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岛专稿|中国需要一场亲子关系的革命（上）
作者简介：
彭小华，旅美独立学人，关系-交流研究者；国际注册高级婚姻家庭指导 师、REBT咨询师；译者、写作者；乐见岛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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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的成功，我们的确竭尽全力。孩子能否成功尚在未定之天，当下的痛苦却是实实在在！”
把爱变成绳索，把期待变成鞭子
思思是我所在城市一所名校的初三学生，还有两个月就要中考了，她却精神萎靡，要么不去上学，在家睡觉、玩游戏、看玄幻小说，父母好说歹说好不容易去了学校，整个上午基本上处于迷糊状态，根本听不进课。
她不想再为考试付出努力，“太累了”、“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她只想熬到初中毕业就找份工作，不再依赖父母生活，如果因为年龄原因，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那就读个职高。
思思素来是个乖乖女，从小学业优秀，一切都在初二下期的一个晚上改变。
那天晚上，临近午夜，作业还没写完。思思困极了，想睡觉，守在一旁的父亲不许。父女爆发了严重争吵，盛怒之下，父亲扬手一杯茶水泼到她脸上，她顿时崩溃，哭着喊着奔向窗前，扬言要跳楼……
第二天清早，思思神思恍惚，已不记得夜间发生的事，只是反复念叨：“有人要打我，有人要打我”。
她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一个多月，“根本没有效果”。出院后，每天服用抗抑郁药、安眠药。药物没有恢复她的精神、心理状态，反令她白天困顿、乏力。她让父母别再对她寄予希望，再生一个孩子。
怕女儿轻生，母亲辞职做起了全职妈妈。她恨自己软弱，为没能抵挡丈夫对女儿的高压管控后悔不已；曾经志满意得的父亲愧悔交加，深恨自己毁了女儿的前程，他请求女儿回到升普高、考大学的“正常轨道”，唯其如此，他才认为女儿原谅了他。
这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中国太多中产父母把子女养育作为家庭的重心，出于对子女近乎狂热的爱，为了让子女将来过上好生活，为他们设定了一条通往“成功”的路径：考大学，或者说，考名牌大学。养育的重心遂围绕子女教育展开，教育的重心又落实在考试成绩上。
我们自认为对孩子关怀备至，尽其可能为孩子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学习条件——“现在的孩子太幸运了”、“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常这么说。
为了孩子的成功，我们的确殚精竭虑。我们能否帮助孩子成功尚在未定之天，孩子们当下不快乐却是真实的！
这首先是因为，孩子们严重缺少自由、自主，而且，父母的付出是要求回报的，孩子得“听话”、得“感恩”，得严格按照父母设定的道路走，拿出好成绩，以及满足父母设定的其它理想化要求。
我们就这样把爱变成了绳索，把期待变成了鞭子，孩子无论多好的成绩也还是不够好，无论怎么努力都还有继续努力的空间。孩子仿佛是学习和考试的“劳工”，父母类似严苛的“监工”，彼此之间关系紧张，大小摩擦频仍。
如今的父母聚会，申讨孩子“叛逆”是一个重要议题；孩子们聚首，吐槽父母唠叨、专制、不可理喻是常规节目。
孩子“叛逆”的年龄比二、三十年前大大提前，有小到七、八岁的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就更多了；儿童抑郁、自杀的年龄也屡创新低。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孩子的成长没有达到预设的养育目标，亲子关系紧张的状态更令人备感困惑。父母通常归咎于孩子和社会、文化环境，解决办法往往是加强规训、升级打压，还有人呼吁恢复传统孝道。
这都不得其法。正如美国养育革命先锋人物、斯坦福大学前新生教务长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指出的，孩子的问题根源不在孩子身上，而在于父母错误的养育方式。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孩子的问题、亲子关系问题根本上都是父母的问题，需要检讨的是父母。
不得不承认，同美国家庭相比，我们的养育问题严重太多。美国孩子拥有更多的自由、自主，亲子关系比我们好得多——调查显示，很多美国年轻人把父母视为最好的朋友、最崇拜的人。
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养育方式陷入了空前危机，反思与改变已经迫在眉睫。
亲子关系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关系
1967年，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归纳了放任、专制、权威三种养育模式；
1983年，心理学家埃莉诺·麦考比和约翰·马丁对鲍姆林德对分类做了修改，以“放纵型”取代“放任型”，并增加了“忽视型”；
20世纪90年代，吉姆·费伊和福斯特·克林纳发明了“直升机父母”一词，指父母像直升飞机一样盘旋于子女头顶，对子女实施指挥、控制、帮助。
2016年，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在《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中指出，专制型父母和放任／放纵型父母都可能同时也是直升机父母。在我看来，直升机式行为加剧了专制型养育和放任／放纵型养育固有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妈妈全职带孩子、全天候围着孩子转的做法持谨慎态度。
不同的养育方式对应不同的沟通方式，体现不同的权力关系：
放任／放纵型家长对孩子几无要求，有求必应；他们不愿制定规则，也不提出期望，因此缺乏规训的基础和需要；可能会提醒、唠叨，但很少落实口头威胁所要采取的行动。
这类父母和子女不存在权力争夺的基础，亲子之间不容易发生冲突。这类父母如果同时是直升机父母，更容易“宠坏”孩子。这类父母在中产父母中占比较小。
忽视型父母对孩子既缺乏爱的情感和积极反应，又缺少行为方面的要求和控制，一般只提供食宿衣物等物质需求，不在精神上提供支持。
这类父母与子女不存在权力争夺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尽到养育之责。这类父母（以父亲居多）占有相当比例。
专制型：这类父母主观性强，高标准、严要求；期望孩子服从、尊重自己；习惯于诉诸恐吓、羞辱、打压、惩罚；他们不倾听子女，不解释自己的行为理由。这类父母和子女常常发生权力争夺。
咨询过程中，我遇到的学生，无论是学习困难，还是迷恋游戏、失恋自伤自杀、抑郁、强迫症、焦虑，还是成年后有母女、婆媳冲突的女性，以及有夫妻关系问题的男女，都存在亲子关系的问题，往往都有专制的父母。
权威型家长把孩子视为独立、有理性的人，对孩子充满亲情温暖；对子女有要求、有引导、有支持，对孩子的需求和行为做出及时热情的反应，鼓励并尊重孩子表达意见与观点。
这是一种理性的、民主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成长最为有利。《纽约时报》畅销书《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作者阿曼达·里普利认为，“权威型”养育结合了“专制型”和“放任型”养育模式的优点。
据我观察，中国中产父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专制型养育，包括直升机专制型和忽视－专制型。
更多中国父母的养育行为往往结合了两种不同模式的某些做法，有的父母（通常是父亲）经常忽视孩子，即使与孩子沟通， 往往也是一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专制者面孔。忽视而专制可以说是最差的一种养育模式，比忽视加放任／放纵还要糟糕。
相较于西方父母，中国专制型父母缺少对子女主体性、人格、权利、自由、自尊的基本尊重，甚至就是缺少这方面的意识，彼此隔着一道人文主义的鸿沟。
父母表达爱的技术和能力亟待翻转式的改变
父母爱孩子的本心无可置疑，然而，主观的爱的表达未必等于爱的接受。从父母的角度讲，无论他们做什么：逼迫、威吓也好，贬低、羞辱也好，吼骂、责打也好……无不是爱的表达——“都是为了你好”。然而，孩子的感受却不是这样。
他们关心的不是父母爱的本意，而是父母的具体言行。那些“还不都是为你好”的言行让他们受伤。“恨铁不成钢”也是恨，爱孩子，需要做到言语、行为与本心一致。爱要通过温暖、滋养心灵的言行表达。我们表达爱的技术和能力需要翻转式的改变。
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魔咒下，多少父母心急火燎地赶着孩子奔跑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这是焦虑的根源，同时导致很多非理性的行为——就跟前述案例中的父亲一样。
必要问一下，什么是成功？
为什么成功那么重要？
我们的做法真在帮助孩子成功吗？
以考大学、考名牌大学为目标的成功观太过狭隘，通往成功的途径并非只有这么一条。当代人普遍接受了社会化、物化、简单化的成功标准，将其化约为金钱、地位、名头，并有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不问道德、良知的倾向。这是对成功的误解。
根据字典释义，成功指达到或实现某种价值尺度的事情或事件，从而获得预期结果。成功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只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目标，不断奋斗，体现出自我的价值，无论结局如何都可以是成功的人。
父母有必要扩大视野，去除执念，超越狭隘的功利标准，置换内心的养育目标，采取更多元、宽泛、尊重孩子主观感受的成功观；珍视眼前独特、唯一的孩子，而不是把他作为实现父母设定的理想目标的工具。
让孩子作为自己人生的主体，如其所是地爱、珍惜、接纳、尊重自己的孩子，无论孩子聪明、愚笨，学习成绩好坏，都积极发现和张扬孩子的优点与长处，帮助孩子形成自身的优势和自信；为孩子鼓掌，让孩子始终保有自信——每个人都可以做独特的、成功的自己。
其实，与其说我们关心成功，不如说我们关心的是孩子的幸福。我们把成功等同于幸福。
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幸福？
对此，很多父母未必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我赞成国际知名幸福研究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行为科学教授、英国政府幸福调查问卷设计者保罗·多兰的定义：幸福是人生过程中体验到的愉快和意义，两者越平衡，过程中体验的愉快和意义越多，人生的幸福总量就越大。他特别指出，未来的幸福不能弥补当下的幸福损失。
“十年寒窗”，幸福很少、痛苦很多，考上大学还能聊以自慰，对于那些考不上大学的人，过程中的痛苦就是幸福的净损失。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霍华德·金森研究“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结论是：“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都会随着物质的离去而离去。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全面的精神心理健康研究格兰特研究历时75年，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追踪268位哈佛学生的人生，求解“幸福密码”，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幸福人生，最终，爱、关系最重要——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金钱、权力、地位。
金森的研究和格兰特研究都揭示了幸福的主观、精神特性，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父母们不妨以此对照和修正自身的观念与做法。
我们在定义成功和幸福时，受制于物质极度稀缺的恐怖记忆，关注匮乏性需求，严重忽视了存在性需求。
另一方面，大学、名牌大学毕业证未必能兑换为好工作、高收入、高地位。因为，我们的养育方式有重大缺陷，没能真正帮助孩子做好对接职场、社会的准备——甚至不能帮助他们建构良好的亲密关系。
养育过程中，我们在一些方面做得过多，在另一些方面又做得太少，甚至反向作为。
我们让孩子在围绕考试的学习上投入的精力过多；了解和发展自身潜力、兴趣的机会过少。结果，孩子的知识单薄，视野狭隘，认知水平、判断能力低下；
我们不假思索地把孩子交给学校，让孩子长期承受超负荷的“知更鸟式”教学和刷题式学习，磨灭了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内驱力、创造性，形成学习厌腻、懈怠，这无助于他们成为终身学习者；
在物质生活上，我们拼命富养孩子，却对孩子的思想、精神、心理状态关心不够；传递庸俗市侩的生存哲学，不讲公平正义、是非对错，导致孩子价值虚无、价值观混乱；
在生活上，我们包办代替，没有帮助他们锻炼生活/生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情绪调节能力、解决具体问题／面对困难的能力。因此，孩子们身体长大，却没有做好独立自主的准备，也缺少自信心、自我效能感；
当孩子遭遇学习困难，最需要我们同情的时候，我们情绪失控，以批评、责备为主，正面帮助不够。这无助于鼓励孩子尝试以平常心看待失败，探索走出失败的方法，形成对他们一生至关重要的抗挫力；
我们对孩子指挥、命令较多，尊重、倾听较少；我们不鼓励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要求孩子言听计从，否则就是“不听话”、“叛逆”；
我们对孩子否定、批评、论断较多，肯定、赞扬、认同较少；悲观、虚无色彩浓厚，乐观、理想主义缺乏。
许多父母在理论上知道培养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很重要，在现实生活中又经常贬低孩子。从人格、尊严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在勒索，甚至虐待孩子。
难怪当代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普遍质量不高，不仅是学业“失败”的孩子，就是成绩很好的孩子，对父母也颇多怨言、怨恨。
我们与孩子互动的方式，反应了我们没有把孩子视为平等、独立、有尊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我们没有把父母子女之间彼此分离、把孩子的独立作为养育目标。
孩子是民族的未来。不正常的亲子关系以及不正常的养育模式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民族的未来能让人乐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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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ixabay
编辑：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