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政治转向对中国的影响
政党更迭对中英、中法关系基本面的影响有限。但作为政治更加左倾的国家，英法也许会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应对大西洋彼岸右转浪潮及其外溢冲击的重要抓手。
近期，英法接连举行的议会选举成为欧洲“大选年”的最新戏码。与此前欧洲议会选举中传统右翼和极右政党的上升之势不同，英法两国选民在事关未来政治结构的抉择中均将希望寄托于左翼力量，工党取得二战以来英国议会选举第三高的席位数，而法国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则以180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团，实现自2012年以来的“左翼复苏”。
英法两国左翼力量兴起的政治土壤和内在逻辑并不完全相同，但均反映两国人民希望改变现状和呼唤“另一种选择”。在英国，保守党执政14年带来的是脱欧冲击、经济低迷、社会撕裂、丑闻内斗、内阁动荡，民众生活水平和经济安全感持续下降，对政府及保守党的信任消耗殆尽。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领导的政府亦在退休改革、族群冲突乃至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等方面受到民众诸多批评，法国建制派“联手阻击极右”的策略也提振了左翼联盟，使其能够以呼唤公平、提振民生等主张收获更多选票，在法国“维护共和、抵制极端”的政治环境下攫取抗议票红利。
然而，在同样经历“左倾”选举后，英法两国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英国工党的大胜确保其短期内迅速组成以首相斯塔默为核心的内阁，内外政策得以按其竞选纲领有效推进。法国左翼和中间派力量联手是目前最现实的组阁方案，但双方将因各自自封阻击极右“功臣”而在总理人选、内阁位置、政策主张方面争夺不休，最终很可能由各方妥协接受的温和派人物甚至技术官僚出任总理，而马克龙总统在法国乃至欧盟内外的改革及政策愿景很可能遭遇左派更多掣肘和挑战，使得府会合作与法案推进在未来面临更大阻力。
英法等欧洲国家政坛变局恰恰也证明了一点，即百年变局的演进正对欧洲内部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将给欧洲对华关系认知与实践带来更多新的变量。
首先，中英、中法关系的积极因素有望上升。英法两国选举结果表明，聚焦国内事务、应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分化撕裂将是未来两国政府最主要的任务，因而它们在外交上将更趋于追求外部环境稳定，注重应对缓解既有危机和冲突，而非制造新的麻烦与事端。英国未来的“进步现实主义”外交虽然仍具备浓厚的跨大西洋色彩和价值观优越感，但保守党对华鹰派裹挟和绑架政府决策的压力将有所减少，斯塔默也在部分接纳所谓“去风险”“降依赖”话语的同时宣称要在气候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
此外，英国工党竞选纲领提及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新供给侧经济学”、做实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这与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绿色发展等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从而可为中英增强相互理解认同提供更扎实的基础。
至于法国，马克龙继续执政，意味着其与中国领导人对中法关系的高层引领和战略塑造有望延续，而法国新崛起的左翼力量及“国民联盟”在对华认知上的意识形态偏见相对较弱，这将有利于中法关系在舆论和政治环境层面回暖。
其次，英法可能在对华关系上更接纳以合作促发展的叙事。此次英法两国左翼崛起，反映了民众对经济发展普惠包容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而当前两国乃至整个欧洲抑通胀稳民生的关键仍是要回归发展。在此趋势下，英法两国在对华经贸方面可能会努力扩大在华市场，拓展服务业落地扎根，同时以更积极态度吸引中国投资，特别是在电动车、金融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以促进就业和产业回升，兑现选举承诺。
近期，英国首相斯塔默、财相里夫斯等工党领导人都积极承诺构建“亲商业环境”，挽回投资者对英国的信心，法国亦将与中方一道继续落实近两年领导人互访推动的航空、农食、绿色、核能等领域合作及与第三方合作的对接。
当然，目前全球总体地缘政治环境欠佳，美国仍在对中欧关系施压，特别是西方国家“去风险”“中俄一体论”等消极叙事仍不断影响它们的政策实践。因此，政党更迭对中英、中法关系基本面的影响有限。但作为政治更加左倾的国家，英法也许会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应对大西洋彼岸右转浪潮及其外溢冲击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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