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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三皇五帝传说中,哪些有了考古学证据

常四爷 石头那些事儿 2021-10-15

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的历史传说接近5000年,到考古学龙山文化早期和仰韶文化晚期;更早的三皇传说可以上溯考古学意义上仰韶文化之前、甚至是大地湾和贾湖遗址之前,尽管历时将近20年、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两个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了很多的研究、取得了很多丰硕成果,但是,考古学对这些历史传说的印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今天讨论的主题,在2017年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需要相互印证》(百度可搜),三年过去了,阅读量才有337次,看来是一个小众话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自己的文明是如何产生的。多少令人有点遗憾。

今早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刊发的,题目是《朱乃诚: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其那些讲盆盆罐罐、灰坑房址很多细节描述的考古学文章相比,我更喜欢学习和阅读像朱老师这样更具有大视角、较宏观的文章。


实话说,尽管我们越来越相信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辉煌历史,尽管我本人甚至相信中华文明的历程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年甚至是6500年,但是无论是1996年5月到2000年9月历时4年半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2001年到2016年历时1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没有涉及到夏之前的五帝时代以及比五帝更早一点的三皇时代的考古学相互印证,虽然中国的考古学研究的年代已经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甚至百万年前,范围已经延申到中亚、俄罗斯远东以及中美洲地区。但考古学和文献历史的相互印证的确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


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三一是文史差异:三皇五帝都是传说或者传说记载于历史典籍中,不同年代的不同版本都有差别;二是缺少文字证据:在商末期(距今大约3400年的殷虚)之前,还没有文字系统被发现,遗址或遗存中发现文字是最好的证据;三是考古遗址还不够充分多。


其实大半个商朝和整个夏朝,也是没有文字的,但是因为这段历史相互印证的历史文献资料相对较多、考古遗址比较充分、再加上包括天文学在内各种测年技术的充分运用,所以夏商周的断代还是可以完成的,在这个多学科联合攻关、庞大的研究项目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文学家如何帮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通过验证天再旦这一天文现象,来确定周懿王元年的。


顺便调侃一句:并非今天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是跨学科跨界的,其实考古学在100年尤其是最近50年以来,一直都是超级跨学科、超级跨界的,古地理学、古气象学、天文学、核技术、地质学、冶金学、人类体征学、病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等都在为考古学服务。世界有多复杂、历史有多精彩,只有我们跨进去了才有可能知道。


一、几个重要的基本概念


1. 中华文明的唯一连续性

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再展开讨论了,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也就是说在目前已知的世界几大文明(埃及古文明中东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连续至今没有中断过的。连续没有中断的意思还有所不同,我理解连续是指中华文明宏观上的连续性,例如在文字方面,从距今8000年前后贾湖遗址的文字性符号、到3400年前后的殷墟甲骨文、再到之后刻在青铜上的金文以及后来各朝各代的各种官方字体,都表现了方块字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性。


2. 关于“史前”

中国和西方,关于史前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大家在学习研究历史和考古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简单一点说,西方普遍理解的史前是指公元元年之前的那些事儿,也就是BC(Before the Christ)之前的传说;而中国的史前通常是指夏朝之前的事儿。所以中国的史前比西方的史前早了差不多两千年。


3. 关于“史前文明”

所谓的史前文明,通常是指在地球几十亿年的过程中,在我们这次人类文明之前,地球上还有过一次或者几次曾经文明的假说。例如,如在三叶虫化石上发现的6亿年前至2.5亿年前穿着鞋的人类脚印等等。这些东西真真假假难辨,也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4. 关于传说史料和考古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人类先有传说,才会有文字的史料记载,因为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主要靠一代传一代的方式歌颂和记忆祖辈的故事,当然也有岩画、壁画做传承的。


一代代的故事传说,难免有遗漏、选择性遗忘、添枝加叶的夸大、甚至是神化等各种情况发生,有文字之后根据传说所形成的历史记载,也难免继承了传说时代所发生的各种情况,这就导致各种版本的史料相互有差别、与考古学难以相互印证的情况。


从考古学这一侧看,考古学家大致分为两个派别,一是大多数考古学家是愿意与史料做相互研究、相互借鉴的;二是极少数非常“严肃”的考古学家,只研究考古证据,例如二里头现任考古队队长、著名的、年轻的考古学家许宏。


像我们这样业余的、半路出家的考古学爱好者,一开始是很难适应许宏的学术路子,因为总觉得许宏的研究不跟夏朝做对接,貌似缺少了点什么似的。而另一位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陶寺遗址的发掘带头人何驽,还是比较喜欢将考古学证据与历史记载做对应研究的。


5. 关于“三个文明标志”

其实西方世界没有太多的早期文明被发现,西方考古学家们大多是基于埃及古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成果,总结了文明出现的三个标志:文字铜器城址。在这三件事当中,中华文明的情况各有不同。

5.1 中国的城址是比较早的:例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一期建城距今有6300年,四期建城大约延续了1200年,有护城河、城墙、房屋、道路、稻田等遗迹,2018年8月我在做电力EPC项目时,曾有幸在当地供电局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仰慕已久的城头山遗址,并写了一篇文章《从城头山古城遗址,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2524次阅读,百度可搜);再例如已经申遗成功的良渚文化,在5000年以前就有了庞大的城址和令人匪夷所思的巨大的水利工程,我为此也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从良渚文化,看人类早期文明的共性和个性》(726次阅读,百度可搜)。
5.2 铜器不算很早,但也不很晚:中国历史上铜的出现不算很早,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显示,比较早的铜器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那时候出土的遗存还非常少,出土比较多一点的是距今4300年的陕西神木县的石峁遗址、以及之后一点点的山西陶寺遗址。其实,我本人不在乎铜器的早晚,我很在意铜这东西是如何被人类发现的,为此在2017年1月写过一篇文章《古人是如何发现铜以及为什么要冶炼铜呢?》(6336次阅读,百度可搜),文中我大约构思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场景;一是偶然性发现了自然铜;二是为了寻找壁画的颜料,找到了铜矿。
5.3 文字出现相对比较晚:文字出现的比较晚是我们的短板,目前的考古发现最早的莫过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貌似比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大约晚了1700年吧,这几年我在努力思考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文字为什么出现的比较晚?二是是否存在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文字系统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写过文章《中国汉字起源是很早还是很晚?》(773次阅读,百度可搜),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设想: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和定居,再加上宗教的影响,那时候的人们特别的听话、温顺,没有调皮捣蛋的、也没有流氓和坏蛋,村长或者大王站在高处一喊,该干什么,大家都很自觉、主动,所以相对推迟了对文字的需求。这一点,在日本也能找到类似的感觉,古代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国家,据说日本文字来自于汉字在BC100年(公元前100年的汉朝)前后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为什么长期没有文字呢?从现在日本人的集体主义观念依然比较强,是否能体会到他们从前长时间没有文字的社会背景。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中华文明的文字性符号出现的很早(距今8000的贾湖遗址),但成熟的文字系统(甲骨文)却在4600年后的殷墟才被发现,其间大约4600年如此漫长的过度期内,我们的汉字是如何发展?如何演变的呢?这是考古学需要研究的大问题,为此我曾写过文章《神州大地,在哪能找到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汉字系统》,在文章里,我设想了有可能找到更早文字系统的7个地方(如上图),更重要的是,我给出了寻找文字系统的一个可参考线索:有文字的地方即有王。也就是说文字和王是孪生的,文字是应王的统治和管理的需求而产生的。


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可以找到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系统,因为我有两个基本思考一是从贾湖遗址到殷墟甲骨文这4600年间,应该有文字系统的过度,这么复杂的汉字系统,不大可能是商朝第19代君主盘庚老同志迁都到安阳后,八代十二位国王中,某一两代国王在短时间内可以搞出来的。二是距今5000前后的良渚大城和周边庞大水利系统的营建,没有强大的帝王领导、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没有文字、没有基础的数学,如此浩大的工程规划、设计和准备、众多人力和资源的调度,按照现在PM的路子,几乎是难以完成的。


二、“三个文明标志”是世界所有文明共同特征吗?


应该不是的,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有其不同的诞生方式,不能用西方学者的结论去套用所有的文明,这个观点最近十几二十年越来越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共同认识了,这个截图,是现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王巍博士,在2009年发表的观点。比如日本,其文字出现的就很晚很晚,令人啼笑皆非的晚。但我们不忍心说日本的古代文明是从汉朝(公元前100年)之后才开始的吧。


三、五帝传说与考古遗址的相互印证

三皇五帝的各种传说和历史记载都不相同,与考古学的相互印证是个大难题,相当有挑战性,这方面的工作要想取得重大科学研究进展,我想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史学家继续研究各类典籍史料,能总结(建议结合数理知识)出一些可信度越来越高的结论或者线索,用来指导或者配合考古学调查;二是寄希望于田野考古能有更多新的发现,尤其是发现文字、在史籍记载的地区能发现更多代表王权性质的墓葬、建筑遗址、器物等等。三是多学科跨界联合攻关。

关于传说史料和考古学相互印证,我认为从陶寺遗址往后基本上是做的比较好的,这要得益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宏大研究工程历时将近20年的研究。凡是稍微认真学习这段历史的,都能像我一样,可以画出上面的图片。


我们小时候学历史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课本上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形态,另外两个维度没有学过,一个是历史朝代划分的、一个是考古学划分的,现在呢,要把这几个维度揉在一起,我觉得,比较有点挑战的还是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跟考古学意义上的年代是如何衔接的,例如陶寺遗址、石峁遗址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形态算是奴隶社会吗?如果是的,那么要不夏朝的开始要往前挪,要不夏朝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国家朝代(比如尧舜算一个朝代)。甚至于比陶寺遗址再早一点点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再早一点的湖北石家河、以及比陶寺再早1000年的良渚,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财富分化和阶层分化、就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权力集中和统制集权,要不然他们的大城以及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是难以营建的。


甚至包括再早的龙山文化和能追溯的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其文化的影响范围已经很大,大过目前很多欧洲的小国,但龙山早期以及仰韶,却很少发现像良渚、石峁、陶寺、二里头这样巨大的城址、高等级的墓葬、重要手工业的加工区、大型的天文设施以及祭祀设施,尤其是在后面各朝各代都城都可以看到的二里头城址的布局Style。所以二里头现任考古队队长徐宏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陶寺遗址的考古带头人何驽研究员也认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我认为,不管是许宏的最早说,还是何驽的最初说,都是有比较严谨的学术价值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是逐步演变的,目前基本上可以认为,二里头和陶寺是有传承关系的,尧、舜应该在陶寺一带,虽然还不能完全断定陶寺就一定是尧舜的都城,但目前看大概率差不多了。


据史料讲,中国的上古历史,经历了世袭制禅让制不断轮回,三皇时代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五帝时代改成禅让制;然而禹开始的夏朝又恢复了世袭制。世袭制在统治上是比较垄断、专权的,我们似乎不能否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夏朝的世袭制导致夏朝的帝王们有更大的话语权,有能力、有权利修改夏之前的历史,以至于后来的传说以及先秦时期根据这些传说整理的各种史料不免有不能准确反映夏之前陶寺遗址那段历史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陶寺遗址尤其是二里头遗址,其考古学和史料记载可以是基本吻合的,问题在于,夏之前的陶寺那段历史,未来有没有证据可以算作是夏之前一个被遗忘了的朝代呢?,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从考古学意义上讲,何驽老师的陶寺考古更加任重道远,当然许宏老师的二里头才发掘很小很小一部分,未来会有什么重大发现,也非常值得期待。


黄帝、颛顼、帝喾三帝的史料记载与考古学相互印证,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前面提到虽然还没有文字证据的考古发现,但普遍认为陶寺代表尧和舜、二里头代表主要的夏朝,基本没有了太多的争议,进一步的证明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五帝中的前三帝:黄帝、颛顼帝喾,史料记载:


黄帝:诞生于BC2717年(距今4737年),诞生地有河南新郑、山东寿丘和甘肃天水等多种传说。

颛顼:诞生于BC2342年(距今4362年),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帝喾:诞生于BC2275年(距今4295年),黄帝曾孙。


看这些史料,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说明从没有文字上古传说到先秦的史料记载,有些历史事实的可信度已经成了问题。从目前发现的重要考古遗址初步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的看法呢?


1. 红山文化:迄今为止的红山文化考古发现,无论从时间、地理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看,红山文化与是史料记载的五帝中的黄帝都有很大差距,其他几位帝,差距就更远了。


2. 良渚文化:除了年代、地理上的差距外,良渚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上古某一帝的特征,但应该还不是五帝之列,应该是比五帝更早几百年、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到的某一帝。


3.石峁遗址:年代、地理位置、城址规模、生产力水平,看上去都比较符合颛顼、帝喾二帝,期待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能有更大、更新的考古发现。


写到这里本来想收笔了,抽着烟歇会儿,却想到了石峁遗址的外郭城,那就再来一小段吧。


五、建议重视夏之前“外郭城”现象的考古学研究

去年(2019年),恰逢二里头考古60周年纪念,国家举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作为二里头第三任考古队队长的许宏老师,其2016年所著《大都无城》一书,更加受到了读者的青睐。许宏所著《大都无城》大致说,从二里头开始之后的一千多年,横跨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基本上没有外城墙,但是有内城墙,也就是说,内城是有城墙围起来的,内城之外的郭是没有城墙围起来的。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于是写了下面的文章。


古代都城之“郭”与“城”背后的政治军事因素


我在文章中提到:我们查阅距今3600年之前建造的郑州商城资料发现,那时候的郑州商城是有外郭城城墙的,郑州商城与二里头遗址的历史不太远。也就是说从二里头往后将近2000年的历史长河里,都城有城无郭是普遍现象,但不是绝对现象,这背后有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原因。


外郭城主要是用来军事防御。这就引来了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想,在上古时代,领地意识可能还不是很强,宗教意识也不是很对立、很尖锐;因为人口相对稀少、土地资源很多,足够大家各自发展,那么战争又是如何打起来的呢?最大的可能之一是因为恶劣气候导致的食物缺乏,没有吃的,就去抢夺,这是最简单有效的生存方式,这就引发了战争,而在都城或者大城营建外郭城的一方,不能说明他们就不会出去抢夺,但至少可以说明,他们企图保护的东西更多、他们比周边的族群拥有相对更多的财富。

那么,在二里头遗址的历史之前,像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这样具有内外郭城的大城(都邑、或者都城),有可能是与5000年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相互印证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四、建议重视良渚文化的研究

距今5300年,延续了大约1000年的良渚文化,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但总是距离中原远古王朝那么的遥远,那么有点被边缘化,我们要注意一些特殊现象,例如: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前逐渐消亡的时候,也正是北方石峁遗址、陶寺遗址所代表的文化走向辉煌的时候,这种看似表面的时间相关性,到底有没有内在的关联因素?这些因素是什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


我想,如果揭开了这些谜底,有可能会给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寻找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就像前面所讲的,良渚文化延续至少1000年,它的很多事情已经证明良渚应该是中国更早期的文明曙光之一,非常重要的之一,它至少应该有20多代帝王,可是,这些帝王们叫什么?都有哪些经历?有哪些辉煌的故事?为什么没有关于他们的上古传说?为什么先秦史料里面看不到他们的记载呢?是他们跟北方上古文明就没有联系和交流?没有交流是不可能的,记得石峁遗址的皇城台上不仅发现了扬子鳄鳄鱼的骨骼呢,石峁出土的玉器中还有玉琮,两个文化遗址之间有将近2000公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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