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的对外政策理念及影响
在万斯以“美国优先”为内核的对外政策理念影响下，世界恐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不愿承担维持国际秩序成本却要继续享受霸权红利的美国，美国的盟友将生出更大的无序感和安全焦虑，作为被美国锚定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则须准备迎接美国在一系列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可能发动的更具胁迫性的“压力行动”。
近期，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年仅39岁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詹姆斯·戴维·万斯(J. D. Vance）为特朗普竞选搭档、副总统候选人。相比“久经战阵”的特朗普，任参议员不足两年的万斯是更新的政治面孔，其以往关注重点也多聚焦国内政策，但他所寻求的副总统一职不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定成员，还要肩负在总统无法履职时代其作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关键职责，因此需要比普通议员更关注对外政策。万斯显然明白上述道理，在接受提名后立即公开声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意图在外交安全领域展现更大影响力。事实上，万斯近两年就其颇有保守派特点的对外政策理念发表过不少言论看法，其主张要点在于：
第一，更加现实审慎地看待外部世界，拒绝泛化美国国家利益。万斯曾表示，自己欣赏那种“能在众人喧嚣中提醒两党领袖必须果决和小心地追求国家利益，言辞强硬但行动保持极大克制”的政治领导者。万斯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太过宽泛，仿佛“任何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以及（关于推进自由民主的）道德性行动都和美国利益相关”，这实际上导致美国的利益认知和排序出现问题，即盲目追求次要利益，而忽视美国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生命健康这一核心利益。
第二，反对耗费国力的海外战争及干预活动。万斯早年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也曾支持新保守主义鹰派以“民主改造”为名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但在接触更加强调国内优先的右翼民粹思想后，万斯的立场转向新保守主义者的对立面，转而抨击伊拉克战争及其他类似的海外干预行动是“外交政策机构欺骗人民的儿戏”，不仅无法为美国带来更安全的国际环境，还给美国国内造成极大负担。因此，对于当前俄乌冲突，万斯也是坚定的“反对援乌派”，公开表示自己“真的不在乎乌克兰发生了什么”。
第三，世界正因中美竞争日益“两极化”，美国需要重点在经济领域应对中国。万斯宣称，“中国凭借有效发挥经济影响力，正聚拢一批国家日益向集团化方向发展”；世界正根本性地进入“两极体系”，且这种“两极化”态势至少会持续二三十年。同许多美国保守派一样，万斯对华姿态强硬对立，但其“对抗中国”的逻辑思路也具有明显的侧重点，那就是比之许多共和党传统鹰派关注的战略安全问题，万斯对中国带来的“经济挑战”忧心更大。他曾表示，自己期望的对华关系模式是“美国的商品不由中国生产，美国也不和中国开战”。进而，万斯认为，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是阻碍美国从经济领域应对中国的“最大障碍”，因为这些跨国企业“依赖中国的巨大市场”。
评估万斯上述理念看法的影响，既要看到其对美国传统外交路线带来的冲击挑战，也要看到其尚未成为美国政策主流的客观现实。万斯的对外政策观包含对后冷战时代美国肆意干涉他国事务、张扬霸权做派、忽视本国民众福祉的批评和反思，对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霸权”战略形成了思想挑战。事实上，自2016年特朗普强势崛起以来，美国右翼宣扬的这类“美国外交政策有负美国人民”的论述在美国中下层白人群体中很有影响力，以至于作为建制派执政集团的拜登政府都在外交战略上有所调整，提出“中产阶级外交”“新华盛顿共识”等更加呼应美国普通民众关切的新概念、新框架。但另一方面，万斯的观点尽管新锐，但还未形成压倒性优势，包括共和党传统鹰派在内的支持霸权战略的美国精英，已经在质疑他这种带有孤立主义意味的世界观，认为这无法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更不利于笼络盟友共同应对中国。
不管最终能否胜选，特朗普的认可和提携已让万斯成为共和党新生代精英中的领军人物，其以“美国优先”为内核的对外政策观念将长远影响共和党乃至美国整体的外交安全战略走向。在这种影响下，世界恐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加不愿承担维持国际秩序成本却要继续享受霸权红利的美国，美国的盟友将生出更大的无序感和安全焦虑，而作为被美国锚定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则须做好准备迎接美国在一系列领域特别是经贸领域可能发动的更具胁迫性的“压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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