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也夫 阎立峰 | 批评话语分析的否思：外域方法与本土创新

摘要  

批评话语分析是作为可对新闻进行有别于量化研究的另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引入传播学科的，契合了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其本身是语言学在“语言转向”和“话语转向”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后又嫁接了一些社会批评理论，扩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从而极大提升了跨学科的知名度。它在中文传播学界的译介和运用，实际上需要跨语言、跨学科以及跨文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脱离了其产生和应用的原生语境。批判话语分析应该摆脱“工具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以获得中国化、主体化的地位。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中文传播学；费尔克拉夫；积极话语分析

2003年，经由美籍华裔传播学者潘忠党推荐，英国和荷兰的批评话语分析学派的重要学者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hough）和梵·迪克（Teun A. Van Dijk）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和《作为话语的新闻》被纳入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在国内出版。此次译介显著促进了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的流行和发展，这两本著作也成为国内传播研究者了解和应用批评话语分析的必读书目。

在传播学科，批评话语分析是作为可对新闻进行有别于量化研究的另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引入的，契合了当时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但从研究现状看，尽管针对媒体的批评话语分析成果很多，是国内批评话语研究分布最广泛的应用领域，涉及报刊、电视、电影等多种媒介，但其中的研究主力军其实是国内的外语语言学者。然而，因为这类成果的示范作用，很多的传播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会选择采用批评话语分析作为毕业论文的首要研究方法，不过他们更多地是取其框架或结构，较少甚至不进行具体文本的语言分析。而发表在国内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上的、由传播研究者进行的批评话语研究成果其实并不多。显然，传播学界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引介“初衷”与其发展现状实际上存有某种程度的“背离”。背离的原因在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引入事实是一段跨语言、跨学科和跨文化背景下的旅程，而旅程之难未被国内传播研究者充分认知和理解。因此，要破解现在的“融合”困局，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思考西方的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传播学界的运用与发展问题。

一、语言学的邀请：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传播学界的引介和应用

根据沃达克（Ruth Wodak）的回忆，批评话语分析最早作为一个学术社群出现，是在1991年1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举办的一场为期两天的小型研讨会上。梵·迪克、沃达克、费尔克拉夫、刚瑟·克雷斯（Gunther Kress）和范·勒文（Theo van Leeuwen）等批评话语分析第一代学者共同讨论了话语分析中不同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路径，并发展了能够包容这些不同背景和流派的学者的理论分析架构的共同原则。

几乎是同时，中国语言学者施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留学接触到了任教于该校的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研究，于是和国内同事冯冰一起编译了其中部分成果，在1993年结集为《话语·心理·社会》一书出版，也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话语分析的译著。不过，这部著作的影响力限于外语语言学专业内部，并未像后来的《作为话语的新闻》等著作那样被其它人文社会学科熟知。

然而，批评话语研究发展10余年后，随着相关中译本的出版，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逐渐为传播学领域所周知。此时还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美国的应用传播科学已经不再能满足国内传播研究的需求，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引介在福柯等人开启的“话语转向”影响下所出现的新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主要源自哲学、文学和语言学），譬如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对话理论、话语分析等。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学界在早期普遍未把批评话语分析视作一个新的学派分支，而认为它是福勒（Roger Fowler）及其同事在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的批评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名称。有论者2001年就以“批评性话语分析”这个概念介绍福勒的研究。国内首本由传播学研究者完成的话语分析专著——《话语分析：传播研究新路径》也把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直接称为“批评的话语分析”，等同于“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直到2006年，田海龙提出，批评话语分析并非只是批评语言学的另一个名称，而是它的继承与发展。原有的认知才逐渐被打破。这表明，在国内无论是外语语言研究社群还是传播学界，对于批评话语分析的了解和运用都有其自然的发展过程。

实际上在西方社会语言学科内部，“话语分析”并非指称一种特定方法，而是语言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在“话语转向”影响下，语言学者以课堂语言交流、客户投诉电话等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话语类型为研究对象发展出来的多种方法的总称，包括辛克莱和库克哈德的课堂话语分析、萨克斯和谢格洛夫等的谈话（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等。这其中，真正在除语言学以外的人文社会学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梵·迪克、沃达克和费尔克拉夫等人提倡的批评话语分析。

至于批评话语分析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首先与梵·迪克、费尔克拉夫和沃达克等第一代的批评话语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丰富密切相关。他们致力于将传播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对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不断改进和修正自身的理论论述和方法框架，以契合不同研究主题的需要。早在1985年，梵·迪克主编的《话语分析手册》的导论中就认为，语言和语用等话语分析方法能够为媒体话语及其与语境关系的研究提供更为系统的分析，以建立更为完善的媒体话语理论，而非碎片式的讨论。

然后，是《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话语与传播》（Discourse& Communication）和《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等期刊的创办不断扩大了批评话语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开始采用“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概念来描述自己的学术专长。大约在2000年前后，英国媒介文化研究著作逐渐将其纳为分析路径之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的学者Greg Philo曾撰文比较批评话语分析的分析策略和格拉斯哥的媒介研究策略之间的差异。并且，通过英国语言学和媒介文化研究学者的工作，批评话语分析开始影响到新西兰和澳洲的学术群体。2004年，英国空中大学出版的教材《媒体话语：分析媒体文本》（Media Discourse: Analyzing media texts），其作者大卫·曼休森（DavidMatheson）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大众传播学讲师，之前曾在英国的卡迪夫大学和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的新闻系工作。

然而，批评话语分析在美国传播学界的发展和运用并不非常顺利。有研究者观察到，即使是与批评话语研究关系很紧密的互动社会语言学（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和批评文化传播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对前者的态度都是较为冷淡的。在这些学科看来，批评话语研究主要是语言学者对西方后现代理论观点的吸收和应用，而非理论创新，也没有展示出理论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在英语语言学专业内部，批评话语分析因对其他理论的创新性吸收，被认为挑战了语言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受到颇为严厉的批评。不过，批评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发展，反而是批评话语研究者通过跨领域的理论整合和方法应用，获得了政治学、传播学甚至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且，正如前述的因缘际会，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在较早期就已知晓并尝试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进行新闻研究。

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语言学脉络下话语分析学派了解的加深，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特点，尤其是它跟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适配性或亲缘性。出版于1998年的《媒体话语的进路》（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是批评话语研究社群将其方法应用于媒介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有学者曾评价：“这部著作很清楚地说明批判论述分析作为一种研究途径，其最可以施展的研究对象就是媒体文本。”正是因为语言学者跨越学科领域的努力，批评话语分析在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中的知名度得以迅速提升。

如果说，批评话语分析是在“话语转向”思潮下英语语言学向其他学科输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一次成功尝试的话，那么，传播学研究者的了解、参与、应用甚至修正，才是它能否真正融入媒体研究的关键，否则语言研究者的基本观照仍是语言学的。但对于传播学研究者来说，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关注媒介话语实践，其优势和合理性何在？答案其实是模糊的。并且，除了传播研究与批评话语研究的相融问题，还有语言的差异、媒体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等，都是背后的重要变量。有论者已经就此提出异议，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借助英美“经济文化资本”，形成了一种面向全球、被照搬效仿的学术霸权话语体系。它的思维方式、价值立场、问题导向来源于西方传统，也局限于西方现实。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爬梳传播学界在引入批评话语分析30余年来所做的工作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我们也要有较以往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来探讨国内传播学界引入和应用批评话语分析的合理性与困境分别是什么。

二、语言学的门槛：批评话语分析与传播研究的融合困境探析

费尔克拉夫和梵·迪克的著作通过“传播译丛”的方式中译出版后，显著促进了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传播学界的流行和发展。截至2020年7月于中国知网（CNKI）查询到的《话语与社会变迁》和《作为话语的新闻》的引用量分别是2549和2348次，引用量比由国内语言学者所翻译的这两人的其他著作高出很多。但是，跨学科引发高度关注是一回事，跨学科的运用和融合却是另一回事。对于传播学界而言，如何认知和理解批评话语分析这个源自西方学术语境、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等社会理论关系密切的现代语言研究的新成果，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引入之初，陈力丹认为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为新闻“内容分析”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而《话语与社会变迁》译者殷晓蓉也认为，“对于传播学这一社会科学中的新兴学科来说，话语分析由于直接涉及人际传播中的言语传播、口头传播、大众传播中的媒介文本等问题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也是当时新闻传播学界普遍的观感。但在近30年后回望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传播学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它的普及程度和成果数量实际逊色于最初的期望。

根据2022年12月查询到的知网期刊数据，篇名、关键词和摘要中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中文文献数量为1580篇，而发表在语言学期刊上的文献是1120篇，占总比约70.9%，与传播学相关的是229篇，占总比约14.5%。其中，来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CSSCI）的文献为368篇，占总比约23.3%，而与传播学科相关的文献是41篇，占比11.1%，占总比约2.6%。在知网的博士、硕士毕业论文数据库中，以相同检索条件可查到到博士、硕士论文篇数1546篇，其中由外语语言学相关学科专业授予学位的论文篇数为1320篇，占总比85.4%，而传播学相关学科专业授予学位的论文是83篇，占总比5.4%。

这表明，国内的批评话语研究，其主力军主要来自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在内的语言学科。从文献中可明显观察到，语言学学科领域内的批评话语研究，除去对批评话语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和分析外，大众媒介话语是这类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语言学科背景研究者进行的媒介话语研究，主要的理论观照是通过语言分析归纳媒介文本的特征，以论证媒介实践中存在的偏见和权力不平等。这也是批评话语研究早期兴起时的核心理论旨趣之一。但随着计算传播的兴起，媒体的意识形态偏见研究已经面临大样本大数据的变革需求，而基于小样本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是否以及如何适应当下的媒介环境和研究需求是其跨学科运用时亟须思考和回答的。

从上述检索结果还可看到，传播学尽管是批评话语分析跨学科运用的主要领域，但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高质量成果的数量偏低。这一方面与内容研究在传播学科较为边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与近二十年的话语研究热相比，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应用并不十分顺利。现有的研究成果中，鲜有思考和回应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带有理论框架和立场预设的方法移用到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文化语境会存在哪些问题，更多的是直接在研究中应用相关分析框架（主要是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度话语框架）。

由于新闻报道大批量生产的特性，在具体分析中，一些研究者在文本维度倾向于采用部分可进行多样本量化统计的语言分析概念，而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维度的分析主要是根据理论概念阐释论据为主，少用甚至弃用相关语言学概念进行归纳分析。并且，大部分研究依循传播研究中常见的针对特定媒体围绕主题抽取相关报道的样本选取思路，但“话语分析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要对一个话语链或一团相互交织的话语链进行历史性的分析或与现实相联系来分析”。只对一个或两个特定媒体取样的方式，实质上没有完全发挥出话语分析方法的优势和价值。

参照同为媒介内容研究方法的内容分析法的应用来看，可以说，批评话语分析作为方法，在传播学科内部的应用普及度实际并不高，现有部分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未完全发挥出该方法特有的优势，给传播学科带来的增量价值不尽如意。而这与批评话语分析在中文传播学科的应用存在语言、学科和社会文化语境三重难关有关。

如前所述，批评话语分析本身是语言学在“语言转向”思潮和“话语转向”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后又嫁接了一些社会批评理论，扩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从而极大提升了跨学科的知名度。因而它在中文传播学界的译介和运用，跨越语言、学科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于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语言学概念的理解、翻译和应用难题。一方面，批评话语研究所吸收的后现代理论术语，背后所承袭的思想传统多元且复杂，中文世界并没有对等的词汇乃至思想铺垫。再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发生在西方，中文世界对此的研究相对滞后。当然也包括国内传播学界对一些语言学专业概念缺少足够的认识和了解。这些因素叠加无疑增加了批评话语分析在具体运用中的难度。在部分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中可观察到，研究普遍忽视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维度的概念运用和分析，这与语言分析概念的理解和应用门槛有关。下面我们可从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译本中的中译概念讨论中获得对相对具象的感知。

费尔克拉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批评性的话语分析研究，日常语言中所蕴含的权力运作和社会不平等是其关注重点。他著述颇丰，《话语与社会变迁》和《语言与全球化》已在国内翻译出版。《话语与社会变迁》是费尔克拉夫在中文世界最为知名的著作，书中提出的三向度话语分析框架（三向度话语概念框架）（Three-Dimension Conception of Discourse）为国内学界所熟悉，也最常得到应用。该分析框架囊括了很多来自文学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分析概念，因而更容易出现跨学科和语境的概念误译和文化误读问题。

分析框架中的三向度指的是篇章（Text）、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和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这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分析维度。在“篇章”和“话语实践”之下，又选择了七个主标题词（Main Headings）作为分析概念。七个主标题词中译时，译者主要采用传播学科的常见译法和英中字典译法，而忽略了它们都是语言学的专业概念，有特定的学科译名。譬如，篇章层面的四个主标题词分别是“词汇”（Vocabulary）、“语法”（Grammar）、“衔接”（Cohesion）和“篇章结构”（ Text structure），前面两个概念可采用通行译名，但后两个概念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专门术语。Cohesion来自英语语言学者韩礼德（M.A.K. Halliday）和韩茹凯（Ruqaiya Hasan）的《英语的衔接》（Cohesion in English）一书。Text structure则是话语语言学中针对超句（trans-clause）这一话语分析单位而形成的概念，与梵·迪克在《新闻话语》中进行的新闻图式（即新闻话语超结构）的推导类似。中译本中的“连贯性”和“文本结构”的译法，可能会使得传播研究者难以注意到这些概念被语言学科赋予的特定意义。同样，对话语实践层面的三个主标题词，中译本也是采用字典译名，译为“力量”、文本的“连贯性”和“互文性”。前两个概念在外语语言学中有专有译名，分别是施为用意（Force）和连贯（Coherence）。其中，“施为用意”来自英国哲学家的奥斯汀（J.L.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Theory of Speech-acts）。即使在国内的外国语言学内部，“illocutionary force”这个概念也经过较长时间的争议才有了为多数研究者认为较为适配的中译名。而“连贯”（Coherence）与前面的“衔接”一起，都是出自《英语的衔接》中的术语。韩礼德和韩茹凯曾有创见地提出，“语篇就是在这两个方面都连贯的一段话语，即它从情景语境方面考虑是连贯的，故在语域上是一致的；同时它本身是连贯的，故它前后是衔接的”。这些语言学专业概念的翻译问题在中译本中还有一些，在此不再一一指出。

本文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为了提示对批评话语分析感兴趣的传播研究者了解这一西方语言学分支学派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并在此基础上去进行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而跨学科运用时出现的仅取用框架、忽视具体概念运用等问题和现象，是受到了当时学科发展阶段和特定时代背景等难以规避的客观因素的影响的。我们也可想见，《话语与社会变迁》译者在近30年前进行翻译时所面临的困难，正是得益于译者的努力，才极大地推进了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传播学界的发展。

第二，中文传播学界对于批评话语分析产生的背景语境，其分析路径的独特性及存在的问题等的了解仍需加深，尤其要在语言学科自身的发展脉络中去理解和应用“话语”等概念。批评话语分析并非一套可以搬用的“万能”工具，必须根据研究问题、对象甚至目的，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正。

早期，传播研究者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学科背景和产生的社会语境较为陌生。与批评话语分析同样使用“话语”概念，且几乎同时引入国内学界的还有福柯的话语理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和对话理论以及英国的文化研究等。这些都是“语言转向”“话语转向”影响的产物。但是，“话语”概念的意涵和发展应用，在不同学科其实存有较大的差异。西方语言学中的“话语”不仅与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话语”有所不同，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内部不同流派之间，“话语”意涵也有一定差别。譬如，语用学中“话语”指称的是超句的分析单位，而在社会语言学中则主要指向的是语言使用的社会性。

韩礼德在20世纪70、80年代根据阶①与范畴语法深层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发展了系统功能语法。他关于语言的“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功能的论述，以及“语域”（register）、“衔接”（cohesion）等重要概念的提出，都为之后的批评话语分析奠定了方法基础。相对于批评语言学、课堂话语分析、谈话分析等话语分析的分支，批评话语分析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其他学科的后现代理论资源的嫁接。费尔克拉夫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就嫁接了巴赫金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葛兰西的“领导权”这些来自哲学、文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概念。奠定他在批评话语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的，除了他在语言学领域创新性地融入这些理论概念外，更为关键的是，他尝试通过系统功能语言分析，为这些理论概念的形而下运用提供具体的路径。

不可避免，批评话语研究在英国、欧洲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语言学社群内部产生了较大争议。争议主要是围绕其研究立场和分析路径构建的合理性、以及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展开，其中以费尔克拉夫的研究路径引发的争议最大。

我们可通过“互文性”这个概念来看费尔克拉夫的框架构建上的一些问题。费尔克拉夫借鉴的“互文性”，是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研究巴赫金对话理论后的创造性发挥。“巴赫金一直坚持在交流模式中认识一切语言活动”，而克里斯蒂娃却区分了“文本”和“话语”，“文本”特指“超越交流性、具有了生产性的语言”。从《话语与社会变迁》的阐述中看，费尔克拉夫更认同巴赫金对语言活动交流特性的强调。他还从辩证的视野强调“话语”生产性，却没有辨析“互文性”概念中“话语”与“文本”之间的差异。

具体应用中，费尔克拉夫从语篇角度区分了两个层面的互文性：要分析的语篇以明确的方式利用的其他语篇，以及两个语篇的相互关系，此即为“明确的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而要分析语篇与外部语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与话语实践（discursivepractice）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此即为“互为话语性”（ interdiscursivity）。

我们知道，社会实践丰富多样，难以进行统一分类，形构话语秩序的要素也不存在稳定的类目，需要研究者根据各自目标来追索和构建。费尔克拉夫则是分别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社会语言学科借用了“语类”（ genre）、“活动类型”（activitytype）、“风格”（style）和“话语”（discourse）这四个概念，以此建立对互语性的具体分析。那么，对费尔克拉夫理论分析框架感兴趣的研究者，不仅需要把握他嫁接的各种概念的意涵和具体运用方式，还需要辨析和判断他所嫁接的理论观点和概念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显然，批评话语分析的应用全然不如其提倡者所宣称的那般易操作，并且研究者在语言分析路径上的理论嫁接，实际上也增加了它被理解和被应用的难度。后来者倘若不就研究问题、适用语境等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仅容易发生前述的情况，而且会容易遭遇研究结论与学科总体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正是语言学者跨学科进行媒介研究时常会发生的情况，即主要是从媒介话语领域，而非从实践中的话语链条出发选择分析语料，最终的研究结论对现有传播研究难以有所裨益。

第三，需要关注批评话语分析乃至话语分析在文化研究或是媒介话语研究中的价值立场问题。如前所述，批评话语分析不仅是西方语言学科向外输出的一种文本分析方法，更是现代西方语言学受到后现代话语理论影响，试图为批判社会理论的观点和价值立场提供语言学分析路径的产物，其方法论与所蕴含的价值观是不可割裂的。因此，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倾向于将批评话语分析视作“抓手”或“程式”的工具论立场，会遗失掉这类研究的大部分的理论特征和价值。这是传播研究者跨学科移用该方法时常常出现的情况。

换言之，批评话语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试图通过语言分析归纳出构成群体行动基础的群体性思维方式——群体性思维方式的揭示或者说“祛魅”；另一方面，“批评”一词的本意就是基于某一价值立场进行评判——重点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制度的批评。显然，批评话语研究的价值维度，难以直接跨越文化和语境进行迁移；考虑到中文传播研究普遍存在的工具论倾向，即使能够有所迁移，实际运用中也会被极大地忽略。国内传播研究对这个维度缺少必要关注的后果是，批评话语分析在具体应用中会缺乏对当代媒介话语实践的创新性解释，另外由于只做方法框架的呆板搬用，其研究结论往往容易演变成论者对“客观真理”的了解和发现，而不是研究者与所考察的现象或问题之间的互动、理解以及解释的过程，遮蔽了进行话语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

总之，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媒体话语研究中的移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脱离了其产生和应用的原生语境，原有的理论预设、价值立场与新的社会语境之间难免产生排异反应。这不仅表现在分析路径推进的困境上，更反映在话语实践本身的意义构建不能直接“套用”原来的理论框架。

因此，国内传播学界应用批评话语分析这一外域方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放在借鉴它的发展思路以构建起对于当代中国媒介实践有深度解释效力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之上，即要与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和“主体性”构建等命题联系起来。

三、社会文化语境的阻隔与跨越：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前瞻

通过前面的梳理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批评话语分析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向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输出自己的方法论，关键在于它把西方左翼姿态和语言学意义上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一旦选择从事批判话语研究，就意味着研究者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且至少在学术研究及出版方面，要坚持为反抗任何形式的压迫而斗争”。因此，这类研究偏好解构和揭露大众主流媒体、政治领袖和当权者的话语中体现的种族、性别和阶层歧视问题，其研究立场带有浓重的政治批判色彩。

但是，批评话语研究无论是嫁接后现代理论，或是跨领域选择研究对象，它实质上仍是对马林诺夫斯基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语言、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三元构型的延续。这种跳出二元对立的认识构型，为有效阐释传播活动中语言使用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时也增加了理解和运用它的复杂度和难度。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源自外域社会文化语境、带有复杂立场和理论预设的方法，是难以通过直接地“复制”和“粘贴”用来分析中国当下的传播实践。

首先，让我们回看西方语言学领域的反应，也许会有所启发。批评话语研究者过于鲜明的政治批评立场在其语言社群内部也颇受诟病，该立场实际上与20世纪70、80年代欧洲特定政治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后来，批评话语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以揭露、解构为主的研究态度和消极的话语分析，事实上难以达成他们所希望的社会话语权力公平分配这一目标。在1999年英国伯明翰召开的批评话语分析国际研讨会上，韩礼德的学生、澳洲语言学者马丁（J.R. Martin）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PDA）这一全新的命题。积极话语分析除了语料选取和分析上与批评话语分析有所不同外，最关键的是它不再从批判和揭露的角度选择分析对象，而提倡积极和友好的态度。可以说，积极话语分析的提出是语言学者对原有批评话语研究目标的一种补充和修正。马丁认为“我们需要将对社团的关注作为补充，考虑使人民如何团结在一起，在世界上赢得自己的空间——通过权力的重新分配，而非通过斗争的方式”。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立场（“积极”其实也是一种立场），而是立场需要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进行调整。

如前所述，批评话语研究是欧陆和英国语言学者在特定语境下受到“话语”转向思潮影响下对语言与社会实践关系的新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媒介话语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普遍存在的权力不平等问题恰好符合这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旨趣和要求，因而被选中用来论证甚至推广自己的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借鉴这一发展思路，包括传播学科在内的中国研究者，最核心的行动不是应用其框架，而是立足我们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探索基于文本的语言分析方法可以如何来推动媒介与社会理论研究的发展。

其次，媒体发展变革的实践，则给予我们前瞻的动力。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发展，使得当今社会的大众媒介话语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以“用户主导生成内容”“信息沿社会关系网散布”和“传受双方实时在场”为特征的新的传播方式，消解了西方“一战”后所形成的“中心化”的大众传播模式。那么建基于大众传播实践之上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则需要面对一个“去中心化”的、由社交媒体平台把关的新型媒介话语实践——如果说还有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的话。因而，以往研究中仅通过考察某个媒体中特定主题的内容生产、分配和消费来讨论媒介实践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辩证关系变得有些浅显和过于片面，而“对多个话语领域在调控大众意识方面所产生的共同效应进行分析可能会得出重要的结论”。但这样做的工作量是巨大且极其耗费时间的，因而研究问题的价值论证变得十分关键，且跨学科领域的交流和团队密切合作也是必然要求。

最后，瞻前顾后的启发是，积极话语分析合乎国情这个最大的语境，关注社交媒体话语实践则顺应“去中心化”的传播时代。以此为进路，批判话语分析需要摆脱“工具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获得中国化、主体化的地位。这实际上与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探索一样，是外域理论或方法移用到中国语境发展时的必然要求。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传播学科跨越语言、学科和语境的运用，同样出现了胡翼青提出的研究路径迷失问题。胡翼青认为，传播研究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有着致命的认识论缺陷：用西方的理论为标准去解释中国的经验，不但不能创造出中国的传播学，倒是更有可能是用中国的经验去丰富了西方理论的案例库，拓展和强化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这正是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传播学界应用过程中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因此，在真正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去研究中国传播问题之前，它本身需要先成为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对象，在具体的中国语境中考察它的价值，厘清和批评它蕴含的意识形态霸权。其次才是运用它分析具体的话语实践。当然，最终的目标是借助这套既可以为话语相关的理论概念提供形而下分析路径，又能够立足当下实践进行形而上归纳和抽象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媒介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提供有解释力的理论建构，从而有助于中西方法论层面的深入融合，推动传播研究的本土化，构建出中国传播研究的“主体”身份。

这里所说的“主体”，并非本质主义的永恒主体，而是形式功能主体，是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中介化的结果。主体性的建构是借助知识-权力装置来实现自由主体的生产，因此，主体性的改变和“主体”身份的确立“取决于对知识和权力技术（或战术）的把握”。即本土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方法论的引导，通过对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传播学科的引入和应用进行方法层面的创新和对话，不仅对探寻中国这个最大语境中各类话语实践之间的中观或微观互动机制有其独到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有助于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的建立。

作者： 刘也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阎立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4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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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等 | 元宇宙作为媒介：传播的“复得”与“复失”陈昌凤等 | “新闻”的再定义：元宇宙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
彭兰 | 数字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张洪忠等 | 元宇宙：具身传播的场景想象常江 | 伊莱休·卡茨：新媒体加速了政治的日常化——媒介使用、政治参与和传播研究的进路

编辑：文颖   校对: 李韵奕   审核: 段吉平 邓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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