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发挥人文交流的力量
曾经蓬勃发展的中美合作如今严重受限。我们迫切需要将真正的安全关切和不必要的妖魔化行动区别开来，以恢复重要的伙伴关系。这对有效应对全球挑战意义重大。
多年来，我一直飞过太平洋前往中国。2023年4月，新冠疫情旅行限制解除后，我首次重返北京。2020年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领域。但是，让我意外的是，抵达北京时我感到一切如常。尽管中美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两国诸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但我在中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交流一如既往，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次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保持学术和文化交流非常重要，它对促进相互理解和应对全球挑战同样重要。
但在我出发之前——这可能是我40年来第100次前往中国了！——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忧心忡忡，反复问我是否真的决定要去，以及我是否担心这次出行的安全。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在2022年12月取消。中美关系自特朗普上台以来逐渐冷淡，两国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像我这样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中国工作、旅行和生活的人来说，两国关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美国国务院目前甚至对中国发布了“三级”旅行警告。
但这很不正常，让我想起了两国许多同事之间的深厚联系，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从事国家安全或者军事问题。4月份，我在中国和交往大半辈子的同事、朋友重新取得联系，他们为我在漫长的三年过后重返中国感到高兴。我们都很高兴能够面对面地交流，立马就开始讲述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去年，我又三次前往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
▲由来自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和蒙大拿大学的15名学生组成的代表团于6月8至18日访问中国，图为学生代表团在北京参观故宫。
多年来，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全球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过去40年里，我一直与中国政府、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团体（其中许多团体是我在福特基金会任职期间帮助创立的）展开合作，致力于改善中国弱势群体的健康和生活。比如，帮助妇女获得安全分娩服务和其他生育健康服务，保护她们免受家庭暴力，以及，帮助感染艾滋病毒的村民获得能够拯救生命的药物和服务，并与中国活动人士合作，推动相应政策的变革。在这些及其他公共卫生问题上，我也和许多中国同事展开合作。他们拥有相同的崇高目标，致力于社会正义和遵循证据的医学（EBM），这也凸显了国际合作对解决复杂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商界、学术界、艺术界甚至政府等诸多领域，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致力于促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与合作。我们大多数人的工作远离安全问题或者敏感技术领域，但双边关系整体冷淡，给我们的行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两国已恢复对话。这对未来是不利的，因为通过两国广泛的人文交流培养出的相互理解，对避免冲突、解决全球挑战和减少人类苦难至关重要。
这种寒蝉效应不仅阻碍了我们的合作，也导致人们对前往中国旅行的安全性一直存在误解。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比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更安全，因为中国的犯罪率低、医疗体系良好，而且几乎没有枪支暴力。目前美国发出的旅行警告传递出错误的信息，导致我的家人和朋友对我2023年疫情后的首次中国之行感到担心。
话虽如此，我完全接受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现实，也支持为降低这些风险而采取的行动——许多行动其实早应该实施。然而，我担心因噎废食。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多数学生交流和学术合作与安全无关。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大幅减少，以及中国科学家离开美国，反映出当前政策的破坏性影响，也表明双边关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在日益“安全化”。
据报道，由于美国审查力度加大，2.5万多名中国的顶尖科学家已经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留在美国的很多中国科学家不再申请联邦资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创办了亚裔美国学者论坛，他指出，美国妖魔化中国以及由此引发的反亚裔仇恨情绪已经蔓延到其他领域，损害了美国本国的人才培养。
此外，特朗普政府时期，联邦调查局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等类似举措虽然已正式放弃，却在美国工作学习的中国研究生和科学家身边营造出一种恐惧氛围，甚至导致许多实验室对他们关闭大门。然而，得益于他们在中国接受的良好科学教育，中国科学家和研究生一直是美国生命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2019年，美国大学有36.9万名中国学生，同时1.1万多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2022年，仍有约29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27%。但是，2022年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不到300人，其中许多学生参加的是我目前从事的苏世民学者项目。
不过，现在情况略有好转。2023年，疫情旅行限制解除后，约700名美国学生返回中国。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霍普金斯大学南京中美研究中心、纽约大学上海分校、清华大学IUP项目和昆山杜克大学等也欢迎美国学生来华学习。但和过去相比，目前在华的美国学生数量仍相差甚远，许多本科中文项目和留学项目也已经转移到台湾地区。
两国新的政府间项目旨在邀请5万名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来华学习交流，让人想起前总统奥巴马为增加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而提出的“十万强”计划。这些举措有可能成为促进教育交流的新举措。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所说：“我们需要年轻的美国人学习普通话。我们需要年轻的美国人体验中国。”
我现在从事的项目，即苏世民学者项目，体现了促进全球理解与合作的重要性。我们每年邀请150名学者（其中40%来自美国）参加为期一年的硕士课程，内容以领导力、全球事务和中国为主，旨在培养能够应对全球挑战的下一代领导者。
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中美关系未来研究项目”等多项新举措以及重启的其他高层次学术合作正在为中美学术合作搭建新的桥梁，培养新一代中美学者。
这些积极迹象令人鼓舞，但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复杂形势仍然存在。因此，越来越需要强调促进两国合作与理解的重要性。对于国家来说，必须将真正的安全担忧和不必要的妖魔化行动区别开来。通过营造有助于恢复及促进合作的环境，我们可以为全球范围内的必要合作铺平道路，包括应对流行病等问题——流行病防范是我非常关心的领域。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亲眼目睹了跨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变革性力量。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彼此社会的了解，也为应对最紧迫的全球挑战奠定了基础。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同事相互交流并建立富有意义的关系，我们可以共同增进人类福祉，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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