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桐辉：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发言及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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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独乐斋主”题字）

为进一步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贯彻实施，2019年8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与北京衡宁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分四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讨。来自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领导，地方公检法机关的业务专家，以及来自全国六十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南开大学法学院朱桐辉副教授认为，认罪认罚案件里涉及到两个问题，即定罪与处刑。在定罪问题上，显然不能降低证明标准。现在认罪认罚了会导致从宽，因此，有人认为其证明标准可以降低，这是不正确的。其实，认罪带来的是证明难度的降低，关于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和有重刑情节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法解释》第64条第2款确立的原则，不能降低，因为不能排除被告人其实无罪或者是在“顶罪”的可能。

因此，其证明标准正如李本森教授所言，可分为两个环节，定罪环节是一个标准，其证明标准不能降低；量刑环节上的自首、立功等从轻情节的证明，基于有利被告原则，可以不适用非常高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而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也需采用“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如果不能充分确保被告人的自愿性，就不能排除被告人是被迫认罪的或者是无罪、罪轻的可能（补充与修订：就口供的自愿性而言，美国大多数州要求检察官就口供自愿性承担举证责任，但有少数州要求被告去证明口供是非自愿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证明标准却降低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Lego v. Twomey中曾指出，若被告主张口供是非自愿时，检察官必须最少以“优势证据”证明口供是自愿的，即无论口供自愿的举证责任由控辩中的哪一方承担，检察官都要承担被告口供是自愿的说服责任，而且最少证明到“优势证据”的程度。联邦最高法院的理由是，有罪必须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但对口供自愿性的证明，以较低标准“优势证据”要求不会影响有罪认定的正确性。但其说的是口供的自愿性，这说的是认罪的）。这是律师们及检察官、法官们在办理这类案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要防止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证明标准的降低，最主要的要重视律师作用的发挥。律师有职业激励去发现事实、去坚持《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司法解释中的定罪与重刑事实的证明标准。司法机关应当重视律师们这方面的辩护意见。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编纂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对这类案件证明标准的表述“被告人确系自愿认罪认罚，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基本证据完备，能形成内心确信的，可以按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自相矛盾，其“基本证据完备”的表述也与《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解释中的证明标准相违背。这种表述出现在对法官影响很大的法院系统著作中，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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