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周 | 从“物”到“物质性”：媒介研究中一组概念的辨析

摘要 

“物质性转向”成为近年国内外媒介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于“什么是物质性”“物质性可以给思考媒介带来何种新意”之类的问题缺少关注。本文追溯“物”“物质”“物质性”本义的同时，借助海德格尔的“作为聚集的物”、布洛赫的“活力物质观”等理论资源，对这样一组概念进行溯源讨流，澄清这样一组概念在“物质性转向”中的意涵，辨析其带给理解媒介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以期有益于弥合“物质性转向”在媒介研究中“名”与“实”之间的种种沟壑。

关键词 

物质转向；生成；活性；媒介废弃物；生态污染

一、“物质性”在媒介研究中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

自从电报问世以来，电子媒介就催生了非物质的想象，互联网先驱约翰·巴洛（John Barlow）在著名的《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一文中宣称，网络空间中没有物质性，“网络是一个非物质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一个从物质世界中分离而来的虚拟世界”成为默会之知。然而，以“materiality”作为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中的演进趋势可以看出，近年物质性话题的学术音量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图1），尤其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在科学技术哲学、文化研究以及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兴起的“物转向”(material turn)或曰“物质性转向”（materialism turn）浪潮的影响下，“物质性转向”亦成为国内外媒介研究的一个前沿地带和热门话题，《国际新闻界》（2020年）、《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New Media & Society（2021年）、Journalism（2015年）、WestminsterPaper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2015年）等诸多国内外媒介研究领域的学术期刊对之展开过专题讨论。同时，“物质性”在媒介研究中的“理论旅行”衍生出“数码物”“媒介物”的概念表述，但当下很少对之循名责实般地展开深入挖掘。而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将“什么是物质性”“物质性可以给理解媒介带来何种新意”等问题求助于一些师友，却很少得到确切的回答。加拿大媒介研究者弗朗索瓦·库伦在他的理论观察中提出过同样的疑惑：不管是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都忽视了对“何谓物质性”的追问。另一方面，在当下实际的研究和讨论中，“物质性”“物质”“物”又是一组交叉出现和使用的概念，易言之，媒介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又内在地关涉“物”“物质”“物质性”三个核心概念，因此，在媒介研究语境下，“物质性”“物质”“物”这样一组概念除了字面上的差别之外，在概念内涵上如何区别？是否存在顺承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理解媒介“物质性转向”的难度。

图1 1975年以来Web of Science中有关“materiality”的被引频次和出版物数量

分布情况

在目前媒介研究的知识图景中，有学者敏锐捕捉到媒介“物质性转向”的内在复杂性，例如，章戈浩、张磊曾以智能手机为实例，在经验维度形象描述了“物-物质-物质性-物质性的”之间的区别：智能手机是一个“物”，构成它的金属、玻璃、塑料、陶瓷甚至硅、铝、锗、金、铜则是“物质”，它有别于人或文化的物质属性是“物质性”，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因素与实践过程因而成为“物质性的”，包括：手机应用等数码物、占据物质微粒而存在的电子文本和图片、持有或滑动手机的姿态等等，无不浸染了物质性。这在具体的媒介应用场景中区别了“物-物质-物质性”这样一组概念，但“什么是物质性”“物质性可以给理解媒介带来何种新意”还需进一步追问。已有研究者注意到“物-物质-物质性”这些概念的复杂性。比如，在戴宇辰看来，仅仅从经验上界定“物”也会在现实中遭遇困难：手机是一个确定的“物”吗？——如果是，那么手机的各种APP，手机的制作材料（芯片、屏幕、外壳），乃至手机里储存的各种信息（文本、视频、图片）又当如何理解？然而，按照许煜的观点，手机里的各种APP，电脑中的网页、视频、图片、文本文件等都属于“物”的范畴，他谓之“数码物”，或“计算物”（computational object）。如果将“物”理解为“形体”之意涵，也就是说，物是有形的，那么，为什么在许煜的“数码物”中又指“网页”“Facebook”等无形之物，如何理解这样的分野。搁置这些争议与分歧，即使在媒介语境下澄清“物”“物质”“物质性”的范畴似乎仍然是一个描述层面的问题，与厘清“物质性可以给思考媒介带来何种新意”还有一段距离。这就迫使我们要进一步从学理上厘清“物”“物质”“物质性”这样一组概念。因此，本文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第一，在媒介研究图谱中，“物质性”“物质”“物”的所指到底是什么？第二，“物质性转向”对于理解媒介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何在？同时，对“物”“物质”“物质性”这样一组概念所指的辨析也是考察“物质性转向”理论价值与意义的逻辑前提。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物”在媒介研究领域受到关注并成为一个问题是近年的事，而跳出媒介研究领域，“物”“物质”成为关注的焦点具有很长的历史，比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的相关讨论，以至晚近的思辨实在论、面向物/客体的哲学以及新物质主义。那么，要理解“物质转向可以给理解媒介带来何种新意”就要回到上述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寻找理解的可能。

由此，本文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论述：首先，在追溯“物”“物质”“物质性”本义的基础上，借助海德格尔的“物”、布洛赫的“活力物质观”、柏格森的物质观等理论资源辨析“物”“物质”“物质性”的概念内涵；其次，进一步洞察“物质性转向”为理解媒介问题带来何种新意和理论价值，同时，结合笔者2020年11月和2021年3月对英国媒介研究者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的多次深度访谈材料对之进一步阐释。

二、何谓“物”：“媒介物”与“数码物”交织的谱系

通过对“物质性”“物质”“物”这样一组概念的爬梳可以发现，“物质性”“物质”都是外来词，只有“物”是一个我国本土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物”之意涵在古今转换和中西涵化中客观上影响着国内学者对媒介研究中“物质性”的理论想象。从字面上看，“物”“物质”“物质性”这样一组概念都与“物”密切相关，在英文语境中它们也拥有一个共同的词源拉丁文“materia”。那么，从“物”到“物质性”变迁的背后含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保留了哪些共有的涵义？

放眼人类知识史，对于“物”的关注穿梭于物理学、哲学、文化研究、传播学、材料学等众多不同学科领域，横跨文科与理工科，差异较大，聚焦点各有侧重。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物”的指涉极其广泛，经常摇摆不定，甚至显得有些含混。这从“物”在英文中对应的表述（“thing”“matter”“object”）中也可看出来。在中文语境中，关于“物”的文献浩如烟海，如中国古代典籍中存在“天下万物生于有”（《道德经》）、“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盈天地间皆物也”（《物理小识》）等各种各样关于“物”的描述。这些讨论中的“物”接近于对人类社会诸多存在的笼统指涉，这从《说文解字》对“物”的解释可以明确观察到：“物，万物也。”《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物”亦不厌其烦地给出了9种不同解释，除去3种关于词性的解释以外，有6种具体所指，包括东西；物产；动物；法律上指权利客体之一，含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指自己以外的人或环境；内容。从“物”的这层涵义而言，媒介当然属于“物”的范畴，可以视为“物”的一种存在方式。显然，这与媒介“物质性转向”中的“物”不在同一纬度，至少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此。这就需要进一步回溯“物”。

作为20世纪哲学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海德格尔对“物”表现出了强烈热情。不管是在海德格尔早期还是晚期哲学中，“物”始终是他讨论存在的关键概念，海德格尔关于“物”的思想遗产对理解媒介的“物质性转向”具有启示意义。面对“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多义性，海德格尔认为，一般意义上而言，我们在“比较狭窄”“比较宽泛”“最宽泛”三种意义上使用物。在“比较狭窄”意义上，“物”指的是摸得到、看得见的现成的东西；在“比较宽泛”意义上，“物”意味着所有事务，那些在“世界”中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情况，那些事件、事情；“最宽泛”意义上的“物”就是作为“现象”的物，它在上帝的绝对知识中被认识。由此可以看出，“物”本意既包含有形之物，也包含无形之物。论述至此，如果从两分法的维度看，可以从“有形”与“无形”两个层面理解“物”，也就是说，“物”包含形而上的“有形”与形而下的“无形”两个维度。因应如是逻辑，许煜将App等纳入“数码物”的范畴加以研究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因此，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当我们从“物”的角度对媒介展开讨论时要内在地分清这两个并行的维度。一是有形的媒介物，在该脉络中德国著名媒介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irch Kittler）“软件不存在”的宣言最为彻底。在这个意义上，杜丹认为，媒介物是各种与沟通、交往相关的技术的物质性载体。李浛芃提出，“手边的手机、电脑，近处的电视、大屏，远处的电视台、报社，我们都将其视为媒介物”。二是虚拟/无形的媒介物，例如，网页、在线视频、图片、App等，许煜称为“数码物”或“计算物”（computational object），即“成形于屏幕上或隐藏于电脑程序后端的物体”。

细察之，不管是“媒介物”还是“数码物”，背后都体现出明晰的技术逻辑，是各种媒介技术演化、集成与在世存有的实践。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也敏锐地指出这一点，他在为其得意门生许煜《论数码物的存在》一书所写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数码物本质为技术。”回到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从老子和庄子对物的探究始，以致程颢、程颐和朱熹对物的洞察都有一种倾向表明，物的背后还有“道”“理”，“物”是“道”“理”的载体和显现。庄子甚至在《渔父》篇中指出，“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这直接肯定了“道”“理”在“物”中的根本性地位，也就是说，“物”并非自存性的，“道”“理”是“物”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同样的逻辑，媒介技术就是“媒介物”“数码物”背后的“道”或“理”。因此，可以说，不管是“媒介物”还是“数码物”都是媒介技术尤其是数字媒介技术的载体和显现。

那么，如何理解“媒介物”“数码物”的理论价值？首先，互联网和智媒时代之前的媒介技术相对单一，但是智媒时代以来，媒介技术的形态和迭代速度与日俱增，“媒介物”与“数码物”为勾勒如是媒介新生态提供了手段和工具，也为打开新媒介世界提供了入口。值得注意的是，媒介与技术发生关系并不是天然存在的，但是互联网和智能技术使媒介与技术的融合更加紧密，甚至将媒介视为技术也变得自然而然了。其次，概念作为探究社会变迁的对象和构造可感知现实的桥梁，“媒介物”“数码物”作为“物质性转向”在媒介研究中的理论旅行的产物，其新意或者说价值主要还在于融合了“新物质主义”“思辨实在论”等思潮中对“物”作为“行动者”角色或“能动”角色的肯定和承续，以此揭示以往媒介技术被遮蔽的角色，亦是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日益被媒介所结构化，以及安德里亚斯·赫普（Andreas Hepp）所谓的“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的一种回应。

三、何谓“物质”与“物质性”

（一）作为“生成”的物质：媒介在世存有的始基

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位媒介理论家，在他看来，媒介是感知和感知者之间的材料（materials）。这恰好对应了“材料”（materials）在英文词源中的涵义，在英文语境中，“material”“matter”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materia”，意指建筑材料、木材，后来引申为任何有形的物质。这也就不奇怪意大利著名汉学家马西尼在考察19世纪汉语外来词汇的形成时指出，“物质”本意为“物的形体”。作为一个现代汉语词汇，《辞海》对物质做出了下述解释：“独立存在于吾人意识之外而又为吾人感觉之源者，谓之物质；一切元素及其相互间所成之化合物，皆物质也。”由此可见，从“物”到“物质”更加凸显了“有形”的维度，即实体的含义。从“matter”“material”的反义词的角度似乎能够更为清晰观察到该维度的含义，根据雷蒙·威廉斯的考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matter”“material”形成了这样几组反义词，即“matter-form”，“material-formal”，“material-ideal”，“material-spiritual”。20世纪80年代，我国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物质”的大讨论，讨论内容主要涉及“什么是物质”“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一个本体论概念还是一个认识论概念”等等。这场争论最终在列宁的物质观上形成共识。同时，在这场讨论中有论者认为，空间时间、运动、性能是物质的三个要素。如此以来，这也就意味着“物质”不是静态的、僵化的，而是充满“活性”的。在这样的认识逻辑下，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活力物质观”可为我们理解媒介的“物质性转向”中的“物质”概念带来新的可能。

布洛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处身于以反形而上学为时代潮流的20世纪，他在汲取亚里士多德左翼、马克思关于“物质”的思想资源基础上，重新发掘物质的活力，建立了物质的新形而上学，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物质”概念。“尚未”是理解布洛赫“物质观”的一个关键词。在他看来，物质不是一个“大木块”，而是凭借自己的活力、运动而表现出鲜明的生产性、过程性意涵，“蕴含有新的世界的一切萌芽，装载着未来乌托邦的最高事物”。用布洛赫的话说，即“在不可穷尽的世界本身的全体之中，物质乃是关于一切形态的现实的可能性，换言之，一切形态都潜伏在‘现实的可能性’这一母腹中，并通过过程从母腹中分娩出来”。因此，布洛赫认为，“物质本身是一种尚未完成的现实活动，即一种无遮蔽的开放状态，物质是向前的、开放的世界的实体”。所以，物质是过程的、始终处于生成之中的物质。这为从“物质”过渡到“物质性”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关于“物质”可以得出两个关键点，下面笔者将分别揭示“物质”的这两个关键点与媒介的内在关联：一是“物质”是有形的，近年在德国学术界率先兴起的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和媒介物理学（physics of media）便是典型地将媒介视为有形的物质加以研究的延伸和实践。德国媒介研究者沃尔特·塞特（Walter Seitter）等提出，所谓“媒介物理学”就是一种将媒介作为物质实体展开的分析。而媒介考古学致力于探索作为物质的媒介，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为西洋镜、留声机、老式电视机和过气的电脑等媒介演化中的“物质纪念碑”（material monument）。在中文语境下，南京大学潘祥辉教授将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作为媒介进行专门研究。此外，作为有形的物质也是理解媒介变迁的一个重要维度，比如复旦大学白红义教授在论析新闻与物质性时指出，“一些受众之所以还愿意阅读报纸，就是因为留恋手执报纸时的触感及报纸散发的墨香”。

二是“物质”是一种处于过程与生成之中的活性存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从“物质”的这个角度对媒介展开研究。比如，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认为，媒介日益嵌入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创造出的“学术议程”忽视了现代传播/通信（communication）的物质基础，他将这里的“物质”（material）描述为“该系统使用或消耗的原材料和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机器所需的劳动链”。英国研究者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是一位比较活跃的媒介研究者，在笔者对他的一次深度访谈中他对媒介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媒介是一个电磁波的世界，是一个物理数据中心的世界，是一个信号传输和材料制造的世界，这也是一个由从矿山到工厂的物流和供应链支撑的世界。”因此，他主张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性的小工具或传播设备，也不仅仅指涉那些规范我们世界的技艺（techniques）和技术（technologies），它还关乎人类生活的环境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媒介存在的物质条件以及什么支撑着媒介，即媒介的生成需要能源和材料的支撑，这意味着媒介的存在离不开物质能源和物质材料的支撑，而这来自于自然界。可以看出，帕里卡从生态环境的层面理解媒介，换言之，他委婉地指出了媒介的生态环境意涵，而“物质”支撑着该层意涵。这在中国科幻作家陈楸帆的小说《荒潮》中可以较好地体现出来。

（二）作为“关系”的物质性：媒介生存论视域的打开

从词源层面看，“物质性”对应的英文单词是“materiality”，按照《韦氏辞典》（Merriam-Webster）的解释，该单词可追溯到16世纪末期，意指“物质的状态或品质”（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material），有时也直接被用来指“物质”（somethingthat is material）。从反义词的角度似乎能够更为清晰理解它的含义，“materiality”的反义词即“fantasy”“phantasy”“fiction”“illusion”等等，这些词含有“想象”“幻想”“虚幻”之意。有学者沿着这样的脉络考察后认为，“materiality和matter来源于拉丁词‘materia’，它的意思是制造某种东西的物质。因此，谈论某物的物质性就是指这个东西是由什么构成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物质性与物质密切关联，而且侧重有形的物质。针对这一点，有学者指出：“当学者们谈论物质性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思考那些可以触摸之物，这确实是物质的。然而，我们也知道，物质性是由任何可感的事物组成的，从我们可以闻到的气味（这需要气味分子的存在），到我们正在凝视的客体（它需要我们的眼睛探测光子），再到某种我们可以识别的味道。”然而，针对这一观点，Cooren指出，“虽然某物可触摸是检验其物质性的一种方法，但是不能触摸并不意味着某物便成为完全非物质的。因此，仅仅依靠可触摸来判定事物的物质性是错误的”。也有研究者试图摆脱“物质/非物质”的对立框架理解物质性。比如，根据里诺的观点，物质性指物体的物理存在属性，即该物体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用于某种目的或发挥某种效能的特征。库伦认为，物质性是事物相对于时空而言较为稳定的本质特征。这些带着本质论倾向的争议与讨论都未揭示出物质性在媒介研究中的丰富意涵。

物质性注重的不是“Im/material”的对立，而是“In/material”的统一，重点不是物质与非物质，而是我们处在各种物质之间。在海德格尔的关怀中，物分析最终指向的是“此在”或者说人存有于世，唐·伊德（Don Ihde）更加明晰地指出，物分析最终所指为人、技术与世界之关系。因此，物指代的是其背后的结构关系的凝聚过程，“物”的古德语词汇“dinc”便流露出“聚集”（versammeln）之意。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便是，“何谓物质性”的追问不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带着关系论、生存论、实践论的话题。进而言之，“物”“物质”人化以后派生出“物质性”，也就是说，以“人的实践”为中介“物”“物质”才可能走向“物质性”。一言以蔽之，“物质性”这个概念所要处理的是人和物的关系内涵。由此，物质性就接续了前述“物作为聚集”的涵义，以及“物质”是一种生成的、尚未状态。因此，笔者认为，物质性继承了“聚集”与“生成”两个层面的内涵，“聚集”是人与媒介关系的聚集，“生成”是媒介物的物理生成过程。从生命周期来看，这两个层面意涵分别对应媒介的产生、应用两个过程。现在，让我们回到前述章戈浩为我们描述的一个关于手机的经验场景，在那个场景中，有三个重要因素的在场，即人、手机、滑动手机的姿态，而在章戈浩看来，人、手机都是物质的，而滑动手机的姿态则属于物质性的范畴。

四、“虽死犹生”：媒介“物质性”的理论启示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对物质的理解让人大跌眼镜，他认为，物质是影像或图像（images）的集合。这意味着将空间问题化解为时间问题，而在柏格森的哲学体系中，时间则意味着绵延，是过程性的。所以，过程性是柏格森物质观的一个重要内在面向。如此一来，以过程性为中介，布洛赫与柏格森的物质观便有了对话的可能性。同样是由于过程性的支撑使“物质”过渡到“物质性”成为可能。而这给本文带来的启示则在于从生命过程（也就是生与死）的维度重访媒介的物质性及其理论价值，换言之，生与死构成了理解媒介物质性的两个不可忽视的维度。

图2：物质性视角下媒介的生命周期

站在19世纪“社会有机体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将媒介视为一种“有机体”，从生与死的视角来看，围绕媒介与人的实践以及我们过往对媒介的研究更多是在“生”的维度铺展开来的，而较少有意识地从“死”的维度审视之。章戈浩曾如是论及这般境况：“在跨学科的死亡研究领域里，学者们发现在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关于死亡的研究极其边缘，甚至可以说，存在一个死亡盲点。”也就是说，我们讨论媒介是以其存有于世为逻辑前提的。因应如是逻辑，在现有的研究框架中，如果媒介被丢弃了或死亡了不再构成人们关注的对象就再自然不过了。然而，媒介的物质性却可以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理解。图2简要勾勒出了物质性视角下媒介的生命周期，大致包含“生成/生产”“使用/消费”“淘汰/废弃”三个环节：在“生成/生产”环节，一个媒介（物）的产生不仅需要各种能源、材料，还离不开汽车、火车等物流工具与运输系统的支撑。在“使用/消费”环节，人、姿势、网页、图片等数码物的在场。以上这两个环节都是在媒介“存有于世”或生的维度上展开的。值得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而言，死亡往往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与消失，是一种生理性的死亡，人、动物、植物皆如此。而本文认为，媒介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媒介不存在了，而是指其功能性的丧失或被遗弃，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比如，个人性地更换手机、Ipad等电子媒介，这可能是由于手机和Ipad部分功能失灵，也可能原有手机和Ipad可正常使用，但出于对“新款”的热衷而更换掉，不管由于何种原因，本文将这样的经验描述为媒介的死亡。媒介技术的加速更迭正使这种遗弃加速进行。这就是媒介生命周期中的“淘汰/废弃”环节。

数字时代媒体通信设备的激增带来电子媒介垃圾的剧增，过时的电子媒介（诸如电视机、电脑、手机等）的“后半生”颠覆了信息社会的“非物质性”想象。尤西·帕里卡将这些媒介废弃物称之为“僵尸媒介”（zombie media）。面对这样的媒介死亡，人们通常会将之不经意丢弃在家中的某个角落，假以时日，不知去向；或抹去隐私信息作为废品卖掉；或直接作为垃圾扔进垃圾桶，等等，不一而足。而不管采取何种处理方式，这些死亡的、被遗弃的媒介最终会以不同路径走向自然，而其中蕴含的有害物质也会对自然和生态带来威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际固体废物协会（ISWA）、国际电信联盟（ITU）等最新发布的《2020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The Global E-waste Monitor 2020）勾勒了电子废弃物在全球的污染境况。该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废弃物刷新了人类历史新纪录，惊人地达到了5360万吨，然而，当年仅有17.4%的电子废弃物被正规渠道回收。根据该报告地预测，到2030年，全球有可能将产生7400万吨的电子废弃物。就我国对于电子废弃物的处理而言，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目前我国的电子废弃物主要有垃圾商贩和拆解作坊处理，且不论电子废弃物本身含有的重金属，仅在处理过程中因使用强酸而产生的废液含有有毒化学物质，这可能对水土产生污染，进而反噬人的身体健康。以废弃的手机为例，其中含有的铅、锌、汞、镍等多种有毒添加剂和有害物质，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通过生态链威胁人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所以，媒介技术变迁的环境成本本应是构成媒介物质性探讨的关键领域和母题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媒介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以另一种不为人注意的方式又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生命旅程。这正是由于“物质性”的作用。而这些被遗弃的媒介构成了电子垃圾，而电子垃圾中的有害物质对生态带来威胁。作为具有物质性的媒介或言媒介物在其“逝去”后依然对人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不断产生社会问题，这已成为全球难题。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电子废弃物最终以不同方式在欠发达地区“落脚”。

面对这般现实境况，“物”“物质”“物质性”给我们开启了思考媒介“在世存有”的另一种想象与可能。

五、结语

为什么当下“物质转向”成为可能，纳塔莉·凯斯梅杰（Nathalie Casemajor）指出，媒介研究的“物质转向”与其说得益于人类学，不如说是得益于计算机科学，通过更好地理解数据存储、处理设备和基础设施的物理限制，计算机促进人们重新关注计算的物质层面。这正好呼应了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宣言“软件不存在”，作为媒介物质主义或信息物质主义的先驱，基特勒将媒介概念化为铭刻机器（inscription machines）。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数字物质主义（该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与物理过程和物质联系密切）进一步将媒介的“物质性转向”这一议题推向国际学术舞台。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纷纷投以关注的目光，但是整体观之，媒介的“物质性转向”似乎带有浓郁的哲学思辨和形而上学的色彩，目前的讨论也鲜明表现出这样的趋势，这客观上加剧了媒介的“物质性转向”的模糊性，以致于很难说清“当我们谈论媒介的物质性时到底在谈论什么”。因此，“物质性”“物质”“物”在媒介研究中成为一组“日用而少辨”的概念。

本文追溯“物”“物质”“物质性”本义的同时，借助海德格尔的“作为聚集的物”、布洛赫的“活力物质观”等理论资源，对这样一组概念进行溯源探流，澄清这样一组概念在“物质性转向”中的意涵，辨析其带给理解媒介的理论价值，以期有益于弥合“物质性转向”在媒介研究中“名”与“实”之间的种种沟壑。如此以来，使“物”“物质”“物质性”在媒介研究的知识图景中成为一组所指清晰的分析概念，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借鉴。

作者：王继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3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4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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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颖   校对: 李韵奕   审核: 段吉平 邓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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