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监察体制改革对证据规则运用的影响 | 年会发言纪实
（感谢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题字）
编者按
2022年12月31日，天津市法学会诉讼法学分会2022年年会在线上成功举办。
年会以“中国式现代化下的诉讼法与证据法研讨会”为主题。年会在天津市法学会指导下，由天津市法学会诉讼法学分会主办，南开大学法学院和上海靖予霖（天津）律师事务所承办。
会议采线上方式进行，并通过上海靖予霖（天津）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视频号全程直播，在线实时收看达3200余人次。
本文为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通在年会上的发言，整理后由高教授修改审定，现予推出，以飨大家！
高通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导
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因为我们包括律师也好，包括学者也好，其实对监察制度改革，他是有很多争议的地方，那么这种争议呢，包括我们说认为他可能有些人权的问题，可能有些程序上的问题，但其实因为这些东西最终可能会反映到证据运用上，那么我就想试着去从证据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种监察体制改革对整个证据的运用会产生什么影响。
比如我们之前说的，监察体制改革，可能会涉及到我们要更有利于打击犯罪，更有利于实现反腐败，那么从证据角度是不是实现了这个目的。再比如我们学术上争议的，可能对于这种正当程序的减损，我们想从辩护的意见，包括监察的情况去分析一下，监察体制制度是否真的是减损了正当程序要求，还包括证明的形式化的问题。我们说监察制度因为带来一个监察机关地位的政治化，那么法院在这里面就可能不太愿意去改变他们意见，那么这种是不是会影响诉讼制度的改革，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这个是我想研究这个话题三个基本的出发点。
基于这个出发点呢，其实我做了一些实证分析，那么主要是以受贿罪为例来进行分析，数据我就不一一去读了，因为这个数据现在还没做完，我还正在分析。这个数据我简单提炼了几个观点，第一个就是在整个证据分布情况下 ，我们说监察制度改革之后，监察机关证据的收集能力，的确是增强了，那么监察机关的证据收集的意识，对证据的固定意识比以前强很多，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做了分析，对于整个案件中证据的数量，包括最后的整个定罪量刑情况上是偏重的，比以前重了好多，那么这种情况，整个案件中证据的意识是强了，在整个监察阶段，我通过证据的分类，我已经把有些案件过滤掉了，当然这里边还有其他原因，这是第一个发现。第二个就说我们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口供为核心的证明体系是没有实质变化的，其实在整个反腐案件过程中，口供都是非常核心的作用，包括我们发现一个案件中可能受贿的口供，加上书证、物证，再加上一部分证人证言，可能这案件就定了，那么整个是没有实质变化，但是相对口供的作用实际上被强化了，在整个案件这种证明体系过程中，包括我们说证人证言，甚至包括其他的书证的内容，相对少了很多。
第二块，是关于这个辩护权的保障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说，对正当程序的影响实现，那么第一个就是整个案件中被告人的比例是大幅的上升了。比如说从以前的70%多上到现在90%多，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提出辩护意见的意愿，实际上是大幅下滑的。那么很多时候我就不再去提出辩解意见了，我只是认罪认罚，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被告人在这过程中聘请律师的比例大幅上升，那这个律师当然主要是委托辩护的情况，因为实际上指定辩护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主要还是委托辩护比例是大幅上升的，但是律师辩护的空间受到很大挤压，我们说因为数据还在分析，就是辩护律师意见的采纳率，包括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的数额，前后的这种指控数额、法院认定数额，他们这种差异性其实是很小的。就是绝大多数案件中，就是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后，那么法院的认定的受贿的数额，跟检察院指控的数额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18年之前呢，这里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第三个是辩护律师提出证据的情况，是没有显著改变的，一个辩护律师他可以提出证据，但是总体上在这种案件中前后变化不大，都是百分之一点多，2%多吧，而且提出证据的情况主要是关于平常表现比较好的这种证据提出来。当然实践中可能有其他的争议，包括我们说如何去定罪的问题，当然我们定罪可能主要还依赖于控方证据体系本身那种问题，来去产生争议，这个实际上也为后来的一些问题，控方取证能力，包括监察案件中控方的介入，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关于定罪量刑问题，在整个案件中证据应用里边，其实最终是要反映到定罪量刑上去的，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定罪量刑本身是没有明显变化的，当然我们这边要排除掉定罪免刑的情况，也就是说除了定罪免刑情况之外，那么其他案件整体定罪量刑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大概是三十六七个月，有大概一年多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这个定罪免刑的比例，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后是大幅下降，像这个跟刚才我们讲第一个问题，监察机关证实能力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除了这个关联性之外，我觉得像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监察机关，他这种所谓的四种形态，那么跟检察机关实际上没有这个处理方式，这个体制上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再就带来问题就是审判的形式化，这个风险是蛮大的，刚才说的这种辩护律师的意见采纳率，前后上情况是差别比较大的。
就这样考虑，简单提几个小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监察体制改革，还是要推进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核心，就是我们监察制度改革无论怎么改，那么你的证据怎么去使用，最终还是要围绕审判中心，那么证据要到审判过程中来，达到以证据裁判为基本要求，达到我们的证据证明标准，在此基础上，来去实施监察制度怎么再去完善的情况。
第二是在监察程序过程中增加公开性、透明性，刚才说就是在律师介入的时候，介入的非常少，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律师是介入不进去的，我们律师真正介入进去的时候，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整个口供体系已经固定下来了，事实上是我们需要在监察调查过程中，要增加公开性和透明性的问题。
第三个是关于职务犯罪案件中，证据的多元化我们要兼顾起来，当然这个虽然总体来说在反腐败案件中，口供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但其实除了这个作用之外，我们也要适当的用一些，比如说书面证据、证人证言，包括其他一些间接证据的情况，因为现在实际上过度依赖口供了。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留置和逮捕的审查机制，现在法律规定的是人只要留置了，到诉讼中来首先要给他先拘留，拘留之后我再去判断要不要逮捕，但其实从实践来看，这个人只要被留置了，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之下，能够在统计数据百分之九十几的案件全是被逮捕的，那么真正的案件被释放的非常非常少。这个时候就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些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判断。我们刑诉法上有单独的关于逮捕审查的要件，那么现在是没有去实质性审查，我说我们还是要去强化这种审查机制。
之上就是对这个监察制度体制改革之后，它对我们的证据运用规则（的影响），当然里边可能有些不光限于证据运用，因为这只是我研究的一个初步性想法，所以内容可能有点庞杂，里边有不对的地方也请诸位批评指正。
（视频号“靖予霖天津律师事务所”直播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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