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自由的学术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希腊科学纯粹为“自身”而存在，缺乏功利目的、实用目的；其二，希腊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自身”。我们要深入理解希腊科学，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做更多的考察和分析。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求知是人的本性”，把“知”的问题摆在了最为突出的地位。他在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区分了经验、技艺和科学(知识，episteme，在希腊文里，“知识”和“科学”是同一个词)。他认为，低等动物有感觉，高等动物除了感觉还有记忆。从记忆中可以生成经验，从经验中可以造就技艺(techne)。经验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技艺高于经验，因为有经验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技艺者知其所以然，故技艺者比经验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但是技艺还不是最高的“知”，最高的“知”是“科学”(episteme)。技艺固然因为超越了经验而令人惊奇赞叹，但是由于多数技艺只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必需为目的的技艺，才是科学。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知识分成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两大类，亚里士多德却给出了知识的三个阶段。他的经验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验知识，技艺这种追究原因、知其所以然的普遍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的分类中却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的位置。这件事情反映了希腊科学精神相当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被我们遗忘。什么是“认识”？认识即是追求“科学”。什么是“科学”？为什么在“技艺”这种理论性知识之外还要增加“科学”这样一个纯粹知识的阶段？这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白，“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形而上学》982A15-18)。“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形而上学》982B21-23)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科学是一种自由的探求。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而存在，这种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纯粹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需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为着自身而存在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希腊数学的集大成者是欧几里得的《原本》。《原本》成为西方思想最重要的经典(也许仅次于《圣经》)，但其作者欧几里得的生平几乎不可考。流传下来仅有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说，有国王师从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欲求捷径，欧氏回答说：“在几何学的王国里没有为国王单独铺就的康庄大道。”第二则故事则说的是，一位年轻人师从欧氏学几何，但问及几何学的用处，欧氏勃然大怒：“给他两个钱，赶紧给我走，居然想跟我学有用之学，谁不知道我的学问是完全无用的？”为什么希腊学者强调自己知识的非实用性呢？因为任何知识若是仅仅为他者而存在、成为实现他者的手段和工具，那么这样的知识就不是为着“自己”的知识，因而就不是自由的知识；学习这样的知识，就不能起到教化自由人性的作用。希腊人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其背景在于，他们的学术本来就是自由的学术。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传统，强调学术、知识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问“本身”没有价值。学问是敲门砖、是进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中国的读书人、学者、士人并未视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总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属他人而存在。今天人们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其实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太过强大。我们嘲笑无用的学问是“屠龙之术”，我们的学生总是问老师我们学习的东西有什么用，而我们的教师、学者也总是苦口婆心地向学生、向管理者、向科研经费的拨发者强调他们从事的学术是有用的。这个学以致用传统，严重妨碍了我们去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
摘自？《科学技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