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江湖走，拒稿常常有！

你的论文被拒了吗？

我家CEO烧的饭菜即使不合自己的口味，我拿起筷子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是美味！因为我知道抱怨的后果很严重。但在论文发表中，你费力烧的那道菜，千万不要期许这样的恭维。对科研工作者而言，科学发表成了学术生活的一部分。你经年累月的辛苦工作，左修右改地变成一份论文，兴冲冲地投向一家期刊，期待早日呈现于潜在的读者，但结果可能非你所愿。

确实，对科研工作者而言，拒稿是一个非常刺痛神经的话题。尤其对于刚刚开始科研工作的青年人，论文被拒稿是需要面临的第一个挫折，也是需要学习的第一个科研经验。拒稿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本人想说明的一点是：拒稿并非全部是作者的错。先提供几个案例。

案例1：

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授给了以色列材料科学家Daniel Shechtman, 以表彰他对准晶（quasicrystals）的发现。Shechtman在1982年发现了这一奇特现象，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实验室老板也非常反感这种“离经叛道”的“假说”，他被迫离开所在的研究组回到以色列。Shechtman不甘于同行的漠视，将这一“自命不凡”的发现精心准备了一篇论文，投给《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结果很利索地被拒掉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仍不甘心，又将文章投给了《Physical Review Letters》，文章顺利被接收发表。有PRL的发表，Shechtman的重要发现看似盼来出头之日，不曾想被同领域的权威，诺奖获得者Linus Pauling公开斥责：“简直胡扯，没有准晶，只有准科学家”。但事实胜于雄论，越来越多的实验证实准晶确实存在，Pauling先生确实错了（Pauling先生，你为什么知错不改呢？）。Shechtman曾悲叹道：“当我告诉人们，我发现了准晶体的时候，所有人都取笑我”。幸运的是，他的坚持最终收获了科学界的尊重。

案例2：

2010年英国两位物理学家Andre Geim和Konstantin Novoselov，凭借对石墨烯（Graphene）研究的贡献，摘得诺贝尔物理奖。在2003年他们将该研究成果先投给了《Nature》，却被评审人提了一堆问题后拒稿。随后这篇文章改投《Science》，这次他们很走运，文章被迅速接受发表。谁曾想，仅仅6年后诺奖也眷顾了这项有趣而极具应用前景的科学发现。后来，Novoselov有一次谈起这次拒稿经历，仍然耿耿于怀：“文章被拒了，我难以理解。评审人称研究结果有趣，但需要我们补充这样、那样、其它样的研究内容，才可以考虑发表。到现在已过去三年时间了，那些评审人最初提出的那些要求我们仍然无法完成......”。

案例3：

1937年，德国科学家Hans Krebs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取得其重要发现——柠檬酸循环，对生物新陈代谢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最初将成果投给《Nature》，但被拒稿。无奈之下，Krebs将该论文转投给荷兰的一个专业性杂志《Enzymologia》并顺利发表。1953年，Krebs凭借这一重要贡献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奖。据说前几年有位《Nature》的编辑也谈及此事：“对Krebs诺奖论文的拒绝，是《Nature》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接下来给出本人的评论：

（1）科学出版具有不确定性。

西班牙物理学家Juan Miguel Campanario曾整理了一份期刊的名单，这些期刊曾拒绝发表20位诺奖获得者的论文，他也记录了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更多次地被同行拒绝的经历。声名显赫如《Nature》，拥有强大的编辑和评审团队，具有更为可信的评审水准，也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即便是一项真正有创见的研究工作，重要到可以获得诺奖的论文，也难免被错杀的命运。推及更广泛的学术期刊，更普遍的研究工作，更难避免不恰当评审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整个科学出版中轮番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2）科学的保守主义正在蔓延。

我们不得不悲叹，宽松而自由的学术出版时代正渐行渐远。因为保守，一些挑战传统观点的科学工作变得更难发表；因为保守，科学评审工作变得越来越苛刻；因为保守，科学发表的效率远落后于出版技术进步的效率；因为保守，草根科研工作者更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认可一篇文章只需要一个理由，拒绝一篇文章可以给出一百个理由。而且还有必要为拒稿提供一个更为高尚的解释：让你的工作更加完美。如果爱因斯坦活在当下，他的那超越时代而无人可读懂的奇谈怪论如何发表？如果今天也有类似于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会不会因猜想太多且直接证据太少而被否决？

（3）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

理论上作者也有选择刊物的权利，但实际上作者可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人类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允许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智力劳动。科研工作者的增长速度要远快于科技期刊的扩张速度，导致科学发表的竞争更趋激烈。对于那些已经确立学术声誉的科学期刊，受理的稿件数量远远超过其可以发表的数量，因此导致拒稿率持续走高。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科学家越来越丧失对自己研究工作发表的掌控，科学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地被科学期刊支配。

（4）错误的指挥棒引向更为坎坷的路。

科学工作者也可以选择一些竞争不太激烈、可见度较低且审稿宽容的期刊进行发表。但在大多数考核机制中，此类发表被认为毫无意义。比如：博士毕业必须有×××检索的文章数篇，科研项目结题必须有×××检索的文章若干，职称评审必有×××检索的文章几许，业绩考核没有×××检索的文章等同于歇菜。一句话，没有×××检索的文章你没法儿活。科研工作者在前有虎后有狼的夹击中，处境异常艰难。

奥斯卡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一句经典台词：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喻指人生的境遇充满不确定性，你永远不能预见会有什么结果。投稿又何尝不是如此？那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吗？没有！只有坏与更坏的。对于作者而言，能做的唯有：其一，努力做自己满意的科研工作；其二，从事科研工作需要一颗平和而坚韧的内心；其三，最重要的是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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