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 | 四川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美国天普大学访问研究学者。
主要从事宪法、反歧视法、国际种族问题、智库决策咨询研究。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论文数十篇，撰写多本专著、教材。曾参与就业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乙肝与残障歧视、户籍歧视的反歧视公益诉讼与案例研究工作。担任《环球时报》、《FT中文网》、《澎湃新闻》、《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与撰稿人。“铁链女”事件引发了社会公众与专业人士的共同关注，最终，公众的情绪与学界的理性似乎殊路同归，不约而同的将解决问题的焦点，聚焦在了是否应该“买卖同罪”，是否应该修改立法。差别主要是“重典打拐”的逻辑是否严谨，技术是否可行。毫无疑问，这些讨论都是坦诚和真挚的，对于多年无人问津的杨某侠们，绝对算得上是宝贵的福音。但是，围绕着立法技术问题的辩论，对于盲山深处的孤女们似乎太过遥远。当我们为遥远的立法问题引经据典时，杨某侠们的处境反而因失焦变得模糊。更遗憾的是，通过严刑峻法干净利落地根除买卖妇女现象，效果可能并不如大家期待的那么显著。为此，也许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法律和社会究竟能够且应该为望眼欲穿的杨某侠们做些什么？
一、应该如何认识拐卖妇女现象？是犯罪行为还是社会顽疾
买卖妇女是孤立的犯罪行为，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顽疾？这是有效消除拐卖妇女现象的起点。相对于拐卖妇女的复杂社会成因，相对于反拐依托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更习惯于将反拐简化为打拐，习惯于将拐卖现象视为孤立的犯罪行为。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刑法主要关注犯罪行为本身，多将此类犯罪现象视为理性选择行为。也就是说，罪犯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者。是否实施犯罪行为，主要取决于犯罪带来的收益和可能遭受的处罚，如果收益很诱人而处罚风险小，往往就会去干。反之，如果收益很小而风险极大，则会放弃实施犯罪。这样一来，所谓犯罪控制问题，就被简化为国家和社会愿意花多大的成本去打击犯罪。理论上，如果严刑峻法，法网密织，所有的犯罪行为都会消失。实际上，当前围绕杨某侠事件的主要观点，如买卖同罪，提高刑罚，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种逻辑。但遗憾的是，虽然这种假设在理论上简洁，在逻辑上优美，在经验上顺手，但在实践中却很骨感。暂且不论理性选择的犯罪控制假设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国家有无足够的资源做到逢案必破。更重要的是，买卖妇女作为古老的社会现象，本质上并不只是某个恶男的一次冲动，是诸多社会因素相互咬合而成的罪恶链条。在杨某侠案件中，虽然人们都在愤怒地谴责涉嫌犯罪的恶男，但遗憾的是，性别暴力和个体行为并不能完全解释此类社会现象。百年前，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提出了分析压迫现象的社会分析方法。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但上述分析方法并没有过时。就域外情况而言，社会心理学家安东诺维斯基也提出，侵害弱势群体的现象往往具有社会结构性和文化心理性的成因。实际上，大规模的犯罪经济现象常常是一种社会性共谋，拴住孤女的绝非只有恶男董某手中那一条铁链。在每一个杨某侠背后，都有一张由经济的、阶层的、城乡的、文化的、性别的、乃至吏治组成的大网，人口贩子和买妻恶男只是买妻过程中最显眼的一环。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买妻现象总是与城乡失衡、区域发展失衡、低收入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巨大的失衡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在塑造着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在城市和发达地区，买卖妇女既不合理，也不道德，更不安全。但在个别落后乡村，却成为了一种见怪不怪的捷径，一种竞相模仿的陋习。从被拐妇女的角度而言，虽然研究生被拐案例和国际“暗网”传说不绝于耳，但现实中被拐妇女的主流始终都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弱势女性。她们生而面对严酷的命运，看不到自己人生的未来。唯有怀揣着渺茫的希望和巨大的无助，蹒跚地踏上未知的旅程。但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弱女子想要跨越命运的天堑，想要翻过社会结构的壁垒，将会多么的艰难。在举目无亲的漂泊之路上，又有多少饿狼正在张网以待。幸运者也许通过一份工作改变了命运，大多数是通过婚姻移民在异乡生根发芽，不幸者则沦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沉入深深的“盲山”。反观一座座“盲山”，如同现代的孤岛。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发展前景困顿，法治观念淡漠，习俗观念落后，基层治理薄弱，共同构成了“盲山”里的社会生态。而社会生态越是恶劣，生存法则越是残酷的地方，夫权、父权、族权、编织起的大网越是严密，男丁与生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严重的性别失衡与畸形的买妻需求，即是恶劣社会生态的后果，也构成了社会生态的的坚核。只要这几股洪流依然汹涌，罪恶的人贩子和可恶的买妻者就很难根除。从这个角度而言，消除买卖妇女现象，不完全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或者更准确的说，刑事法律并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拐卖取决于更隐秘的社会结构因素，反拐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政策支撑，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网络，并调动所有法律、行政与社会资源。二、应该以何种立场解决当前的买卖妇女问题？执法优先还是立法优先俗话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在拐卖和收买妇女问题上，顺序应该颠倒过来：先治病救人，再说惩前毖后。当前，最紧迫的问题还不是如何修改刑法，而是如何寻找、识别、解救、保护苦苦挣扎的杨某侠们，是如何妥善安置、治疗康复、回归社会、重建亲缘、保护隐私、社会救助的问题。为此，法律界必须先解决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到底是实施法律优先，还是修改法律优先？在国家反拐体体系，刑法担负的功能比较狭窄，主要是打拐。那么现行的刑法到底能不能有效打击犯罪、保护妇女？如果能够，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如果不能，才涉及未来如何修法？在打拐领域，是否只有等到“买卖同罪”那一天，法律才能有效的解救杨某侠，才能严厉的惩处买卖者，才能充分的威慑买妻男？首先，从立法的角度而言，我国《刑法》规定了三个独立罪名，分别是第240条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41条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以及第242条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覆盖了主要参与者。其中，刑法第240条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罚极为严厉。量刑均在五年以上，并处罚金。关键是，该法为拐卖妇女设定了八种加重情节，有这些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目前，争论主要在于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比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要轻。该条文第一款规定的处罚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外，该条文还规定了从轻减轻情节：“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收买者网开一面，法律对女性的保护过于敷衍。相应的，要求买卖同罪、买卖同罚的呼声再起。其实，这种担忧属于多虑了。因为，刑法第241条并非孤立的罪名，而是由转化犯制度和数罪并罚制度加以保障的。该法第二、第三、第四款分别规定了收买妇女之后又发生强奸、剥夺限制人身自由、故意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凡有上述情形的将转化出强奸罪、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且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数罪并罚。而第五款则规定了收买妇女儿童后又出卖的，直接转化为第240条拐卖妇女罪。事实证明，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现行法律能够有效惩处丰县董姓恶男，等待他的也绝不仅仅是241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应当是沉重的数罪并罚。可见，目前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能不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问题。即便是买卖不同罪的刑罚第241条，只要肯认真用起来，一样让买家鸡飞蛋打、入狱破产、贼心全无。这样看来，如果现行法律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有效的实施，弱势妇女能够得到认真、及时、有效的保护，将来是否买卖同罪，其实并不重要。反之，如果现行有效的法律都未得到充分实施，收买妇女蔚然成风却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处罚，那制定吓人的法律也没有意义。因此，与其畅想着有朝一日用严刑峻法去吓阻潜在的罪犯，不如认真用好现有的法律去制止正在发生的罪恶。这正是当前的法律讨论让人们着急的地方。实际上，从立法的角度而言，目前最紧迫的并不是修改反拐末端的刑法，而是要制定反拐前段的行政法。在刑事法律领域，最紧迫的问题是法律的实施问题，而非法律的修改问题。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谈论更紧迫的法律实施问题，而更关注未来的立法问题呢？也许因为，相对于法律的执行问题，立法问题总是比较超然，相对于行政立法，刑事立法更解气。在人的基本尊严的问题上，不能单纯强调发展，而应当在保障基本权利的底线基础上，统筹社会发展问题。在保护弱者的问题上，解决发展失衡应当与解决权利匮乏同步推进。为此，不仅需要用好当前加快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时代红利，在宏观上打破城乡、区域、性别、阶层间的壁垒，更重要的是保障每一个弱者最底线的权利。最后，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的人格相同，你我的情感相通。没有人希望生活在冷酷无情的世界，世间最冷的冷酷莫过于不把人当人，所有人都希望生活在更加文明的社会，文明的本质无怪乎最卑微者也能得到善待。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愿社会为弱者基本尊严发出的呐喊，照亮铁链女们的回家之路。愿我们坚信，人们的悲欢可以在人性深处相通。愿我们坚信，所有人真正的体面来自于弱者被善待的尊严。大家在批评现行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时”，最常用的一个例子是刑法对买妇女的处罚比买鹦鹉还要轻，似乎妇女还不如一只鹦鹉重要。这确实反映了我国刑法分则体系中的问题。但严格来说，这个类比其实不恰当。因为，法律是生成的，而非创制的，特定的法条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收买被拐妇女罪的立法背景来看，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难题。第一，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婚姻移民与婚姻买卖相互混杂，不违背妇女意愿的和违背妇女意愿的情况交织。不违反妇女意愿的单纯收买行为量刑较轻，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相比之下，买珍稀鹦鹉往往是个例，但买妇女可能不计其数，这里面有大量的情况实际上属于婚姻移民，也就是女性通过结婚找出路、讨活路，比如电影牧马人里面丛珊饰演的女主角。实际上，数十年来，因为灾难、贫困、家庭、精神等各种原因，有大量的妇女流落他乡婚配，最终组成家庭，共同生活下去，这里面常涉及或多或少的金钱交易，都是介于罪与非罪之间。这里可以大胆做一个假设，如果在电影《牧马人》里面，老村长把丛珊介绍给朱时茂时，收了朱时茂的钱。买卖同罪的情况下，即使丛珊本人愿意继续生活，老村长和朱时茂要不要坐牢呢，这个家庭如何维系？第二，完美的婚姻应当是浓情蜜意、你情我愿。但现实中，婚姻中的利益交易成分越来越强，婚姻中的人口买卖色彩依然存在。近年来，在一些农村地区尤为明显。男多女少且人口净流出的农村地区，结婚彩礼和费用动则十几万、几十万，或者是姊妹给兄弟换亲也屡见不鲜。2月13日，《环球时报》报道了银川警方通报50万彩礼纠纷一案，涉嫌不给彩礼就拆散。无论此案具体情况如何，反映的问题并不鲜见。一些婚姻虽然形式上合法，但具有婚姻人口交易的色彩。实际上，如果不加甄别地阻断婚姻移民的道路，非法的人口买卖只会转变为合法的婚姻交易。
第三，执法成本、司法导向、女性风险都是难以回避的问题。面对历史久远，数量庞大，情况复杂，移民和买卖混杂的情况，如果不加区分的同罪重罚，要抓多少人，判多少人，杀多少人？更严重的是，如果突然面临无期甚至死刑，又有多少未被发现的铁链女可能面临被害的风险。买妻案件减少后，暴力强奸案件会不会增加。
第四，有限的法律资源难以保证常态化打拐。从刑事政策角度看，大家呼唤的“打拐用重典”已经实施了二十余年了。早在2008年，全国法院当年共判决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分子2161人，同比增长11.05%，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319人，同比增长10.1%，重刑率为61.0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45.27个百分点。此后，打拐专项行动也已经开展了多轮。客观而言，专项行动确实改善了反拐态势，加上贫困问题的整体性缓解，近年来，拐卖妇女总的趋势是在减少。但也应看到，专项行动具有运动式执法的特点，往往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采取运动式、应急式而非常态化执法，主要因为是执法机关面对社会问题时孤掌难鸣，执法资源有限。这也说明，反拐是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打拐只是反拐中的一个环节。
（上图引自：王启梁教授《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在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社会政策而非单纯的严刑峻法才是解决社会顽疾的良药，法律也只有在社会政策的支撑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我国也是准备采取这样的思路。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反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确立了综合治理、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工作方针，提出了法治反拐、协同反拐、科技反拐、全民反拐的工作模式。客观来说，这是符合反拐规律和国际潮流的。但是，本次铁链女事件也暴露出来了诸多问题，指明了未来努力的方向。第一，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解救历史欠账。虽然近年新增被拐妇女已经大幅减少，但历史上积累的被拐妇女尚未彻底清理。铁链女近二十年的悲惨处境，暴露出目前形势的严峻性。为此，急需加快全国范围内的普查、甄别工作，尤其是通过违法手段获取合法形式的情况，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照亮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当前最重要的手段是落实已有法律。应当坚持实施法律优先，适当兼顾法律修改完善，把“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作为当前反拐的法治思路。董某等三人落网，说明刑法本身是有威力的。但与此同时，根据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收买妇女罪的审判中依然存在轻刑、缓刑比例高，数罪并罚比例低的情况。为此，首要的关切应当是为什么现行有效的法律未得到充分落实，以及如何加强刑法240条、241条、242条的实效。第三，履行职责是关键，综合治理是保障。国家反拐行动计划的顺序是法治反拐、协同反拐、科技反拐、全民反拐。基层行政执法是反拐链条上的首道防线、关键力量，基层部门“有法必依”，积极履行法定责任，国家反拐行动计划和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庞大的社会政策体系就如同沙滩上的城堡，全民反拐需求倒推基层部门履职的困局也将无解。第四，拐卖的链条有多长，反拐的防线就要建多长。立法当然有助于完善反拐防线，在立法防线上，最薄弱的环节并不是救济链条末端的刑法，而是反拐链条前端的行政立法。毕竟，刑事审判已经是事后救济环节，再精妙的审理，再审慎的判决，再充分的赔偿也无法挽回逝去的青春、健康的身心、幸福的笑脸和完整的人生。个案的审理很难以从根本上堵住法律体系上的漏洞。在立法领域，首先，实现行政立法、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同步推进。避免陷入单靠刑法打拐的低效处境。其次，当前最紧迫的立法问题是考虑制定《反拐卖人口防治法》，建立起前端执法防线，明确基层部门的法定职责和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是否用“买卖同罚”加强末端防线。再者，以最大限度保护被拐卖妇女的安全，尊重被拐卖妇女的意愿为导向，避免在准备工作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出台“买卖同罪”立法，导致危害尚未发现的被拐妇女遭受意想不到的伤害。最后，需要在基本尊严和权利的基础上，统筹社会发展问题。解决发展失衡应当与解决权利匮乏同步推进。为此，需要用好当前加快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时代红利，打破城乡、区域、性别、阶层间的壁垒。没有人希望生活在冷酷无情的世界，世间最冷的冷酷莫过于对弱者生命和尊严的冷漠，所有人都希望生活在更加文明的社会，文明的本质无怪乎对生命和尊严的尊重与同情。社会是一个整体，人类的人格相同，你我的情感相通。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愿社会在弱者的人格与尊严上形成的共识，照亮铁链女们的回家之路。愿我们坚信，强者真正的体面来自于弱者被善待的尊严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