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源于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的“技术意向性”与作为生态心理学关键概念的“环境可供性”，共同为新媒介研究揭开了一个重要面向，并不断深化与拓宽着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这两种理论尽管诞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但却共同关照了技术如何与人类社会交互共生的核心命题，不约而同地在认识论上超越了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环境可供性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回答了技术意向性的思辨提问，进而又在技术意向性的多元关系中挖掘自身理论的应用价值：媒介人工物的可供性，在“人-技-世界”的“中介”关系中“具身”了用户，“诠释”了世界；又在“它异”关系中被识别和指出；终在“背景”关系中体现为一种历时性的影响和塑造。
关键词 新媒介技术；技术意向性；环境可供性
关于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长久以来不同研究路径的学者跨越学科边界，形成了密切互动的对话与交锋，并给予其中的“媒介技术”以高度关注。无论是价值层面的批判与中立，还是在“文化/技术共生论”两端的软决定论与硬决定论，均共同承认了媒介技术在人类交往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界定性作用。较之主流传播学的技术观，这些多维视野更早地超越了工具论并不断深化和拓宽着媒介研究的范畴。其中，现象学技术哲学和生态心理学作为新媒介研究的重要思想源泉，分别提出了“技术意向性”和“环境可供性”这两种对媒介物质性命题颇具代表性和启发性的洞见。一、核心命题的异源同流：媒介技术环境所具有的意向性和可供性探讨“技术意向性”与“环境可供性”这两个理论命题何以为新媒介研究提供独特视野和思维框架，需要首先厘清两者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学术传统与文化土壤。关于技术哲学的思想来源，美国工程学-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划分为“社会-政治批判传统、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 ，涉及马克思、埃吕尔、杜威、海德格尔、芒福德等思想家。其中，基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发展起来的技术哲学揭开了新媒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即“技术意向性”。“意向性”最初是由心理学引入哲学的一个术语，专指人的意识所具有的意向属性，那么技术人工物何以具有意向性呢？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看来，人是通过对工具的使用与世界打交道的，换言之技术工具在人的操劳中塑造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观点在其《存在与时间》（1927）中被阐述为人作为“此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种“在世”（being-in-the-world）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技术性的存在，技术工具本质上是一种“为了作……之用”的东西，通过其具有的指向结构，将周围世界揭示出来，例如，带顶篷的月台考虑到了风雨，公共照明设备考虑到了黑暗。这与媒介环境学先驱哈德罗·伊尼斯（Harold Innis）提出的“传播的偏向”（1951）非常类似，伊尼斯认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的偏向，其为中西方文明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然而，无论是工具的“形式指引”还是“传播的偏向”，都关注了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意向性”，而技术意向性的进一层含义更强调这种倾向或导向性是人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对自身行为的塑造。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受海德格尔将意向性引入实践层面的启发，在批判地吸收其思想的基础上，于《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中明确提出了“技术意向性”（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这一概念，认为技术是一种看待和揭示世界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在世的行动、知觉和理解，并基于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强调了人的知觉可以借助技术工具得到极大的延伸。同时，伊德又受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借助具体的实例将“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分为了具身、诠释、它异和背景四种变项，这种“人-技”关系的多元存在尽可能地展现出了技术经验的丰富性（技术所具有的不同意向），为媒介环境学分析探讨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现象学的基本立场。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James J·Gibson）在《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1979）中提出了“affordance”的理论假设。这一理论虽然未受到主流心理学界的充分重视，但在认知科学以及人机交互、人工智能和环境设计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也正因如此，这一核心概念在哲学、心理学、设计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专业的译介过程中产生了诸如可供性、功能承受性、示能、符担性、动允性、功能承担等二十多种译法。目前，学界开始普遍采用“可供性”的表达，缘于用“可”与“供”的结合来提炼概括人的行为可能与环境提供属性的兼容之意。一方面，可供性指向观察者，直接知觉理论是其诞生的心理学基础。吉布森曾在早年借用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的“效价（valence）”概念来代表他所察觉到的环境物体的内在意向与价值考量，从那时起他已经开始对“刺激-反应”的信息加工理论产生了怀疑。在《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中，吉布森否弃了基于意识与物质二元对立的间接知觉理论传统，重新提出了一个“直接知觉”模型，以回应他开篇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我们如何看待周边的环境？我们如何看出事物的用处？如何知道怎样处理事情？……”如果说，知觉是一系列组织并解释外界客体和事件产生的感觉信息加工过程（吉布森曾提到知觉是看、听、触摸、品味或嗅探的活动），那么“直接知觉”理论认为，这一加工过程的顺序不是客观事物先作用于感官，进而在头脑中推理式地产生对环境认识的心灵结构，而是直接产生于人在环境中的行为活动，人与环境的互动才是知觉产生的关键，因为人具有直接拾取甚至是无意识拾取环境信息并适应环境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供性指向环境，“外在世界有意义”这一观点奠定了其生态整体观的基石。吉布森指出环境中具有与有机体生存相关的丰富生态信息资源是可供性存在的前提。此处，环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卢因含有主观意蕴的“效价”，更强调事物的可供性并不会随着观察者的主观意愿而改变，而是观察者根据其需要，可能意识或注意到可供性，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可供性作为一种固定的存在供人们感知。但同时，这里的环境又是相对的，与物理科学所指的物质世界不同，它是与人们感知和行为发生关系的环境。对此，吉布森提出了“小生境”概念来解读人与环境的整体性，与“生活场景”有一定的相似性。此外，吉布森也关注到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性，并承认人们表述方式的概念化产生了新的交互方式——文化，这一层面的可供性将更加复杂。随后发展的“可供性”理论将技术物质世界与人文社会生活联结起来，由最初的观照“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引申至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关注，承认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双向塑造，认为“技术可供性”是通过人与技术的互动而浮现出来，进而形塑人们对技术所采取的行动。在近年来的传播学研究中，它被用于阐释媒介环境能够给人们提供的行动可能性。二、研究范式的异曲同工：可供性作为验证技术意向性的解答方案用现象学技术哲学的观点来看媒介研究的初衷，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去蔽”——在媒介化的生存环境中揭示那些因司空见惯而觉得自然如此的媒介物。而生态心理学的开创者吉布森在对其核心概念进行论述与阐释的过程中，也的确带有非常明显的强调体验的现象学特征。两者的理论目标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技术意向性与环境可供性的共识不胜枚举。（一）认识论上的共通：质疑和反对笛卡尔的精神与物质二元论首先，两者都将人如何感知世界的问题从精神意识转移到行为活动的环境上，抛弃了传统的“心-身、主-客、结构-功能”二元对立的术语群，认为物质能动性已经被整合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将与此相关的诸如结构或物性、目的或意向、使用和背景等一切因素都作为其解释要素。梅洛-庞蒂在《知觉的世界》（1948）中指出，物和它的显现方式是根本不可能区分开的。所以，在媒介研究中也不能把呈现出来的内容和这内容呈现给受众的方式分开。换言之，就是我们要用理解一个新使用行为的方式，来理解某个媒介物。海德格尔的“在世存有”“上手和在手”的关系，也与环境可供性理论不谋而合。可以明显看出，两者都聚焦于描述人工物能为处于当前世界或生态环境中的人们提供何种行动可能性，以及技术如何塑造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其次，两者都特别强调知觉与行动的耦合性，几乎在同一时期先后提出“具身”思想。梅洛-庞蒂将“身体”作为描述体验的路径，认为观念合成来自于身体而并非来自于想法，身体提供了知觉世界的条件和来自于知觉的意义，身体嵌入世界之中，是共在的关系。在媒介研究中，在每一种媒介人工物之中都可以发现某种存在风格，而这种存在风格使这些媒介物变成了人的行为的镜子。吉布森的可供性也一再强调“人在知觉中行动，在行动中知觉”，因此环境属性与身体动作的契合度就暗示了人的行动的可能性与限制性。多数情况下，可供性的知觉会正确引导行为，有时也会误导，视觉悬崖实验就是典型例子：婴儿因为视知觉直接识别了空间信息，将支撑面误以为是一个悬崖，即使有妈妈召唤也停止了向前爬行，这说明了通过身体知觉环境属性的能力是人与生俱来的，而非有意识地通过思考其长宽高从而来断定这是一个危险的深坑。此外，两者均认为“人-技术-世界”的关系是悬而未决的，是有待发生和塑造的。现象学技术哲学认为技术人工物并非价值无涉，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技术人工物可以传达完全不同的知觉或意义。生态心理学也认为大多数技术人工物拥有一种以上的效用，人们对人工物可供性的实际感知程度，将环境对象用于何种行为取决于人的心理状态，包括文化习惯、社会环境、经验和意向等。（二）研究方法上的异同：经验世界的宏观阐释与实证主义的心理实验尽管有学者评价吉布森的理论哲学意味浓重，实证基础不足，但实际上，他作为实验心理学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通过实际的试验和测量来获取证据，在《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中，除了前述著名的“视崖实验”之外，还介绍了“着陆判断、隐约出现、半透明眼罩、玻璃板、假拟通道、木桩高度判断、水平距离判断、纹理速度斜坡知觉、扭曲房间、梯形窗”等众多实验，最终形成了以直接知觉理论为基础的生态心理学。而生态心理学的后继学者也进行了诸如“楼梯攀爬、裂口跨越、携带物体、使用工具、虚拟现实技术加剧模拟动晕症”等大量知觉实验，以论证可供性的存在和机制原理。实证主义往往拒斥采用思辨的研究范式，而以胡塞尔为开端的现象学思潮，则认为实证主义过分强调了量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重要性，而在原则上忽视了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研究。胡塞尔强调从主观体验来认识外部世界，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虽与胡塞尔有所分歧，但他也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只要我们仅仅去表象和追逐技术因素，借此找出或者回避这种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就绝不能经验到我们与技术之本质的关系”。海德格尔更主张对经验世界和探寻人与技术关系这个问题采取宏观阐释的思想进路。实证主义与现象学在研究风格与手段上的巨大差异，也深刻影响了同时代的社会心理学发展。接受实证主义的一派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观察的行为；接受现象学理论方法的一派则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被试主体的直接经验，如人的愿望、意向和体验，强调的是主体的能动性和经验行为的动态连续性。而后者在传播学的文化交流转向中影响更加显著。需要指出的是，阐释主义和实证主义同属经验范式。现象学是一种技术哲学家们对待经验的态度，是一种指导心理学家看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它无法代替深入细致的具体实证方法，离开了实证方法的支持，现象学将是空洞的。因此，现象学并不排斥实证方法，两者相互依存。三、媒介研究的殊途同归：在技术意向性的多元关系中挖掘可供性结合现象学技术哲学和生态心理学的观点，一种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可以与多种结果相关联，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人们对其所在媒介环境的看法。正如基于互联网的移动终端的广泛普及，让手机这种移动媒体对于每一位用户都产生了各不相同的用途，这种技术功能所提供的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与人的知觉发生关系，使用户在身处媒介环境中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塑造着自身的行为习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结果。将这样的多元关系置于伊德技术意向性四种变项的框架中来考察，会发现媒介技术在“具身”关系和“诠释”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在“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中分别扮演着准他者和不在场的角色，即在媒介技术的发展进程中，它逐渐从人的感知层面脱离开来，转向认知中的他者角色，并且最后成为经验场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运用可供性的思路来阐释这种“人-技”关系，就是有机体与技术人工物的协调性逐渐隐藏在媒介使用行为之中。用户刚接触某一媒介产品时，或欣然接受，或有所不适，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会有所调整，养成新的行为习惯来适应媒介物的属性，这时技术介入的他组织属性过渡到人的行为调适趋向于自组织属性。而技术的不在场，正是因为其恰当的可供性，达到了媒介人工物与身体行为的契合，引发自然的使用行为。人们通过媒介技术对世界的揭示，不仅是在媒介技术构建的时空场景中完成的，也是在技术呈现的信息文本对生活情境的解释能力中成形的。这被伊德阐释为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通过媒介技术来看世界）和诠释关系（看到由媒介技术呈现的世界）。在这两种关系之中，媒介技术都是一种中介的存在，此处的“中介”作为一种技术居间的意向性，与通常意义上的“渠道、手段”并非一个概念。在荷兰哲学家费尔贝克（P·Verbeek）看来，这种中介关系是人在使用技术时，技术所发挥的塑造人的行为和人所面向的世界的居间作用，即介入人与世界之间，使两者发生关系的第三者，如果没有这个中介，那么关系就不会存在。因此，当分析媒介人工物的中介作用时，不能认为这种中介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渠道，而是存在于主客体的相互构成之中，一种塑造了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中介”。这就像“媒介”在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的“传播仪式观”与传统的“信息传递观”中角色迥然不同是一个道理。在传递观之下媒体是传输信息的渠道，在仪式观之中“传播不仅仅是再现，而是一种互动、一整套社会实践，是对世界的形塑和建构，是将人类关系中那些融合了技术和概念的符号形式自然地展现出来的过程”。借用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表述，“传媒就是要素，没有它也就没有在传媒中清楚表达的东西。因为没有媒介的信息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其实他们就是一回事”，麦克卢汉则一言以蔽之——“媒介即讯息”。一方面，在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中，作为媒介技术使用者的“此在”被“消散”了，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操劳消散于上手（ready-to-hand）的用具”，工具的上手状态被描述为技术在使用（直接经验）中的抽身而去。无独有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提出了“媒介即人的延伸”，吉布森在《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中，也指出了“工具在使用时即是人手的延伸，几乎成为用户身体的一部分。这在当今移动互联网的阅读场景中，体现为用户使用移动终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在超链接的文本间来回跳转，利用分分秒秒的零散时间断断续续地读取信息碎片，并自然无察觉地适应了这种短时间、轻松化、低障碍的知识获取方式，此时用户关注的并非数字阅读方式，而是通过媒介技术所扩展的世界，其知觉结构被图示为“（人-技术）→世界”。另一方面，在诠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中，新媒介技术（如数字技术）所具备的呈现世界的特殊方式满足了用户对世界的知觉需要，因此用户关注的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数字技术带来的碎片信息诠释出的简化后的世界，并偏爱这种将无数信息化繁为简的知觉，这种知觉结构被伊德称为“诠释关系”，图示为“人→（技术-世界）”。在此时的用户眼中，新媒介技术对世界的诠释是透明性（清楚而直接）的，并且不需要付出有意识的努力去获取这种解释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在诠释关系的媒介使用实践中，也可以保持与具身关系相同的不自觉的自发性感觉。英国认知考古学家马拉福瑞斯（Lambros Malafouris）围绕“物质能动性”议题，提出了物质介入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认为物质文化不是被动地表征世界，而是积极地创生和带出世界。这种物质能动性，在共时层面是可观察的，即当下的时间尺度内，表现为外部资源在信息加工和行为控制中的可供性；而在历时层面则是潜移默化的，即在长期的时间尺度中表现为物质文化在人类心灵演化和发育中的塑造作用。这样的“物质能动性”在伊德的技术哲学中被归纳为“人-技”的它异关系与背景关系。一方面，在“它异”关系（alterity relations）中，媒介技术作为被聚焦的实体出现，接受着“此在”赋予的不同形式的多重关注，这种关系被伊德图示为“人→技术-（-世界）”。在这种情况中世界成为情境和背景，媒介技术则作为人们随时随地与之打交道的前景和准它者出现。伊德在它异关系中讨论了技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它者或准它者（quasi-other），同时指出不同的可供性（原文中为意向性）在媒介技术的使用中被识别和指出，存在着多种情形。对技术它者性的关注既不能落入纯客观描述而忽略其意向性分析，同时在呈现意义所引申出的倾向上，也不是只有负面的。首先，技术失效是它异现象的一个线索。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在工具不合用，从“上手”状态转变为“在手”（presence-at-hand）状态时，我们才关注工具的存在，将其作为一个对象来认知。如一些移动阅读终端的屏读吃力和使用障碍，对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就是一种“他者”形式的技术存在。其次，当“此在”感知到技术特征这种存在现象时，“存在”被贴上了本质标签，变成了“存在者”。如数字阅读技术被广泛应用和识别指出后，要么因其对碎片时间和海量信息的充分利用而被青睐和追捧，要么因其带来的散乱无序、娱乐浅薄而遭到批判和抵制，现实中往往是后者居多。其三，是将人工物人格化，包括但不限于赋予人工物以神圣地位、在竞赛中将机器作为对手、着迷沉溺于拟人或镜像的技术如电子游戏、电影等。此外，伊德还将黑格尔（G.W.F. Hegel）用以说明主客体分裂对立、主奴关系倒转的“异化”现象也考虑进来作为一种它者的形式。如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警惕，AI从事文学创作和新闻报道这种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准他者”，往往会因人们对未来趋势（当人工智能有了自我意识与准生命体接近）的构想而揭示出技术异化和恐惧的一面，即人类发明的东西超越了我们自己并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其技术意向性和它异性则尤为凸显。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探索技术的更多可供性，以发挥其对人类发展有利的意向。另一方面，在“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中，媒介环境的可供性则体现为一种历时性的影响和塑造。此时的技术作为一种不在场的显现，超越了它者的存在，已经达到了可供性理论所追求的“好的技术人工物与有机体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融为一体”的状态，是在更广阔的范围中以更微妙的间接方式构造着社会环境，展示着它独特的非中立的技术意向性。就像基于数字技术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已经从人们考察和审视的对象转入到了媒介环境和技术背景之中。这时，碎片化作为背景墙，虽然不在被关注的焦点位置，但却形塑着阅读活动的情境和人们精神世界的交流方式。又如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背景化，“手机百度”早已更名为“百度”，其他移动终端的应用也集体告别了“手机”的前缀，移动互联网的载体正在人们眼中“消失”，智媒时代的来临将原本聚焦在移动终端的交互关系解构掉；更不用说搜索引擎的技术模块也早已经植入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和应用之中成为背景，在这样的背景关系中，思考问题时“看看别人怎么说，听听其他人观点”已经成为互联网用户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和交互行为。在马拉福瑞斯的观点中，“背景”关系被解释为一种与环境共生的具有延展性的整体意向性。这在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erowitz）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论证的儿童社会化、男女气质融合等案例中可以得到印证。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形塑和划分不同世代人群的喜好与表达方式等方面从未放慢脚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手游动漫、社交媒体成长起来的Z世代（1995-2009年间出生）与伴随着游戏机、电脑、互联网成长起来的Y世代（1980-1994年间出生）两个相邻代际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差异，遑论父辈与子辈的隔代人在媒介技术迅速迭代的背景下呈现出文化反哺和家庭传播的反向社会化，更是媒介环境可供性历时塑造作用的鲜明注脚。
作者： 董子铭，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1731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6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