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 白红义 | 新闻权威：一个经典概念的形成、逻辑与议程
摘要 新闻权威关注的是一项具体职业的权威性。可以说，新闻权威概念吸纳了社会学研究中职业权威的基本内核，将权威视为是不断变化的概念，但又根据自身的特殊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延展。尽管各类职业权威在当下都遭受了冲击，但是作为与技术关系更为紧密的新闻权威，在社会环境、新闻环境、技术环境的变化中，却呈现出了独特的样貌。对此，本文尝试从概念的形成、逻辑和议程三个维度出发，对新闻权威的起源和入场进行分析，并在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的情况下，对新闻权威的未来进行思考。
关键词 新闻权威；职业权威；新闻业；新闻研究
近些年，新闻业似乎正在遭遇一次“大起大落”。尽管学者们对新闻业“危机”的概念、标准、叙事有着不同的判断，但资本和技术正在改变新闻业的生存逻辑，并使“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构之一”的新闻业深陷营收困境之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研究者甚至表示，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正在呈现出鲜明的“去合法化”和“再合法化”的特性。不过，新冠疫情的出现，似乎在提醒着人们，尽管多元化的媒介已经成为了一项“基础设施”，但在“众声喧哗”下，人们格外需要真实、准确、可靠的信息。新闻业的地位和价值在疫情中被强调。由于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出现和流行，越来越多的人们期冀透过新闻业了解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和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应当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毫无疑问，今天的研究者正在思考泽利泽所言的“新闻业可能成为什么（What journalism could be）”式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对新闻业在疫情期间的角色进行剖析，以反思新闻业在当下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诚然，有关新闻业角色、性质、地位的讨论并非始于新冠疫情时期，可以说，自从足以影响到新闻业“讲故事能力”的行动者出现后，研究者们就没有中断过对新闻业地位的反思。但是，如何从理论的维度对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解读，却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简单来说，尽管不同研究者使用的范式、方法、策略有所不同，并且对新闻业变迁的阐述有所差异，但是学者们表达的核心思想都是：在动荡的新媒介环境下，新闻业不再是唯一的“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包括新闻业在内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拉扯、牵制或是塑造，正在影响着新闻业讲故事的能力。
这种合法的讲故事的能力，正是本文探讨的新闻权威。作为一项衍生于职业社会学领域的概念，职业权威在新闻研究领域的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新闻业变迁的有效路径。学者吉特林（Gitlin）将“难以捉摸的新闻权威”的衰落视为新闻业当下困境的表现，卡尔森（Carlson）、柯丁顿（Coddington）等研究者也从不同维度强调了新闻权威的建构和解构逻辑。可以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新闻权威正被学界日益重视。由此，本文的目的有三：其一，大量的研究者将新闻权威视为一项既有概念并进行使用，但鲜有研究对其起源和入场进行追问。因此，我们将对已成为新闻研究领域重要概念的新闻权威的起源为何以及如何入场进行剖析。其二，我们希望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闻权威作为一项概念的使用逻辑。简言之，当人们探讨新闻权威时，究竟在讨论什么？是仅仅将权威视为一项概念考量新闻业的变迁，还是对概念背后的行动者逻辑或场域逻辑进行探讨？其三，本文还将对新闻权威的概念议程进行分析，尤其思索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新闻权威这一概念发生了何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体现出了何种意涵。
一、概念形成：对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关注
自古至今，权威被视为某种特殊的权力。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将旧的权威理念视为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强制力和屈服性的基础之上。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权威理念意味着不平等、认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具有强烈秩序性的权威逐渐退场。在今天，旧的权威观念正在逐渐被研究者抛弃。学者们期待寻找对权威的新解释逻辑。特别是在当下，权威不再是不能质疑的、一成不变的。权威与合法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合法性最为直接的体现，因此权威影响着人们对某些群体或事物的根本看法。与旧的权威理论不同，当下的权威研究主要采用建构主义视角。学者们不仅关注这些权威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更侧重于分析哪些因素在权威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与职业权威有关的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开始思索，这些在某些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职业究竟为何拥有职业权威。这些权威并非是自古就有，而明显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学者斯塔尔在对医学群体进行了分析后指出，作为一项职业群体，其权威已经“超越了临床边界（clinical boundaries）”，并逐渐造就了自身在社会和政治等层面的影响。
新闻权威的提出和社会学领域的职业权威研究有着一定关联。与斯塔尔在分析医学职业群体过程中提及的“文化权威与社会控制（Cultural Authority and Occupational Control）”类似，新闻权威概念的出现同样始于学者们对特定职业群体的关注。1986年，学者伊森提出了新闻权威概念。与职业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类似，伊森也将新闻权威与职业的工作内容以及在其他行动者心目中的地位相关联。作为一项以内容生产为主的职业，新闻业的职业权威与其报道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在这项名为《新闻权威》（On Journalistic Authority）的研究中，伊森分析了著名的“珍妮特·库克事件”。伊森直言，新闻“作者在读者面前，总是有不稳定的权威”。即便在“稳定的时期”，他们也经常“遭遇到质疑”。新闻工作者自身的努力影响着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同样，读者的态度也影响着新闻业的行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新闻权威确立的过程与读者对新闻业的认知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与职业社会学领域学者的观点类似，即其他行动者对专业群体的态度可能会影响其职业权威。
不过，新闻权威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源于泽利泽在上世纪末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在她看来，新闻权威的存在与新闻业的自我实践直接相关。这些研究既包括她对新闻业有关“肯尼迪遇刺事件”报道过程的分析、对新闻业日常职业实践的话语、修辞、行动策略的探讨，也包括她著名的《记者作为阐释社群》（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研究。在泽利泽看来，由于新闻生产的封闭性，“公众难以核验他或是她究竟做了什么”。不仅如此，她还对新闻权威如何建构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泽利泽对新闻权威的贡献整理为三点：首先，尽管并不否认其他行动者、其他要素在新闻权威建构中的作用，但整体而言，泽利泽更加强调新闻业在建构新闻权威中的主导性地位。在传播尚未普及的彼时，新闻业有着先天的媒介近用权，甚至自身就是媒介的掌控者。其次，泽利泽认为，新闻业的权威建构过程并非是盲目的、偶然的，而是极具策略的。比如，新闻业会在日常新闻实践中标榜“我就在现场”“我能够接触到当事人”，甚至频繁切换“目击者、代言人、调查者和阐释者”身份，“将其他群体的话语进行报道，以此使新闻业自身在媒介的记录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不仅如此，新闻业在实践中，还会有意识地提升自身在社会各界中的位置。在强化自身的精英身份的同时，对报道的合法性进行强调。最后，新闻权威的建构属性凸显了新闻权威的不确定性。由于新闻权威的建立和维系过于依赖新闻业的表现，因此新闻业细微的策略性变化都可能影响新闻权威。
如果说伊森探讨的是“什么影响新闻权威”，那么泽利泽关注的则是“新闻权威如何建构”。与社会学者关注特定职业如何受到国家、资本、公众、文化等因素影响其职业权威性不同，泽利泽更加侧重对职业行为如何产生职业权威的关注。通过一系列对新闻业的研究，泽利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有关新闻权威的分析框架。后续的研究者得以遵循这一框架，对新闻业运作逻辑、生产流程、表达策略进行分析，以分析新闻权威如何建立和维系。例如，有研究者就对一些具体的表达习惯和新闻权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可以说，通过对西方新闻业的细致分析，泽利泽对新闻权威概念的入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不过，由于被认为过于关注话语修辞等因素在权威建构中的作用，泽利泽的研究也遭致了一定的批评。但无法否认的是，泽利泽的系列研究对后世有着巨大的意义。学者陈楚洁就在对新闻业研究的文化路径转向分析时表示，泽利泽的研究标志着“文化视角的新闻社会学研究”入场。
二、概念逻辑：对主体、客体和场域的关注
新闻权威是对新闻现象抽象出的一项概念。因此其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无法与新闻业及其所在环境相割舍。如果说学者们在20世纪对新闻权威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以及越轨事件对新闻职业群体的影响等方面，那么研究者们在21世纪的聚焦则在于越来越多的行动主体、技术客体如何影响新闻权威。显然，资本、技术等力量在影响新闻业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学者们对新闻权威的理解。此外，“国家”也逐渐在新闻权威的研究中入场。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新闻业和国家关系较为紧密的中国，同样也出现在曾经一度将国家“悬置”起来开展新闻研究的西方学界。如果我们将新闻业以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为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我们会发现当下新闻权威的概念逻辑实际上是对主体、客体和所在场域的关注。下面，我们将对主体、客体和场域三种逻辑进行讨论。
主体逻辑意味着学者们对不同行动主体的关注，并探讨新闻业和其他行动者如何自我言说、界定自身以及如何影响新闻权威。在这里，新闻权威被视为是传统新闻业的专属权力，有着显著的排他性。我们可以将与主体逻辑相关的研究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新闻业如何有意识地对新闻权威进行生产和再造，并如何与其他行动者争夺权威。研究者们发现，新闻业可以在日常生产实践中运用各类策略，建立或维系报道文本以及职业自身作为合法的故事讲述者的身份，亦或是通过建构集体记忆，完成职业权威的宣誓。此外，权威维护也是维系现有权威的重要途径。这主要体现在新闻业对行业丑闻进行排斥，并对现有范式进行修补。第二类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在新技术不断出现的当下，新闻业如何被外界变化影响。如陈楚洁和袁梦倩所言，新技术的出现，导致其他行动者成为侵蚀新闻业文化权威的主体。韦斯伯（Waisbord）也表示，新闻业只是当下传播环境中的一员，它无法控制其他行动者的话语和行为。新的行动者参与到了传播的竞争中，并成为了重塑传播场域的重要力量。学者们通过思考新的行动者的入场和行为，分析新闻权威发生了何种改变。
客体逻辑的出现意味着技术正在成为新闻权威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客体被视为是可以改变行动者行动逻辑、空间位置的推动力。与主体逻辑不同，客体逻辑更加强调层出不穷的技术如何改变新闻从业者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并如何进一步改变新闻业。毫无疑问，本世纪的新闻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技术本身。尽管数字技术需要借助于其使用者才能实现其主体作用，但是客体在被不同行动者运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例如卡尔森就将机器人写作视为新闻权威的侵蚀者。尽管新闻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贴上了“钝于变迁”的标签，但是各类层出不穷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正在产生诸多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结果。在传播民主化已然从理想成为现实的今天，新闻业正在逐渐丧失故事讲述的专属权力。故事讲述能力的丧失，也意味着新闻权威正在受到影响。卡尔森、卡尔松（Karlsson）、白红义等学者都在研究中提及了技术对新闻业的职业权威的影响。尽管不同研究者对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有着不同的判断，但客体对新闻权威的影响和改变却已然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场域逻辑与主体逻辑、客体逻辑有着诸多交叉。场域是各类行动主体、技术客体开展行动的场所。但是，相比较而言，主体逻辑和客体逻辑更加关注单一行动者如何行动以及其行动逻辑，场域更加强调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不同目的的行动者如何碰撞以及产生了何种后果，特别是强调对场域内部既有格局产生的影响。场域是一个典型的空间分析视角。因此场域逻辑更加强调关注不同的主体、客体如何展开互动。具体而言，对于场域的关注体现在学者们从国家、职业、技术等视角进行宏观的分析。在近些年的新闻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西方学者们开始关注权力、政治家、国家对新闻业的影响。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带来的去专业化的趋势，也在深刻影响着场域的内部结构。在多重行动者交织、多重客体叠加的情况下，场域显然成为了研究者们思考新闻业的必然路径。面对外界复杂力量对新闻业的冲击，新闻业也在不断调整自身行为，参与到场域内部的话语和实践中。
可以说，主体、客体和场域是理解新闻权威变化的三把钥匙。如果说新闻业在上世纪还处在相对固态的形态下，那么今天的新闻业正在褪去其原本的精英色彩。在此情形下，新闻业逐渐成为一项“液态”的职业。而这种液态的体现之一正是新闻权威的不确定性。尽管来自政治、技术和资本环境的变化正在改变新闻业，但毫无悬念的是，这种改变仍将继续。在不确定性已然成为了常态的当下，主体、客体和场域三种逻辑成为了分析新闻权威的钥匙。学者们可以从这三种逻辑出发，探讨新闻权威何以建构，又如何受到来自行动者、技术和场域的影响。
三、概念议程：动荡变化中的新闻权威
新闻权威概念关注的是一项具体职业的权威性。可以说，新闻权威概念吸纳了社会学研究中职业权威研究的基本内核，即将权威视为是不断变化的概念，但又根据自身的特殊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逻辑延展。尽管各类职业权威在当下都遭受到了冲击，但是作为与技术关系更为紧密的新闻权威，在社会环境、新闻环境、技术环境的变化中呈现出了独特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将对这些变化进行简要梳理。
其一，新闻权威的内涵正在不断演进。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新闻权威还只是一个描述性概念，缺乏清晰和完善的内核，那么在今天，新闻权威的内涵已经明显更为清晰。以泽利泽为代表的研究者在上世纪逐步提出了新闻权威的内涵。在本世纪，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试图完善和明晰新闻权威的内涵、特点或组成要素。厄舍（Usher）认为新闻权威是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表现。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她强调新闻权威不仅可以通过知识体系和对自身的探讨得以树立，同样也可以从用户信任、消息来源、时间模式和实践（temporal patterns and practices）等领域获取。2017年，卡尔森也再次系统整理和明确了新闻权威的内涵，并出版了名为《新闻权威》的著作。柯丁顿将卡尔森的新闻权威观点整理为三部分：职业群体认同、新闻文本实践和元话语。职业群体认同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将自身视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而群体内部有着较为接近的“价值观、信仰和规范性实践”；新闻文本实践指的是新闻从业者有意识地调用各类策略进行新闻文本生产，并在最终的新闻产品中融入了众多宣誓正当性的技巧性话语、文本和修辞；元话语指的是新闻业通过讲述自身如何在场和创作故事，博取公众认可的行为。在卡尔森提出的新闻权威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柯丁顿对知识工作的实践（the practices of knowledge work）进行了强调，并认为其应当成为新闻权威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知识工作与文本工作实践相关联”，并且知识工作关注新闻生产，特别是“知识生产相关的过程”。在今天，知识权威有着诸多不确定性。因此柯丁顿将知识工作的纳入，更加凸显了新闻权威的动荡和变化。
其二，对新闻权威的解读正在日趋多元化。早前的新闻权威研究，有着一定的新闻中心主义特性。但是学者们在对新闻业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却对新闻权威采用了不同的解读方式。例如，童静蓉在一项针对中国新闻业的研究中使用了“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这一概念。可以说，认知权威与一些研究者使用的、从文化权威维度分析新闻权威的路径有所不同。童静蓉使用的认知权威概念来自于社会学者吉尔因（Gieryn）对“科学的文化边界（cultural boundaries of science）”的研究。在研究中，吉尔因提出了认知权威的具体内涵。与文化权威相比，认知权威更加关注“认知”，关注新闻业在创造知识、界定现实方面的权力。多元化的解读使新闻权威这一概念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新闻权威不仅成为了度量新闻业变迁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项解释新闻业基本特性和职业行为的有效理论。
其三，新闻权威的跨文化使用正在散发活力。可以说，脱胎于西方职业社会学的职业权威概念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新闻权威的产生同样有着鲜明的西方色彩，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对这一概念进行非西方语境下的理论尝试。同样，中国语境下的研究者也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了国内。近些年，有关中国问题的新闻权威研究正在逐渐增多。在本土化的路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使用了新闻权威概念对中国问题、中国现象进行了探讨，同时还对新闻权威理论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完善。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处只举出三个例子。其一，西方学者蒂默曼斯（Timmermans）在一项对医疗领域的研究中指出，一旦特定群体拥有过度的垄断性权力，将会导致其他的行动者“纠正主导者‘过度’的权力基础（'excessive' power base）”。不仅如此，西方新闻权威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去专业化”的路径，或者说“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并存的路径。但是，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业变化却难以用该说法进行解释，原因是当“去专业化”力量出现在中国新闻场域时，“专业化”的力量实际上尚未完成。其二，西方研究者在探讨新闻权威时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新闻业本身是一个整体，不同机构、不同层级的从业者对新闻业的基本范式和运作模式有着大体一致的判断。但中国研究者却表示，由于“两种范式”媒介的存在，不同类型的媒介在权威话语的表述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三，中国语境的研究者还探讨了国家在新闻权威建构中的作用。官方认可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业及其相关事务的正当性。综上所述，无论是探讨新闻业“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趋势和新闻权威的关系，或是将“两种范式”的媒介对新闻权威的影响加以分析，还是思考国家在新闻权威建构中的作用，都凸显了中国语境研究者在新闻权威本土化使用和调适时的努力。
四、结语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新闻业都有着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一项职业，新闻业负责收集和传播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件，并将其传递给新闻用户。不仅如此，新闻业的报道形式、报道内容会影响用户，甚至影响社会。今天的新闻业正在遭遇来自外界力量的冲击，并逐渐成为了传播环境的成员之一。不过，正如童静蓉的研究揭示的，尽管当下新闻业存在着不确定性，但对新闻业而言，这些变化似乎是一把双刃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重思新闻业的样貌，而不应被既有现象遮蔽。例如，学者泽利泽就表示，过分对某些话语的强调，可能让我们忽视一些事实，作出并不准确的判断。新闻权威正是能够帮助我们分析新闻业变迁的一项理论概念。通过对主体、客体和场域的分析，人们能够重新思索新闻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对新闻业变迁背后的逻辑进行审视。
起源于社会学领域的职业权威概念是一个典型的建构主义概念。而“建构”的核心正在于通过某种途径建立和维系权威。与“管辖权”理论类似，职业权威强调的同样是具体职业对特定技能和知识的支配性权威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新闻研究学者们将职业权威概念引入到新闻学领域，并提出了一套基于自我认知、群体认同、文本实践、元话语、知识生产、话语修辞等因素在内的新闻权威分析模式。不过，新闻权威的起源和入场有着浓郁的西方色彩。因此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语境的学者们使用并发展了这一概念。在此过程中，新闻权威既保留了其最初的建构属性，同样也关注到了中国新闻场域的独特性，成为了新闻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
对新闻权威的起源和入场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待不同的行动主体、技术客体在场域中的复杂互动模式，并能让我们重思新闻权威作为一项概念、一个工具、一个路径在新闻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在社会环境、媒介环境、技术环境不断变化的当下，新闻权威为我们读懂新闻业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视角。不仅如此，不同行动者的策略行为、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业差异，甚至是新闻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互动模式，都可以通过对新闻权威在其中的变迁进行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新闻权威概念可以帮助研究者们跳出新闻中心视角，在更广阔的天地分析新闻业作为一项职业的生存和发展逻辑。
作者： 李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8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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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文颖 黎爱兰(实习生） 校对: 李韵奕 审核: 段吉平 邓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