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欧盟选举对中国的影响
2024年欧盟议会选举值得更深入的分析，它体现了国家问题与地缘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选举结果不仅反映欧洲的政治格局，同时表明欧盟领导层和政策可能发生变化。欧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仍然有限，这也给中欧合作及其他领域带来挑战。
除了单纯的选举结果，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值得更深入的分析。探索此次选举的细节和动态，有助于深入了解国家问题和地缘政治因素如何影响欧洲及其他地区。
今年的选举延续了历史趋势，继续成为人们表达对现政府不满或各国政府将自身失误归咎于欧洲的平台。国家问题成为欧盟成员国辩论的中心议题。
中右翼势力不断壮大（欧洲人民党）；左翼势力不断减弱（社民党、绿党）；极右翼政党的地位不断巩固，有可能成为欧洲议会的第二大力量。这些趋势都反映了欧洲本土的政治形势。虽然老牌政党确保了形势的稳定，但极端分子影响力不断上升，可能对欧盟的内部团结形成考验。
一直以来支持主流政党（欧洲人民党和社民党）的中间派复兴党不断走下坡路，表明重大决策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移民政策和“绿色协议”上。目前，这些政策受到公民、企业、农业和发起这些举措的政治派别的密切关注，说明这些政策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
最令人担忧的，或许是法国和德国执政党的失败引发的冲击波，它威胁着过去70年来欧盟内部共识的基础。
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联盟获胜，促使马克龙宣布提前举行选举。尽管法国总统职位在2027年才会发生变化，但重大调整可能出现，甚至可能出现共治。这样的法国政府会促使欧盟走上保护主义、批评伊斯兰教，并且影响到环境议程或对乌克兰提供的支持吗？
欧洲议会的720个席位中，德国拥有96个。德国执政联盟溃败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成为第二大党，位居获得辉煌胜利的基民盟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的“时代转折”如何应对这一耻辱（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尚有待观察。
西班牙同样生动地体现了这些变化。人民党获胜，复兴党消失了。这场两极分化的竞选仍深陷涉及首相夫人的腐败丑闻——欧洲检察官正在调查此事，但与欧盟未来的政策无关。与此同时，工人社会党利用人们对极端主义崛起的恐惧，搬出陈旧的反法西斯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七个欧盟国家和西班牙的地区及市镇，极右翼政党获得的支持或执政并未造成重大混乱，除了发表一贯的反移民言论（极左翼政党通常也呼应这种言论）。
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在极左政党的支持下执政，这让该国公民质疑，为什么主流媒体会认为这样的联盟比其意识形态对手组成的联盟更好？例如，2022年10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靠强硬言论和民粹主义政纲当选，此后，她的务实治理获得欧洲领导人近乎一致的认可。她的胜选证明了她的执政效果，虽然抵达意大利的移民人数并没有减少。此外，罗马一直在欧盟内部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前总理德拉吉和莱塔为此贡献良多。
匈牙利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民族主义言论和欧洲制度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尽管政府宣传，非自由主义的匈牙利仍继续获得大量欧盟资金，来推动自由主义的基础设施项目，否则这些项目只能是一场幻想。欧尔班会让匈牙利脱离欧盟吗？青民盟的竞选口号“占领布鲁塞尔！不要移民，不要性别，不要战争！”具有强烈的民族民粹色彩，但它获得的有形经济利益表明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这些例子表明，欧洲怀疑主义和反欧洲主义出现转变。它们起初质疑整个欧洲计划，现在转而挑剔其细节，而这些细节常常被用来获取国内的政治优势。深入研究后发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的弱点、意大利杰出人物发挥的创新作用以及小国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持续不满，共同为欧盟领导层可能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条件。
事实上，这些选举的影响往往被外界夸大。虽然欧洲议会决定着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提名——需要获得720票中的361票——但推选过程是由国家领导人预先定下，他们的立场在选举前后不会有变（除了辞职的比利时首相）。议会在选择各委员方面缺乏自主权，这一权力掌握在国家领导人手里。例如，在西班牙，尽管人民党获胜，但其工人社会党总理在选择欧盟委员会委员时却无需同该党协商。
此外，尽管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共享立法权，但欧洲议会不能发起立法——这是欧盟委员会的特权。欧洲议会议员在培养欧洲认同感和代表公民利益方面至关重要，但他们往往坚持国家党派的路线，所以制造出强烈的噪音，实际影响力有限。对于那些引起全球关注但在欧洲缺乏实际影响的非约束性决议而言，情况更是如此。简而言之，欧盟政治的轨迹并非由欧洲议会决定。
不可否认的是，2024年和2025年对欧洲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将发生在欧洲大陆之外，主要是美国大选和中欧关系的发展。俄乌战争距离欧洲更近，仍然是最关键的安全问题。地缘政治中，区分政治事件和范式转变至关重要，欧洲议会选举属于前者，美国大选属于后者。然而，了解谁将执掌欧盟，对于预测未来的事态演变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无论是欧洲议会还是欧盟，都没有足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来有效地应对这些全球挑战。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而且对欧盟的敌意不断加深；针对欧盟的去风险化和经济安全战略，中国市场走向封闭并实施了报复措施，而欧洲目前仍严重依赖中国市场。此外，俄罗斯的强硬态度有可能升级（最近发生在格鲁吉亚的事件就是证明）。这些都是欧洲需要应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此外，欧盟高层职位的分配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现任欧盟领导人冯德莱恩、米歇尔和博雷利之间的权力斗争已经对欧盟治理产生了明显影响。他们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在欧盟对华政策方面的分歧，导致内部协调不足、信息相互矛盾、政策方向减弱以及欧洲的全球影响力减弱。由于欧盟委员会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强于欧洲议会，即将到来的职位提名将决定美国和中国在欧洲未来的角色。
为此，欧盟必须重组各机构的决策流程，以便在迅速演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更快地取得成果。引入专业的任务协调部门，可以加快重要项目和改革的进程，克服政策僵局，推动欧洲进步所必需的变革。正如德拉吉和莱塔所强调的那样，实现欧洲的战略自主，确保其成为真正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取决于欧洲能否形成独立于北约的共同防御体系和加强工业竞争力。这也包括打造永久性金融工具。
这些紧迫问题凸显了冯德莱恩的重大疏忽，尤其是在欧盟对华政策上，外界认为她受到华盛顿的过度影响。此外，她对欧盟与突尼斯和埃及达成移民协议所采取的个人立场，对疫苗谈判过程中不法行为的调查，以及她对以色列在加沙针对平民的军事行动的支持，都让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主要经济体被边缘化。这些失误让人们有理由去寻找一位更能代表欧盟国家和机构多样化的候选人。
政治操纵和幕后交易（让外界联想起冯德莱恩本人的当选过程）也许会影响这次人事调整。欧洲议会选举和新的权力分配有可能是此类安排的由头，并影响2029年以前欧盟领导层的走向。
总而言之，如果欧洲真的渴望成为“第三超级大国”，那么现在就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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