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栋：新接触共识
本次采访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教授和中美交流基金会总裁周建成讨论了当前中美大学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以中美交流基金会支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项目为例，他们介绍了如何通过加强交流，鼓励青年领袖相互学习。
王栋教授呼吁北京和华盛顿达成“新接触共识”（New Engagement Consensus），即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基础上形成中美关系新的均衡，中国和美国有潜力成为全球体系的支柱，共同推动全球秩序朝向更加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方向发展。
周建成：王栋教授，我们在香港，您平时住在北京。那么，能否给我们讲讲现在北京的情况？
王栋：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我是一名学者，在北京大学任教。这里正在开展许多学术活动。比如，学术交流，包括接待美国大学的代表团、教授和学生。我们还和美国同行进行了很多对话。许多合作也在进行中。对于我们学者来说，现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抓住机遇，开始规划，而且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希望，在过去多年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期待未来开展更多的合作。
周建成：听到您的介绍，我非常高兴。一方面，中美现在有非常高级别的活动，部长们来往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比如，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最近在访问北京；几个月前，两国元首在加州会面。但是，由于多年来存在的复杂问题和困难，再加上疫情，双边关系的发展起点非常低。我们听说，目前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只有700人左右。与此同时，您告诉我们双边学术交流在蓬勃进行。这两种局面都存在，对吗？
王栋：我认为这个数字值得商榷，主要取决于如何定义它。这个数字来自美国方面，是基于目前在中国注册攻读学位的美国学生人数。这个数字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考虑到来中国短期访问的美国学生，不管是一周或两周，或者参加暑期课程，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好几倍。我认为，这个数字至少可能超过1,000。
您提到，两国元首去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了会晤。习主席还宣布了一项计划，未来五年内邀请5万名美国学生来华访问和学习。我们北大也参与了这项计划。我们鼓励美国的同行，并和他们密切合作，欢迎更多美国学生来华访问和学习，包括来北大学习。
周建成：我认为，5万人的愿景就像当年奥巴马总统制定的“十万强”计划一样令人惊叹。我明白你说的数字可能接近1,000。不过，我们都认为，疫情爆发之前，美国来华的留学生数量从高峰下降到了几千人。目前，5万人的愿景已经在实施。不过，我担心的是，未来五年，会有那么多的美国学生想来中国吗？
王栋：我的印象是，美国同行非常热情。我们和多所美国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还与外交部、教育部等各政府机构密切合作，努力为美国学生来访创造更好的条件。几周前，我们接待了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带领的一群学生。我们安排北大学生和他们在校内食堂共进午餐。这是非常棒的活动。这些学生很喜欢相互交流，而且有很多深入的对话。我们还邀请北大资深教授讲授中美关系。然后我说，问答环节的所有问题都交给美国学生。他们提出了几十个问题，包括你能想到的一切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等等。
周建成：这些问题是怀疑性质的还是出于好奇？当时的氛围如何？
王栋：总体而言，我认为美国学生非常希望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含义。当然，他们会根据美国或者西方媒体的介绍，对其产生一些印象。教授们和他们沟通，向他们解释该倡议真正的意图和做法。当然，我们非常诚实和坦率，并没有回避倡议面临的挑战。总而言之，我认为这种交流富有成效。美国学生对这种访问也感到非常高兴。
周建成：您教过美国学生，也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过。那么，面对美国学生和大陆学生的时候，他们会问同样的问题吗？他们的提问方式是否相同？
王栋：我不期望中国和美国学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出完全相同的问题。当然，他们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是，他们也有同样的担忧。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以当前的学生对话为例。我们正和乔治城大学开展合作，复旦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也参与其中。我们的合作持续了多年，今年是第四年。我们为学生对话和讨论准备了主题，包括气候变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倡议、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学生们对这些话题非常感兴趣，希望找到答案，包括许多挑战的答案。他们也同意并且认识到，这些是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看到这一点时，我感到非常受鼓舞。
周建成：您提到了四所大学的学生代表团，包括北京大学、乔治城大学、复旦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我们中美交流基金会今年很高兴能为你们提供支持。这是您第一次随代表团来到香港，之后您将前往深圳。
我们参与这项工作，是因为我们相信，把年轻人聚集在同一个房间、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报告厅或者餐厅，就像你说的在北京大学那样。我们希望美国和中国学生能够相互联系、交流思想、以相互尊重和富有意义的方式分享价值观。您认为谁能从中学到更多东西？哪个群体从这种经历中受益？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同时能够以我们期望的方式走向世界。
王栋：个体之间肯定存在某种差异，对吧？有些人学得多一些，有些人学得少一些。总体而言，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学习效果大致相同。可以说，对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来说，都是一次富有意义的学习经历。
周建成：您提到了对差异的看法。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在加州举行峰会之后，您谈到了氛围的差异以及两国媒体对这次峰会的报道差异。这种差异是什么？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
王栋：媒体对峰会的报道显然存在冷热之分。中国媒体对峰会的报道往往相当热情，并称赞峰会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指导方针。相比之下，美国媒体往往不冷不热，甚至心存疑虑，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国会对拜登总统施加了压力。媒体自然会对他在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以及他日后兑现承诺的可能性心存疑虑。这些事情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导致媒体产生不同的看法。
周建成：包括您在内的关键利益相关者都知道，治理体系和今年的选举年显然会左右美国的某些叙事。很简单，美国的任何一位总统都面临着国内压力，而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虽然关键利益相关者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情。他们为此制定了缓冲区。因此，这种沟通不畅——我们已经看到了紧张局势——几乎是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特征。
王栋：尽管媒体报道和两国之间的氛围差异很大，两国政府都认为此次峰会至关重要。它为未来解决中美关系问题的方向制定了重要原则，发挥了关键作用。您说得对，双方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真正解决国内的复杂问题。正如您提到的，尤其是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将使本已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简而言之，各个层面的交流越多越好，包括领导人层面、政治层面、政府层面、学术层面和社会层面。这样，我们就越有机会更好地了解彼此，避免误解和沟通不畅。
周建成：许多美国人，当然不是所有美国人问过我，中国人希望谁赢得11月的选举？我不是在中国出生，也不是在中国长大，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您在中国，我相信您的许多美国同事和朋友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您的回答是什么？
王栋：我们考虑自己期望的结果，但我们的考虑并不重要，对吧？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我们希望无论谁赢得这次选举，当下一任总统入主白宫，为中美关系的未来政策制定方向时，能够务实，能够理性地思考两国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中美之间不是零和对抗。希望新总统不会把两国关系推向公开冲突甚至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而是采取务实负责任的方式来管理它，并在未来至少四年内建立起更加稳定、更加健康的关系。
周建成：就像您说的，我们不仅致力于文化交流，尽管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也非常关心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归根结底，经济是双边关系的基石。我们可以就地缘政治、安全和外交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但我们常常忘记，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方向。投资者说，现在很难实现投资繁荣，因为中美关系缺乏可预测性。15年前或10年前的中美关系会议上，观众主要是学者和分析人士。现在能看到银行和金融领袖们在参加，因为他们想了解未来的趋势，了解如何预测这些趋势。那么，两国关系未来会稳定一些吗？短期内会有可预测性吗？
王栋：去年两国领导人在旧金山举行的峰会至关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它为双边关系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周建成：您真的这么认为？
王栋：当然。不过，我认为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越多越好。双方需要采取更多努力来稳定关系，但我们也明白双方确实存在分歧。如何管理这些分歧至关重要。
周建成：双方需要非常明确地表示，分歧永远存在，他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要承认这一点，求同存异，就像邓小平先生和吉米·卡特先生几十年前做的那样。这不仅是很好的起点，也表明了对彼此的尊重。我知道您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找到解决办法；但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是我们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
拜登政府执政之初，您就谈到了新接触共识（New Engagement Consensus）。您是否认为它发挥了作用？外界人士可能说，两国关系已经彻底失败，甚至比上一届美国政府时还要失败。
随着新一届政府的到来，出现在白宫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肯定是一位美国前总统。您会再次推动同样的接触共识吗？还是会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对其进行调整，尽管很多事情并没有改变？
王栋：新接触共识和我所说的旧接触共识截然不同。旧接触共识是美国两党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在和中国接触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旧接触共识的理念是，美国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明确期望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改变，变得像美国一样。当然，旧接触共识失败了。它和双边关系里原有的均衡一起消失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随着双边关系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均衡。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十年，也许是二十年。这不是明年就能立即发生的事情，这是漫长的过程。我的理解是，中国和美国将产生制定新接触共识的想法。他们彼此接触，但不同于原有的接触方式；他们将以相互尊重和互惠的态度接触，而不是试图改变对方。它们是全球体系的两大支柱，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帮助促进和推动全球体系，在未来几年使国际体系更加稳定和繁荣，同时在此过程中管控分歧。
当然，竞争是肯定存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不存在恶性竞争。因此，双方关系将更加健康、管理得当、协调有序。
我认为，这是理想的前进道路之一。虽然不能保证一定会实现，但作为学者，我的责任和义务是努力提供理性的考量、理解和分析，以此作为基础。我想指出这是可行的方法。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学者只能做一小部分事情，即促进更多的学术交流，包括学生对话。如果我们一致认为这对未来几十年的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就必须努力。
周建成：最后，我想用这个问题来结束采访。大约10年前，您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不应该误读中国。我想反过来问您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也包括中国，怎样才能不误读美国？作为学生，您曾受益于美国的教育。作为老师，您也为您曾任教过的宾夕法尼亚的大学做出了贡献。您是一位和中美文化都互动过的人。您属于中国文化，也体验过美国文化，所以拥有独特的见解。我们怎样才能不误读美国？我们怎样才能不误读美国人？
王栋：谢谢。让我没想到的是，您竟然读过我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这令我倍感荣幸。我们必须明白，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没有单一的正确声音。美国现在是霸权，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因此，两国之间必然存在紧张关系，问题是如何应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美国和中国不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美国。美国应该明白，正如它想象或者担心的那样，美国和中国不同。这正是当前的情况。如果看看美国对中国的叙事，实际上是恐惧和错误知觉的混合体，甚至还夹杂着偏执。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并实现一种更冷静、更务实、更理性的相互认识呢？这是关键。作为学者，我们绝对应该在这方面开展更多的工作。
周建成：我非常希望，这次谈话，特别是您在这次采访里分享的见解，能够启发人们的思想，并让我们回到正轨上。正如您说的，感知不能基于想象，也不能基于恐惧。非常感谢。今天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王栋：非常荣幸。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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