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躺平”
痛定思痛,深刻检讨,反思过往,展望未来,得出结论:人生是不能躺平的。在这普大喜奔的日子里,我们必须弘扬正能量,以磅礴的正能量涤荡一切消极怠工思想。
胡主编说得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躺平”!无论你是什么原因躺平,环时都会像闹钟一样在黎明时分把你唤醒……
躺平主义的解决,有软硬两种解法,无非是大棒加胡萝卜。
硬解就是苏联模式,契卡的铁拳。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是吃大锅饭,消灭了私有制,无恒产者无恒心,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觉悟不高,私心作祟,都学会了“躺平”,每天摸摸鱼,薅无产阶级专政的羊毛。体制性的普遍“怠工”,是计划经济的癌症。
无产阶级专政也很聪明,在十月革命之后马上建立了监督机构,苏维埃的铁拳,这就是后来谈虎色变的“契卡”。俄罗斯90年代拍的反思电影《契卡》,血雨腥风,很黄很暴力。
契卡,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肃反”显得杀气腾腾,其实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注意,契卡,肃清的不仅是反革命,也包括普遍的消极怠工行为。
“躺平”等同于“反革命”。
可以说,计划经济的历史,就是一部与“躺平”进行永恒斗争的历史。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相关的前苏联笑话有一箩筐,苏联人善于用自嘲表达幽默感。例如,一个苏联工人说:“他们假装给我发工资,我也假装给他们干活儿。”
直到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建成发达社会,还颁布“反寄生虫法案”,坚决打击“躺平”行为。
硬解,牛不喝水强按头,往往效果不佳。工作还可以用奖惩机制去鞭策,但结婚、生娃这种私人事务公权力干预的力度不好掌握分寸。
市场经济体制往往采用软解,胡萝卜多于大棒。胡萝卜就是让人看到希望,就像在转磨的驴子面前吊一根胡萝卜来引诱你前进。
欧美也有躺平主义,但他们多主张奋斗后享受人生,也就是不为工作而工作,提前退休计划,FIRE运动。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ing early)是“经济独立,早早退休”四个单词的首字母。
FIRE运动最早风靡美国。FIRE人群降低物欲,过极简的生活,先攒钱后享受,通过开源和节流来积累存款,迅速存够年开销的25倍,然后靠每年4%的固定收益来生活,即可实现FIRE。运动的核心是:尽快存够25年的生活费,靠每年4%的固定收益来生活。
“4%原则”最早是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威廉·班根(William Bengen)提出的。他研究美国过去75年来的股市和退休案例,归纳出:“只要在退休第一年从退休金本金中提取不超过4.2%,之后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微调,即使到过世,退休金都花不完。”工作—攒钱—投资—极简生活—提前退休,低配版财务自由实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是用市场体制替代计划体制,用胡萝卜替代大棒,在前四十年释放出巨大的活力和生产力。但这几年为什么开始不灵了呢?“躺平”的兴起,是胡萝卜不够诱人?还是驴子变聪明了?
两者兼有,胡萝卜可望不可即,驴子并不傻,总起来说,改革红利在边际减少。我在上文说过,“躺平”的真凶不是市场,不是资本,而是十年来全球流行的凯恩斯主义。
因此,对症下药,和平解决躺平问题,就是摒弃凯恩斯主义,二次改革开放:政府瘦身,藏富于民,放松管制,节制放水。市场经济应当是一种正向激励机制,激励全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资产投机,做大蛋糕的增量,增量大,机会才多,屌丝逆袭的社会流动性提高,驴子才能重新对胡萝卜产生兴趣。
软解最重要的抓手是逆练吸星大法。吸星大法,就是政权对民间财富的汲取;逆练吸星大法,就是放水养鱼,不涸泽而渔。
中国在财富分配结构上存在扭曲,不光是打工人苦,其实老板也苦,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在生死边缘,不赚钱,滋润的就是几个头部大厂,这也是现在大学生除了考公考编就是跑进大厂去卷996的原因。
这几年,中国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的常客。《福布斯》称,“中国内地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但从数据看,中国的宏观税负数据并不高,税负痛苦却在全球名列前茅,主要原因就是广义的财富汲取能力太强大。
例如,高房价本质上也是一种税。疫情流行的2020年,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5.9万亿元,同比增加16%。上海、杭州、广州、南京四城超过2000亿;北京、武汉等破千亿。房产作为钢筋水泥没有多大价值,最大的成本是土地。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调查显示,地价房价比高达58.2%。也就是说,除了正式税费之外,房价的一半以上是交给了政府,房企只不过是土地财政的打工仔。
有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可以衡量老百姓在经济增长里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189元,人均GDP是72447元,收入/GDP占比是44%,这个比例大体固定,近年略有上升。
美国人均GDP达6.34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45000美元,收入/GDP占比大概是65%,一般发达国家这个数据大体在60%以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只有3亿人口,但消费力超过14亿人口的中国的原因。
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意味着经济增长这块大蛋糕,普通民众能分多大比例。除了居民收入之外,剩下的是被资本(回报)和政府(税费)拿走了。
在国际比较意义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44%,是偏低的,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能提升到50%以上,那么内需可能振兴,消费得到刺激,内循环生生不息,年轻人也不至于过早“躺平”。
从另一个指标,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来看,美国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26%,而中国政府的数据要低于美国。但不要被表面数字迷惑,统计口径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的税收只是一部分,此外广义的税负还包括土地出让金、国企利润和社保费。
如果全口径比较,中国的全口径宏观税负(含土地出让收入)高于美国,非税负担更高,而民生支出少、社会保障层次低。年薪千万的任泽平写过一份报告《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
1)全口径下2018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全口径的财政收入包括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导致大量税收由企业缴纳。中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企业为主,美国税收的征收对象以个人为主。
2)中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仍较高,2018年为14.7%。美国联邦非税收入在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比较低,不足4%。近年来中国持续推动减税降费,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但是土地出让收入、社保收入持续上升带动宏观税负上升,抵消了部分减税降费的成果。
3)税收在“用之于民”方面有差距,中国社会保障的低层次和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对比鲜明。大量的税费收入用于供养庞大的机关事业群体和建设性支出,用于社会大众的福利保障受到挤压,社会保障水平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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