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妇女的婚姻关系到底怎么结束？

文|庄志明律师

结束——不是法律上的术语，但想来想去只能用“结束”一词表达。

下午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关于对被拐妇女的婚姻关系出台司法解释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认为，由于被拐妇女大部分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无法及时行使权利，被拐卖、被迫结婚的时间久远难以取证等多种原因，使得在一些案件中被拐女性不仅难以离婚，相关合法权益也都难以保障。并且相当一部分的被拐女性正是因为没有财产，无法负担抚养子女的费用，无法取得子女抚养权，回到原籍难以维持生活，才愿意留在收买她的家庭，甚至“谅解”收买她的“丈夫”。

刘红宇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专门的司法指导性意见，来处理被拐女性及其子女婚姻家庭关系，在确认女方系被拐卖妇女的情况下，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其合法权益。

刘红宇委员的建议我认为是有建设性的，也是接地气的，比网上那些乌七八糟的建议好多了。如果最高法专门出台相关指导意见，那是最好的，由权威部门定调便于操作，防止各自为政，避免七嘴八舌。但笔者同时认为，即使最高法没有专门的司法指导意见出台，也不妨碍对被拐妇女的婚姻的正确认定和对待，因为民法典是“百科全书”，博大精深，解决此类问题是有迹可循的。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拐卖妇女形成的婚姻，大多属于此类，此时只要妇女提起撤销婚姻之诉，法院则应作出撤销婚姻的裁决，结束婚姻。在这场婚姻中，妇女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也即总有机会可提出撤销之诉的，不管婚姻关系有多长。

除以上规定外，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一条  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等规定也是提起撤销之诉的法律条款。因此受害妇女若不认可这婚姻，办法是有的。

但撤销婚姻是必须由当事妇女提起的，他人无法“越权”行使，国家机关也难以启动国家力量干涉他人的婚姻，因为感情状态是可能变化的，或许在N年前是被“胁迫”，现如今妇女已不认为“胁迫”呢，此时你强力拆散已稳定的婚姻，就未必是正确的做法。

或许有读者会说了，被拐卖妇女是智障的咋办？她又不知道自己有这撤销的权利。

对此民法典规定了监护关系，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注意，这里的监护人是按照顺序担任的，前一个顺序不符合，后一个顺序才可进入，不能跳跃的。在撤销婚姻之诉中，被拐卖的智障妇女的配偶显然是不可以作为监护人的，那就依次向下，从“父母、子女”层面开始行使监护。

另一个注意情况是，监护有原则的，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这两个“最”在实践中是非常艰难的。要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考量这两个“最”。一个家庭过的怎么样，家里人的关系如何，有没有迫害，家里的成员是最清楚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个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如果适格的监护人不提起撤销之诉，国家基本上也没办法粗暴撤销该等婚姻，否则就是拱火，违背法治原则了。

综上所述，撤销婚姻得有撤销的事实（为法律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和提起撤销的主体，还得依照撤销的法定程序。缺乏事实，没有主体，未经程序，是搞不定婚姻撤销的。未撤销之前，婚姻仍然是有效的。

如果缺乏支撑撤销的事实，但妇女不愿意和男方继续生活的，那只能按照离婚的程序走，此为常规程序，就不重复了。

如果读者认为自己最懂“被拐妇女”，人家都不懂，监护人都TMD是一伙的，那可以从公益方面，从“指定监护人”方面再做文章，这话题就太大了，限于篇幅，本文是展开不了的。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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