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洋 | 约束与赋能：作为结构的新闻条线——基于国际新闻生产的考察

摘要 本文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框架，通过在澎湃新闻国际部的田野考察以及对供职于30家媒体的70位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的深度访谈，考察条线分工在国际新闻生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条线是新闻生产中规则和资源的特定组合安排。媒体机构会从自身定位和团队规模出发，根据记者的专业背景和生活经历来划分条线，区域和主题交织成国际新闻条线的边界，奠定了记者日常实践的基本结构。根据日常实践中制度化程度的高低，条线可以分为强弱两类，强条线有着明确的空间、职责和权力归属，条线之间界限分明；弱条线的划分则相对松散，记者会根据实际需要而灵活处理。条线一方面确定了新闻生产的行动规则，限制着记者的报道主题和工作常规，另一方面使记者得以长期关注细分领域的报道，为记者提供了积累职业技能和职业权威所需的各类资源，拓展了记者的行动能力和自主空间。通过约束与赋能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条线构成了记者个体与媒体机构之间的中介地带，组织权力与个人意志共同协商报道条线的分配与变迁。

关键词 条线；国际新闻；结构；能动性

条线（英文为beat）一词最初指的是特定的地理空间，即“人们习惯性走过的路线”。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新闻生产中，指的是记者长期专门负责报道的领域。在新闻业诞生之初，记者彼此间并没有明确的分工，而是兼收并蓄地探听消息。随着新闻界的竞争日益激烈，媒体机构亟需提高新闻报道的生产效率和专业水准，于是便进一步推动新闻组织内部的专业化，安排部分记者专职负责自己擅长领域的报道，条线由此诞生。据Reich考证，早在1833年就出现了专门报道犯罪事件的记者，成为新闻条线的开端。自此之后，新闻机构逐渐发展出固定的条线分工模式，沉淀在编辑室的生产常规中。

当代中国新闻业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引入了新闻条线的分工模式。媒体安排记者各司其职，许多记者在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领域如鱼得水，历经多年的精耕细作，凭借自己的深度报道而成名，财经记者、时政记者、法制记者、体育记者等专业术语也破圈而出，成为公众所熟知的称谓。相比于条线在新闻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刻影响，目前新闻学界对条线在新闻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关注不多，相关研究为数寥寥，未能充分揭示条线的新闻社会学意涵。

从宏观来讲，国际新闻属于新闻生产中的条线之一，与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财经新闻等条线并列。而在国际新闻的范畴内部，还存在着更细化的条线分工，这种条线分工直观地体现为报道地域的分布，遍布世界各地的记者站编织成国际新闻的基础网络，常驻国内的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又会根据条线分工对一手信息进行再度加工。因此，国际新闻的条线分工比其他新闻条线更加细致和明确，是考察新闻生产中条线运作机制的最佳样本。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媒体如何通过条线设置来搭建新闻网络，迅速处理瞬息万变、纷纭众多的全球新闻事件？条线的设置，究竟是限制还是拓展了记者个体的能动性发挥？本文将首先回顾相关领域的理论资源，进而对上述问题展开经验探索。

一、理论回顾

（一）新闻生产中的条线

塔奇曼曾经用“毯子”与“网”来比喻新闻生产，她指出新闻生产并非像毯子一样全面覆盖，而是呈网状分布，结点上的事件会得到更多关注，而条线便是新闻生产网络上的结点，也是新闻机构对事件进行类型化处理的基础单位。费什曼则认为记者依靠新闻机构的操作标准开展工作，其中条线构成了新闻的报道结构（discover structure），进而决定了记者能够接触到的内容。吉尔肯曾将塔奇曼关于“新闻网”的经典比喻挪用至国际新闻生产中，指出全球媒体在热点地区的报道网络好像一张致密的毛毯，巨细无遗地关注当地的大小事件，在边缘地区则网眼宽疏，只有重大事件才能得到暂时关注。对条线的考察揭开了新闻生产同质化的面纱，呈现出新闻机构内部的分化。研究者发现新闻编辑室规模越大，记者之间的分工通常越细致，专注于特定的采访条线可以增强记者在媒体组织机构中的权力，对条线信息的独家掌握也可以拓展条线记者的报道自主权。在主流媒体中，记者通常从常规记者起步，后续才会发展成专门记者。但在专业化媒体中，记者则会始于对特定条线的报道，后续报道领域会逐渐拓宽。因此，大众化媒体会寻找能够直接上手的记者，而专业化媒体则会招募具备新闻技能的专业人士。根据Magin的总结，过去关于新闻条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稳定、高收入的民主国家，并主要关注政治条线。也有研究者认为在数字化时代记者的工作正在变得越发相似，“条线”已经名存实亡。贴近新闻实践的学术刊物Journalism Practice在2021年第9期组织了条线研究专题，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拓展了条线研究的分析视野，将研究对象拓展至更多种类的条线记者。研究发现，不同条线的工作常规会影响着对新闻伦理的实践，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最常发生在商业条线、犯罪条线以及社会和健康条线，不同条线常见的违规行为存在差异。与其他条线记者相比，经济记者主要根据竞争性民主模式来看待自己的角色，即为受众提供信息和建议，而非通过促进参与或商议来赋予公民权力。负责报道黑手党的记者彼此联系紧密，享有共同的职业惯习，通过合作来应对各类外部威胁和拓展信源渠道。有媒体机构尝试建立专职的调查性报道条线，却发现难以整合到现有的条线系统中，加剧了围绕物质资源和象征资源的争夺，反而削弱了调查性新闻在编辑室内的合法性。环境新闻处在新闻业变革的前沿地带，只有拥有大量受众的主流媒体才保持着专业的环境条线，小型机构的记者同时要承担着两个以上条线的工作，稀释了对特定领域的专业报道。对文化新闻条线报道的考察也发现，条线新闻的特性正在弱化，不同条线的实践风格日益趋同。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条线记者如今承担了更多编辑和商业工作，经常要在条线之间转换并参与跨部门的报道团队。

目前关于新闻条线的研究，总体上沿袭早期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常规化取径，关注新闻生产中的常规和秩序，过于强调官僚建制的需求和媒介组织的约束，对个体的能动性与创造力考察不足。具体而言，即将条线整体作为研究单位，强调条线的特性对于记者个体惯习和新闻实践的塑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条线之于媒体组织的能动性，但并未将个体主动选择条线的过程以及条线为个体所创造的自主空间进行充分的理论化。有鉴于此，笔者将引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新闻条线展开考察。

（二）新闻生产中的结构与能动

考虑到早期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缺陷，西蒙·科特尔建议研究重点应当从常规转向记者个体的文化实践。在关于新闻把关的经典模型中，休梅克指出记者的个人特征与媒介生产常规、媒介组织控制、外部社会团体和社会总体意识形态一道，共同控制着新闻的生产。但在他的模型中，微观层次的记者个体特征与中观层次的组织实践和宏观层次的文化背景各自相对独立，未能充分揭示记者个体与组织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2000年之后，第二波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记者如何在不同语境中采用不同的常规来处理不同的事务，从而将新闻生产中结构与能动的转化纳入研究议程。

在社会理论中，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与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是调和结构与能动性的两条经典路径。二者相较，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更加关注由纵横交织的权力关系所造就的场域如何塑造行动者的实践和惯习，忽视了行动者的主观性和意图性，将能动性被贬低为一种习惯性地对社会结构中的先决条件作出反应的消极力量。由场域理论出发对新闻业的考察也大多聚焦于政治、市场等外部场域对新闻场域的宰制。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则更侧重于结构对行动者的赋能以及行动者行为的外在转化，从而为考察新闻从业者的能动性打开了更多理论空间。

自吉登斯看来，结构是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中利用的规则与资源，并非外在于个人的束缚，而是作为记忆痕迹内在于人的活动之中。结构既是支配社会系统再生产的规则，同时也是为社会互动提供动力的资源。这里的规则包括程序性规则和道德规则，而资源则包括调动物质的配置性资源和支配他人行动的权威性资源。正是通过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维持和再生产了既有的结构。结构依赖于行动者的理性而存在，不仅对人类的能动性施加限制，同时还使得行动者的能动性成为可能。行动者可以通过掌握既有的规则，利用既有的资源，生产出新的互动模式。能动性指的便是行动者通过改变现有的规则或资源分配，对自己身处的社会世界施加影响的能力。倘若行动的创造性力量足够强大，就可以改变赋予自己行动能力的结构。

吉登斯的结构-能动理论为行动者赋予了能力，但忽视了不同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差异。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者将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精细的理论化，认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嵌入在不平等的地位中，而权力则体现为行动者在关系中所能自由支配的空间，即一方能够拒绝另一方要求他做某事的可能性越大，则其在权力关系中越处于优势地位。引入权力关系的视角后，研究者便可对结构进行进一步地拆解。高层次的结构可以通过制约和赋能来塑造低层次行动者的结构与行动，而低层次的行动者与结构则可以通过选择性关注、谈判、妥协、回避、抵制等策略，反过来塑造自己所处的背景。

相比于场域理论在新闻研究中的广泛应用，结构化理论在新闻学界则稍显落寞。有研究者将新闻生产中的能动性概念化为媒体从业者在实践中能够相对独立地脱离管制、机构分工和利益关系的约束，受以专业主义指导的主观意志的自由支配。也有研究者认为记者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对报道题材和报道重心的选择。Ryfe曾使用结构化理论考察一家都市报的改革，主编要求记者多做商业报道，少做日常报道，但随后一年中该报的日常报道的比重不降反增，商业报道的比例则未见提高。他将原因归结于新闻采集的深层结构远比个体行动者的变革意志更加强大，在财务预算和产出数量的限制下，记者和编辑都无力改变现有的生产结构。而Usher通过对美国公共广播新闻编辑室的民族志观察，发现受到组织约束和时效性的限制，记者实际写出来的故事往往不尽如预期，但记者个体对自身工作的局限性有清晰的认识，这种自我反思体现了个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但Usher所识别的能动性更多地体现在记者的意识层次，未能充分阐明记者个体的自我反思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进入日常新闻实践，进而体现为对结构性限制的抵制或协商。

延续前辈学者的理论取径，本文拟将“结构-能动”之相互转化的问题意识引入新闻生产之中，考察条线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结构，是如何通过记者的日常实践而沉淀在媒体机构的组织分工之中，条线为记者提供了哪些规则和资源，如何限制记者的报道范围，又如何为记者赋能进而拓展记者的自主性。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文试图从国际新闻这一亚职业（sub-profession）入手，考察条线在新闻生产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而探究“结构-能动”这一社会理论经典议题在新闻生产中的体现与延伸。为了既能够沉浸在新闻实践情境中把握新闻实践中流动的现场感，同时又能够尽可能覆盖不同媒体的国际新闻生产机制，笔者采取“点面结合”的研究对象选取策略，一方面以澎湃新闻国际部作为典型案例，于2020年5月3日至7月10日进行了为期10周的田野观察，旁听每周两次的编辑部会议，观察国际新闻记者的日常工作习惯及围绕新闻业务的讨论，同时又通过滚雪球方式，总计访谈了供职于30家媒体的70位国际新闻记者和编辑，其中驻外记者9人，以了解不同机构的国际新闻生产常规。（附表1）

本文所涉及的访谈内容聚焦于记者在日常新闻实践中被分配的报道条线、个人感兴趣的报道主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张力。访谈形式以面对面为主，与少数记者在不便见面的情况下采用线上访谈，每次访谈时间为半小时至三小时不等，平均时长约一小时，所有访谈均在受访人许可的前提下进行录音。研究者首先对访谈材料进行初始编码，提炼出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若干主题类目，进而将经验材料与理论文献相互参照，借鉴结构化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描绘出中国媒体国际新闻生产的条线设置常规，考察条线所涉及的规则与资源分配，进而分析条线对记者个体的约束和赋能作用。

三、研究发现

（一）作为规则的条线

国际新闻领域内的条线划分大致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根据报道地区划分条线，例如美国条线记者、欧洲条线记者等，最鲜明的条线划分便是驻外记者站的设置；其二是根据报道主题划分条线，例如国际贸易、跨国移民、军事战略、海外华人等。在国际新闻实践中，根据地区划分条线的做法较常规，报道主题则是辅助性的分工方式。国际新闻区域和主题的分布集中体现了新闻生产的结构性限制，奠定了国际新闻记者日常实践的基本结构。

新闻机构在为记者分配条线时，专业背景和学习/生活经历是两项主要的依据。国际新闻报道涉及到多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掌握英语之外其他语种的记者在国际新闻采写编译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因此会被分配负责报道与自身语言能力相对应的地区，例如通晓法语的记者会被安排负责报道非洲，掌握西班牙语的记者则会被委以报道拉丁美洲地区的任务。曾在海外某国长期留学、生活过的记者，会更加熟谙当地的风土人情，同时具备相对广泛的当地人脉资源，极有利于开展原创采访。因此曾经在海外生活过的记者通常会被安排负责该区域的报道，使之发挥所长。

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条线设置和资源分配同时受到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的影响，且嵌入在中国媒体“走出去”的历史语境中，在不同区域和主题间的分布并不均衡。一方面在与本国利益相关的议题上，政治因素对于国际新闻的内容生产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特别是中央级媒体从业者承担着舆论引导和国际舆论斗争职能，在选题时会更多结合国家外交政策和宣传政策的需要进行主题报道。另一方面，媒体作为市场化运营的产业机构，必须要通过吸引尽可能多的公众关注来赚取流量，进而转化为广告收入来维持媒体的运转开销，因此媒体必须贴合绝大多数民众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趣和想象。那些与中国利益关联密切的国家和带有鲜明个性色彩的国际政商领导、文化名流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因此成为媒体优先报道的对象。

中国国际新闻从业者的条线划分与媒体定位和规模直接相关。新华社、中新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由于人手、资金充足，国际新闻从业者团队规模较大且结构完善，因此对条线的划分非常细致。例如新华社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便在伦敦、布拉格等地建立驻外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的海外分社和驻外记者数量不断增长，如今在全球设有亚太、中东、非洲、拉美、亚欧、北美、欧洲七个总分社，下辖181个境外分社。除中央级媒体外，东方卫视、《文汇报》等规模较大的区域性媒体也在世界各主要国家设立了数个至十数个不等的记者站。在这类媒体机构，条线以驻外记者站的形式直观地体现出来，每名驻外记者原则上只需要负责所驻国家的日常报道，偶尔兼顾周边国家发生的重要事件。记者的驻地相对稳定，每次驻外任期通常为3年，但可能由于人员交接等问题而延长，待任期结束后会回到国内工作或派驻其他国家。

本文将这种区分明确的条线安排称为“强条线”，强条线之间的边界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空间意义上的界限，不同条线的办公场所各自独立，记者的报道范围与条线覆盖的空间范围基本重合；其次是职责意义上的界限，不同条线记者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只需要耕耘自己条线的内容，且要负责保证本条线的重大新闻事件不被遗漏，除非发生区域重大事件，否则不需要介入其他条线记者的工作领域；最后是权力意义上的界限，媒体的经费预算会根据条线进行分配，不同条线记者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财务支配和人事任用（例如雇佣本地助理）的自主空间，当然这种自主权必须在媒体组织管理规定的框架中行使。由于国际新闻生产的特殊性，驻外记者群体中的条线划分在所有新闻记者中的制度化程度最高，也最能反映“强条线”的运作机制。

市场化媒体在本世纪初仍只有负责国际新闻的时事编辑，而没有从事原创性国际报道的记者。后来随着9·11袭击、伊拉克战争等掀起的国际新闻热，《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等都市类媒体陆续开始搭建国际新闻团队，将记者按照条线进行细分。其后，《21世纪经济报道》《财新周刊》等市场化媒体陆续在美国、日本、俄罗斯等重要国家设立常驻记者站。但由于维持驻外记者站点的成本高昂，因此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难以负担驻外记者的费用，只有常驻国内的记者和编辑进行远程采访和编译。近年来随着盈利状况下降，市场化媒体的驻外记者人数也随之削减。

当下，澎湃新闻、《财新周刊》《凤凰周刊》等国际新闻团队较成熟的市场化媒体在国际新闻生产中采用“弱条线”机制。每名记者通常都有自己熟悉的条线，长期负责一个区域或一类主题的报道。受访人36是某市场化媒体的国际报道主编，他认为自己部门的记者“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三个标签，一般是他比较熟悉或者擅长的领域，每次世界上一发生某个重要事件，我就根据这些标签寻找对应的记者来撰写报道”。但“弱条线”分工的制度化程度较低，不同记者负责的业务存在较多交叠，在上述空间、职责和权力三个层面都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实践机制较为灵活，条线的边界会根据实际需要而打破，当出现突发事件时，如果负责相关条线的记者刚好手头有其他报道主题在做，那么主编便有可能安排其同事来“捞过界球”，即临时撰写不属于自己条线的领域。

由于国际报道领域人手有限，此类媒体机构的条线划分较为粗略，且分布更加失衡。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新闻生产中受到最多的关注。俄罗斯、日本、朝鲜、韩国等国与中国地理邻近，利害纠葛，因此覆盖上述国家的东北亚条线也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重要条线，通常会投入较多资源参与报道。欧洲则会被当做整体的条线，一般不会安排专门的记者报道欧洲某个特定的国家，对欧洲内部的文化差异关注不足。而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媒体国际新闻生产中的位置较为边缘，通常被归入“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条线，由一至两名记者专门负责，这些地区发生的事件只有通过特定的契机才能得到关注。

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和区域性媒体不会投入资源做原创性国际新闻报道，因此也不存在国际新闻的条线划分，通常归属在“时政新闻”或“要闻”的类别之下。编辑部会要求每名记者同时跟踪各个区域的突发新闻进行处理，原创性采写较少，更多地是在中央级媒体报道基础之上的再加工。此外，一些主打社会文化题材的媒体没有安排专职的记者团队负责国际报道，在国外重大事件发生时，会调用其他条线的记者采写国际议题，这种情况下临时调用的记者会从自己原先熟悉的条线主题切入，在新闻竞争中寻找自己的特色。由于本文关注原创性国际报道的新闻生产，故不对上述情况过多描述。

不同的报道条线的工作难度不同，在媒体组织内的地位有所差异。对驻外记者来说，年轻记者通常会被派驻工作条件较艰苦、公众关注度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资历较深的记者则会被派驻发达国家或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不但工作条件较好，而且自己的报道会更有机会成为头条推送，在重要国家的驻外经历还会成为记者升迁的重要履历。但对于缺少驻外机会、实行弱条线分工的市场化媒体来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公众关注度高，信息渠道丰富，对经验不够丰富的记者而言较为容易上手，适宜培养新人，而一些资深记者则会根据自己兴趣将视线转移至相对冷门的二线国家。就像受访人27所说：“我平时主要写美国相关，目前还没有能力写其他国家，因为美国大家平时比较关注，相关的知识储备多一些。如果报道其他地域，还达不到一发生事情就能写出稿子的地步。”

（二）作为资源的条线

条线作为确定国际新闻生产常规的主要规则，为每名记者圈定了自己的报道范围和职责，勾勒出记者从事新闻生产的行动空间，记者的报道主题受到条线的制约。但条线作为由规则和资源交织而成的特定社会结构，在限制记者实践的同时，也在拓展着记者的行动能力。

在划分到特定条线之前，国际新闻记者往往要扮演“突发新闻记者”的角色，要随时响应世界各地发生的新闻，快速撰写相关稿件。做突发新闻要求记者能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同时对世界各地的新闻都有所涉猎，对新手记者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正如受访人3所说：“可能今天给你一个采访日本大使的提纲，明天让你写一个缅甸问题的采访计划。这些东西完全是超出我当时的知识水平的，被逼迫着成长，是非常磨炼人的。”曾担任某媒体国际新闻主编的受访人42认为：“国际新闻记者需要有做突发新闻的训练，这段经历有助于记者养成全局意识，之后才能写出真正有力量的东西。”

但这种长期跟踪突发新闻的状态如果持续两年以上，则给记者带来的边际收获将快速衰减，时刻追逐全球热点新闻的状态会让记者感受到消耗和疲惫，陷入到突发报道的瓶颈之中，难以拓展报道的深度。在生产节奏不断加速、职业边界日趋解体的工作状态中，记者会渴望将自己的专业身份附着在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之上。这正是此前研究者所指出的新闻业的液态化转向。而在日趋液态的新闻业中，条线为记者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固的锚定点，使得记者可以沉潜在某个报道领域进行长期耕耘，而不至于在过载的信息流中随波逐流。

条线化的分工作为塑造国际新闻生产常规的结构，为记者赋予了制度性的保障，每名记者只需负责自己条线的报道，可以将条线以外事务的干扰降到最低，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国际新闻记者提供了职业发展所需的资源。

首先是提升对国际报道各方信源的判断能力。国际新闻报道涉及的信息庞杂，即使是驻外记者也难以仅凭现场观察和亲身采访而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必须依赖对二手信源的识别和加工。无论是不同国家的媒体还是某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媒体，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倾向，在报道争议性话题时有时会选择性呈现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新入行的记者往往分辨不清特定媒体的立场，只是“有闻必录”地罗列各家媒体的报道，而只有在长期关注特定国际条线之后，记者才能清晰地识别出国际媒体信息的倾向性，收集多方观点，对比不同声音的差异，进而在语境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例如长期负责俄罗斯条线报道受访人57所说：“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如果只是编译欧美媒体报道，肯定不客观不准确，因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会放大俄罗斯的问题，在错误的预想下得出错误的结论。而且俄罗斯本土的媒体也是分裂的，官方媒体和自由化媒体各有立场，最有价值的写法是多方浏览，再加上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阅读信息之后进行筛选，删除无效信息，编译有效信息。”

其次，条线的划分有助于国际新闻记者积累对应领域的采访资源。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本身圈子不大，长期报道特定报道领域的记者很容易受到关系密切的行业外人士关注，被邀请参加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活动，进而建立起常态化的交往渠道，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不断拓展采访资源，有机会采访到更加高层的政界、学界、商界人士。经常与国际新闻记者互动的行业外人士包括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学者、各国外交工作人员以及特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前者可以随时为国际新闻记者提供必要的学术分析和解读，后者则是国际新闻记者开展原创性国际报道所必需的本土受访信源。

第三，不同媒体从事同一条线报道的国际新闻记者在长期从业经历中会形成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一起出国采访重大国际事件的经历更能加深同行之间的感情，相互分享自己掌握的最新信息，将合作置于竞争之上。在同行交流中，具备自己专精领域的国际新闻从业者更容易积累专业知名度，之后会经常被同行“喂料”，即分享一手的新闻线索。例如，长期报道中东条线的受访人63所说：“有一位常驻伊朗的撰稿人，他在伊朗生活很多年了，他后来看了我写了挺多关于伊朗的文章，觉得我做伊朗做得还挺好的，然后每次伊朗有什么重要事情，他都会发给我们让我们去写，有时我们写不了的题目，也会分享线索给他。”通过相互分享和评价，国际新闻记者得以超越机构竞争的界限，构建起基于特定条线的职业共同体。

因此，根据笔者的调研和观察，条线划分越精细的媒体机构，国际新闻记者的从业年限越长，自身业务技能的提升空间越大，也越有机会成为具有专精领域的专家型记者。专家型记者不但业务技能精熟，还掌握大量与条线相关的报道资源，报道效率和质量均要优于“万金油”型记者，因此在新闻机构内部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有更多机会获得相对宽裕的时间撰写深度的国际报道。不少记者正是因为渴望寻找适合自己的特定条线，而跳槽离开缺少条线分工的原机构。受访人31的经历便是如此，她认为：“原先的单位对稿件深度的要求不是很高，但对时效的要求很高，每一天都在追新的热点，很难兼顾到关注度低的区域。新单位分了条线，所以报题之后就能专心把手上的题好好思考一下应该从哪些方面做，而不是抓到什么信息就去做。”

（三）作为中介的条线

除了作为规则和资源的双重属性外，条线还在新闻生产中充当着个体与机构互动的中介，机构通过设置条线来规训记者的行为，而记者也可以通过主动争取和申请改变自己的报道条线，将个体的能动性注入新闻生产常规之中。

社会理论家休厄尔认为，结构并非单一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嵌套的复合构成，多重的结构在不同的社会和地理尺度上运作，遵从着不同的逻辑。在国际新闻生产中，条线的中介作用也在不同维度有所体现，在新闻生产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从业者，具有的实践能动性也存在差异。首先，媒体机构领导通过界定报道条线来彰显媒体的定位与风格，例如财经类媒体会更集中于报道主要发达国家和与中国贸易密切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综合性媒体的人员部署相对均衡，中央级媒体会更多报道与国家战略相关的议题。多数媒体都会将国际新闻放置在时政新闻的类别之下，导致机构性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国际时政新闻报道。

其次，国际新闻部门主编一方面接受媒体机构所部署的总体条线规划，调配记者工作以完成机构的业绩考核，另一方面则通过对部门内部记者的条线细分和选题指导，塑造记者的报道结构，进而改变整个部门的报道议题分布。本文的访谈对象包括了6家媒体的国际部门（前）主编，所有受访者一致认为编辑的知识背景和个人兴趣会影响整个部门的报道取向。例如受访人36所说：“编辑的口味还是影响很大的，我比较偏向地缘政治，没法给记者太多国际商务方面的指导，所以现在我们部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报道比较弱，没有记者专门做这块的报道，但有些同行媒体的国际商业谈判报道就做得很好。”

记者个体在条线分工下的自主性则取决于媒体机构的管理模式。在实行“强条线”分工的机构，国际新闻记者在驻外任期内一般无权改变自己的报道条线，需要服从组织的分配。在实行“弱条线”分工的机构，相对灵活的分工模式为记者提供了更多自主空间，记者可以通过与同事协商来切换报道主题，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例如世界各国选举是国际新闻报道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但各个国家此起彼伏的选举有时会让负责该条线的记者感到厌烦，受访人22便表示“2019年有段时间我写了好多个国家的大选，写多了就会发现国外的大选也就这么回事，大同小异，当时就会觉得很不想再写大选的题目，这时候就会跟同事协商，临时调整一下分工，转换一下视角”。

在一些情况下，记者在完成临时安排的任务时对所报道的国家或主题产生兴趣，还会申请改变自己的报道条线，将这种临时性的变动固定下来。其中，工作年限较久的资深记者通常更受主编信任，更有机会自主选择报道条线，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报道领域。正如从业多年的受访人49所说：“我刚入职的时候主要报道欧洲和美国，因为是热点地区，但我现在关注的条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会更多撰写非洲的报道，因为一直对边缘地区的文化更感兴趣。”

四、总结与讨论

作为一种嵌入在媒体机构内部的社会结构，条线是新闻生产中规则和资源的特定组合安排，也是新闻业走向理性化的产物。媒体机构会从自身定位和团队规模出发，根据记者的专业背景和生活经历来划分条线，区域和主题交织成国际新闻条线的边界，奠定了记者日常实践的基本结构。根据日常实践中制度化程度的高低，条线可以分为强弱两类，强条线有着明确的空间、职责和权力归属，条线之间界限分明；弱条线的划分则相对松散，记者会根据实际需要而灵活处理。条线一方面确定了新闻生产的行动规则，限制着记者的报道主题和工作常规，另一方面使记者得以长期关注细分领域的报道，为记者提供了积累职业技能和职业权威所需的各类资源，拓展了记者的行动能力和自主空间。通过约束与赋能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条线构成了记者个体与媒体机构之间的中介地带，组织权力与个人意志共同协商报道条线的分配与变迁。

此前国外学术界关于新闻条线的研究中，指出条线在提升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存在被位高权重的消息源所“俘获”的风险，成为对口机构的代言人，一味替自己的报道对象发声，却很难容纳更多元的声音。同时，长期专注特定领域报道的条线记者也被诟病为视野狭隘，缺少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本文对国际新闻记者的考察并未发现条线记者被信息源所掌控的现象，背后原因在于国际新闻报道的读者与新闻事件之间的利益关联较少，消息源操纵新闻以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不像国内条线那般强烈。但较为固定的采访资源也有其弊端，即看待问题的立场相对固定，限制了记者理解国际问题的多元视野。

主流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大多着眼于媒介组织的生产常规对记者的制约，而此前针对国际新闻记者群体的考察则将影响新闻选择的因素归结于记者的个人特质，包括年龄、阶级、种族、政治倾向等要素，认为受过更好的外语训练并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编辑，会更加认可更平衡的国际新闻流。既有研究大多对组织维度和个体维度分别进行考察，对彼此间的互动关系关注不足。本文则将条线作为一种介于组织和个体之间的机制性因素，发现新闻机构会根据想象中的新闻价值和读者兴趣来配置报道条线，并围绕报道条线而分配资金和人力，条线分布的疏密、条线人数的多寡直接决定了不同地域和主题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能见度，进而塑造着国内读者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想象。许多国际新闻从业者对于边缘国家和地区抱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但受报道条线所限，这种关怀只能在逼仄的空间中发挥有限的作用，并不能撼动由政治和经济因素所塑造的国际新闻报道格局。

受研究素材所限，本文对结构生成与变迁维度的考察尚嫌不足，即记者个体的知识背景和选题兴趣在何种情形下能够得到常规化，以条线的形式沉淀在新闻编辑室的分工中。此外，本文的分析仅限于国际新闻内部的条线分工，未能考察国际新闻记者作为一个整体的条线，与财经、时政等其他新闻条线之间的互动。此前研究者发现，不同条线之间会围绕记者人才进行争夺，负责国际新闻和国内要闻的记者被认为是业界佼佼者，吸引了学历最高的记者加入。除了围绕人才的争夺，不同新闻条线之间还会面临围绕职业权威的竞争。但条线之间并非只有竞争状态，在信息爆炸、知识庞杂的数字化时代，新闻议题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不同新闻条线的记者经常会组建跨条线的报道团队，分工合作完成报道。这些条线间关系的复杂面向，还有待后续研究不断拓展深化。

附表1 访谈对象信息

作者：张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晨晖学者，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6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6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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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文颖  黎爱兰(实习生）

 校对: 李韵奕  审核: 段吉平  邓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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