权压迫、追求公正的心灵向往，源源不断奔向美洲新大陆。他们自称“朝圣者”，希望将此生之地变成马萨诸塞移民领袖约翰·温斯罗普所言的“令万民仰望的山巅之城”。从此，任何自视宗教神权权威和任何封建集权的苗头，都会在这片大陆上遭到仇视。新移民经过生生不息的繁衍交融，骨子里对宗教神权和封建集权制度的厌恶代代相传，养成了追求独立、崇尚竞争、喜好标新立异、轻蔑通过人身依附达成个人目的的民族性格，逐步累积成区别于欧洲、亚洲、非洲土地上古老民族独树一帜的的文化底蕴。伴随这一历史进程，“‘民主’‘共和’思想萌芽后，不受阻挠地茁壮成长，成为美国立国的强大思想根基”。
美国在19世纪中后期创建了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公立教育体系，为构建社会公平、激活社会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世纪末期，美国国内进步主义运动兴起，督促政府采取措施，努力消除腐败、限制垄断、保护劳工利益、注重环境和食品安全等。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完成了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和歧视制度的立法。美国尽管政治弊病从生、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种族主义难以根治，但却具备其他国家少有的内在活力因子，因而重视科教振兴、保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公民社会自治权力，能够不断革除时弊，在“解决问题”中发展。
二是受到两大洋的屏护，远离频繁的大国纷争而全力增强综合实力。美国与战火纷飞的欧洲和亚洲，分别相隔广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可以“保持与众不同的独立地位，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战争或者和平”。如果美国在国力羸弱时介入欧洲事务，将成为欧洲大国的‘棋子’，难以有寝食之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完成了历史上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扩张，成为幅员辽阔、人员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大洋屏护令美国避免了英法俄德日等大国所处险境，赢得了长久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
这其中有四个方面值得着力关注。
第一，美国全球霸权的时代起点：经济科技崛起之时恰逢世界变局。
在这个世界变局中，欧洲、亚洲、非洲饱受各怀异志的大国战火蹂躏，北美大陆“却成为远离兵刀之祸、享受和平安宁的一片净土”。近四十年的黄金发展，令美国在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门槛后，成为世界上最富庶、最幸福、最自由的土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科技兴邦。美国充分利用由英法等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一跃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之一。
第二，美国全球霸权的行为根源：稳健而不失灵活的国家大战略。
仅从表象看，美国全球霸权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实力优势基础上巨大的军事优势；二是欧亚大陆矛盾此起彼伏，既可使受两洋屏护的美国“坐收渔利”，又可使之在最佳时机介入。
美国与其他大国一样，也是从复杂险恶的环境中诚惶诚恐起步。先是执行孤立主义，完成领土扩张；再执行门罗主义，控制西半球，同时兼顾太平洋，执行“门户开放、利益均等”政策，拓展在中国市场，利用美西战争打败衰落的西班牙，在西南太平洋获得桥头堡；再执行国际主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获得全球霸权地位。冷战开始后，美国始终是世界超级大国。步步为营的国家大战略使美国几乎在每个历史阶段，可以利用先天的地缘政治优势，避免卷入欧洲列强斗争的旋涡，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科技、贸易，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第三，美国全球霸权的实现路径：利用战争和危机，谋求和塑造国际秩序中有利位置。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无须赘述，但有两条经验值得特殊关注：一是利用国际战略格局变化，推动美英权力和平转移；二是利用战争，谋划全球军事布局。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参战最晚、消耗最小、收益最大的战胜国，与其说是源于坐拥地利的机会主义，不如说是源于“胸怀天下”的远见卓识。
第四，美国全球霸权的内在驱动：其他国家军队难以追赶与仿效的军事变革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独拥原子弹、远程轰炸机开始，美国战略性军事力量（如核武器、运载火箭、空天武器等）的垄断地位经常被打破，但美军在战役战术层次上的武器装备、作战方式等总是开风气之先。冷战结束至今近30余年，历经多次战争，新型作战思想、武器装备代幻迭出，其变革力度、深度、广度在世界军事史上罕见。当今，美军自我变革能力优势的最大战略价值是引领世界军事潮流，其他各国军队担心落后，唯恐学之不及，于是争相模仿。由此，美军在变革中不断塑造新的优势。
美军自我变革的主导力量是整个国家，而不是军队自身。国会出台法律、政府制定政策、大学等智库出谋划策、军工企业进行装备研发、部队在作战训练中验证问题并提出需求。从本质上看，军队自我变革是商业资本在逐利天性下，运用科技、市场的力量不断冲击既定利益格局所致，是国家整体性变革包容军队自我变革的产物。
美国全球霸权蕴含着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社会等丰富的规律，其基础是其无可超越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美国是百年来国际秩序演变中最大受益者，也必将对未来世界的治乱兴衰更为敏感。然而，美国似乎正在违反着全球共同逐利与自我逐利的基本原则，无疑正制造着“自我拆台”的危险前景。这种危险前景是否会在将来真实显现，不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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