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陈勇：历史，你在哪里？（五、六）
陈勇，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历史系美国史教授，曾任该校研究生院副院长（1999—2004），并担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系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著述包括：Chinese San Francisco,1850-1943：A Trans Pacific Community(2000)，中文版《华人的旧金山》（2009）；《美国史探研（续编）》（2010，合编）。曾在纽约市和费城的博物馆举办过“美国中餐馆历史”的展览（2004—2006），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生教育经费和中国教育部春晖奖。曾任美国种族和移民学会的董事，并担任美国国家人文基金和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项目评审委员。曾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成立筹备组成员（1987）。
教授治校
呆在大学这样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象牙塔里，时间过得也特别快。1999年我顺利通过大费周章的评审（审核的范围包括学术研究、教学、以及在行业、学校和社区内的服务），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 不久，我被任命为学校的研究生院副院长。一干就是五年。从进入北大开始，我就向往美国“教授治校”的传统，担任行政工作使我得以在近距离了解这一传统。
美国大学主要行政主管，一般是由知名学者担任的（但这并不是说知名学者一定担任行政职务）。我的第一位老板是学校主管学术研究的温耀明（Fred Wan）副校长，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 他的经历体现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以及亚裔人士在学术界的成功。他生于上海，在越南度过童年，在美国受教育，后来成为知名的应用数学家，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学部的主任，并被选为俄国科学院的海外院士。他是金庸的忠实读者，在工作中提携后不遗余力，颇有大侠的风范。我只做了一年他的副手，却成为我终身难忘的经历。温校长的继任者是位物理学家帕克(William Parker) 教授，他长期参加学校的管理，堪称难得的高教管理人才。共事四年期间，除了研究生工作，他也鼓励我参与科研的管理，令我受益匪浅。
这五年的经历，使得我有机会从历史专业以外的视野来认识在美国社会经济日益重要的高等教育。卡内基基金会将美国大学分成不同类别。其中一类曾被称为研究型大学， 用中文说就是所谓的一流大学。学术研究是其重要的使命。最受重视的又是在理工科（包括医学）方面的研究。因为这方面的研究能够给学校带来巨额的资金。在我任期内，我校教员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总额第一次超过了两亿美元，占当时校园年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各个大学里，这类经费有一半以上要被校方“充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身为教授的科学家们，为学校创收，又掌握着自己的经费，其主持的研究项目还资助着研究生和博士后。他们所享有的很大的自主权，即使在美国大学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今天，仍安然无恙。
大学教授在学术上的自主性，与根植于美国社会个人的人身自由和各级地方组织的高度自治同出一辙。长期以来，美国大学的运行也是基于自主的原则。近年来，权力日益扩张的联邦政府也试图蚕食高校的自治，但遇到教授们的顽强抵抗。评估是两者交锋的重要战场。传统的评估主要是以科系、或大学为单位进行整体的考察。前者由校方主导，请校外同行具体实施。学校的整体评估，则是由民间的评估组织来做，其经费来自各大学缴纳的会员费。政府机构被排斥在外，大学的自主从而得到了保障。现在，联邦政府则希望通过从检验教学成果等方法迂回挤进评估这一领域，从而达到介入大学管理的目的。一旦办学的主导权落到联邦政府手中，那么今天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美国高等教育也就将不复存在了。
以服务为宗旨是高教的另一个特点。行政人员的职责也是为教学和研究服务。我服务的范围，除了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生教育。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两块基石， 而研究生则具体体现了这两者间的密切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提高研究生在学生整体中的比例是一流大学的共同目标。即使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忘记高校服务社会的责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乃是提升社会公平。科研和高教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黑人和西裔在理工科诸领域人数极少。要改变这个状况，至少要从研究生的培养开始。我组织学校相关科系的同事成功地从国家科学基金申请到近一百万的经费，专门用来培养少数民族的理科研究生。这是诸多让我感受到服务乐趣的事情之一。
对于掌握一定行政资源的大学管理者而言，服务可以分成被动和主动两种。前者指的是尽力帮助教授们去实现他们的理念，满足他们的要求。后者则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帮助他人。我这五年中最重要的“主动服务”， 就是试图用手里的资源推动本校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改革。为的是打破历史学等人文学科所面临的困境，尤其是扩大研究生的就业能力。我在全国各地的知名大学和一些基金会中发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早就开始在推动扩展研究生训练范围，从而提高其就业能力。我在学校举办以此为题的讨论会，把校外的行家请来和我校的同事分享他们的经验，共同探讨研究生教育的改革。我和本校的同仁打的旗帜是探索文科研究生的“非主流就业途径” （我最初用的英文是alternative career）。具体的想法包括鼓励学生在专业外选一两门实用的课（比如网页设计）， 开拓企业界（尤其需要用到文科学生在写作等方面的专长的行业）和文科研究生的联系， 等等。 但是，这项改革并没有在同事中间激发起广泛的热情。这让我看到，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学科，早就成为行规森严的行业。 一位名教授私下对我说：我们培养学生，从来就是以到耶鲁这样的大学当教授为目标； 这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之一。谁会在乎你有几个学生在高校以外的机构找到了工作啊。 历史上以失败告终的改革不可胜数——王安石变法失败了； 当年希拉里携其夫克林顿刚入主白宫之时，欲革新人所诟病的美国医疗制度， 触动以医生、保险公司和制药界组成的强大垄断利益集团，仍难免败兴而归。直到现在，美国还有百分之十以上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而且，满天高涨的医疗保险费用，已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极大的包袱。相比之下，我的失利实在微不足道，但也足以提醒我，大人物改革难，小人物要改变现状难上难。对一介书生来说，还是教书、写东西来得更实在。
现实中的历史
但是，放眼世界历史，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从近代西方扩张开始形成的世界格局，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早已面目全非。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已经从欧美间的大西洋世界转移到了太平洋世界。从二战后开始的这一转移，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而完成。虽然不同的群体对于中国的经济有不同的感受，但是谁都难以否认其历史意义。在其发展的速度、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近来中国的发展是包括西方工业革命在内的任何经济巨变都远远不能比拟的。中国的改变，也是华人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国媒体也都注意到中国的发展对于华人的巨大影响。在一次采访中，我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说，中国的变化让海外华人“看到希望”。我也努力用我有限的生命和理解力去认识、感受这一巨变。几年前，承蒙张瑞敏先生的安排，我第一次参观了海尔工业园。一个几万平方米的物流站，一尘不染，也看不见一个工人。中央控制室的生产指令直接从电脑下达后，所需的部件就经自动化流程运送到了组装车间。我真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有这样的企业。张瑞敏先生话语不多，很少谈到他自己。很难想象我眼前这位低调的汉子，就是海尔奇迹背后的传奇式领军人物。 还在1984年他刚刚接手海尔时，他新拟定的规章制度中有一条是不许在车间大小便。不到20年光阴，海尔发生的变化是何其大！中国发生的变化又是何其大！这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是静悄悄地开始的——所以也出乎国内外的精英人士的意料。 在默默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不仅有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更有数以亿计的劳动大军。他们创造了廉价产品、也创造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独特模式。 包括美国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是另一个不为人注意到的群体，自中国开放以来所吸引的外资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他们。 有人说，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有时候到了天真的地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幼稚得完全看不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是因为中国的强盛是他们一百多年来的梦。 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提高了华人的地位，也极大地扩展了海外华人的舞台。 目睹今天华人的经历、分享其感受，也加深了我对早年华人的理解。
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令人震撼的变化，把历史从遥远的异国他乡一下又拖回到我们身边，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真实， 体会到我们是滚滚往前的历史洪流中的一部分 ——一个很微小的部分。 历史并不只属于历史学家；历史的洪流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历史学家。 这也给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今天，社会赋予历史学家的责任，更多是记叙、描述历史，而不是诠释往昔、指点未来。 但是专业历史研究者却不能停止思想。我们要不停地思考现实与历史的关联，要不停地探索我们个人的生命与我们所描述的社会进程间的联系。我们更应当在参与中思考和学习。一旦我们停止了思索、一旦我们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来， 那就是历史学的真正危机，也是我们生命的危机。
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只要用心去追求，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都会发现她的身影。
本文原载于《在美国发现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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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朗读者：刘淼
责任编辑：黄琲 排版编辑：黄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