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年与美国的“管控”对华竞争
“管控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关键词的态势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拜登是否连任。更重要的是，如果所谓“管控竞争”的举措更多是出于内政动机，而非真诚的战略意愿，那就很难期待这种政策能够真正增进中美战略稳定。
目前，美国总统大选已拉开帷幕，两党都在为选战作各种准备。一般而言，美国各界在大选年的关注重点会更加聚焦国内，对外交议题的关注相对没那么高。不过，伴随近年来对华战略竞争在美国政策议程中位置的提升，中国议题在美国大选中的热度有所上涨。2020年大选期间，美国两党参选者纷纷就涉华问题强硬发声，中美关系一度成为热点之一。同样，2024年美国对华政策也难以摆脱日渐浓厚的选举氛围影响，一些微妙动向值得关注。
就拜登政府而言，它继续保持着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但近期有意突出“有管理的竞争”。2020年大选期间，还未上台执政的拜登就同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有过激烈交锋，双方竞相对华示强，攻击对方“软弱”。执政以来，拜登政府延续前届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定位，但调整了部分政策设计，使之更符合民主党的总体议程和外交传统，包括动员盟伴加大对华体系性施压，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施更系统的“小院高墙”限制政策等。
不过，在大选年的特定背景下，拜登政府在推进竞争性对华政策的同时也强调“管控”竞争。2024年1月，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他回顾拜登政府三年来的对华竞争“成效”后，话锋一转，声称这些举措并非政府对华政策的全部，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增进中美关系稳定”。沙利文表示，“一项可持续的对华政策需要同时考虑多种事实，并通过不断调整来实现平衡”。
不难看出，面对激烈的大选竞逐，在对华关系这个重要议题上，拜登团队希望给出有别于共和党“超强硬”路线的另一种方案，以期获取更多差异化优势。在拜登方面看来，缺乏管控和“护栏”的竞争将大大增加中美爆发烈性冲突的风险，这也是美国民意担忧所在。经过2020年大选和三年多执政的拜登方面已经意识到，与其与共和党“拼强硬”，不如运用自身擅长的外交活动，展现对中美复杂博弈的“精细化”处理能力，打造“善于管理”中美关系的形象。今年3月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拜登列举了一连串他的对华“竞争”与“管控竞争”手段，并表示，“坦率地说，我的前任口头上对华强硬，但从未想过要那样去做”。
共和党方面既不认同也不接受拜登强调的对华“有管理的竞争”。近期，曾任特朗普政府副国家安全顾问的马特·波廷格和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首任主席迈克·加拉格尔在《外交事务》杂志联名发表文章——《胜利无可替代：美国必须赢得而不是管理对华竞争》。作为右翼战略人士的代表，他们明确表达对拜登“管控”对华竞争的反对，认为“管理竞争”只是方法而非结果，不能带来双边关系稳定。文章强烈质疑拜登政府2023年中以来的对华外交“成果”，认为它们非但没有为美国带来实际收益，还让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成为“乞求者”。对此文章提出，为“赢得”对华竞争，美国需要借鉴里根时期对苏联的攻势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知名自由派政论人士法里德·扎卡里亚很快在《华盛顿邮报》发文，对波廷格和加拉格尔的激进主张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二人的观点“鲁莽、危险且完全不切实际”，会带来破坏世界经济、令美国更加孤立等风险。数日后，波廷格和加拉格尔又在《华盛顿邮报》回应，认为扎卡里亚的很多顾虑站不住脚，对战胜中国“高估了其难度，低估了其好处”。
可以看出，随着政治极化对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两党的对华政策取向出现了较明显分歧，拜登在不放松重点领域对华施压的同时突出“管控”一面，共和党则将这种管控解读为无效甚至不利，主张用强势“赢得”竞争。“管控竞争”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关键词的态势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拜登是否连任。更重要的是，如果所谓“管控竞争”的举措更多是出于内政动机，而非真诚的战略意愿，那就很难期待这种政策能够真正增进中美战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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