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是藏区的全貌，而是整座山脉的角力与阵痛
在前几天的“青年电影手册”第八届金扫帚奖中，万玛才旦因《塔洛》荣获2016年度导演殊荣，女演员杨秀措获得年度女演员奖项。鲜有藏区导演，在艰苦的条件里，打破文化承接的壁垒，并且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文本细微专注地展现在影像中，我想，万玛才旦做到了。
72届威尼斯电影节，导演万玛才旦携女演员杨秀措出席《塔洛》发布会
行走中的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藏族，导演、作家、翻译家。
万玛才旦的电影不提供惯性的乐趣，它像一道野味，美味和枪砂的危险混杂在一起。你可以停顿，或者分解它，甚至搅乱混和，那种悬念的美感一直都在。
万玛才旦的小说创作则更自由，题材也更丰富。在西藏和青海，人们对神秘现象和玄谈并不以为怪，反而充满敬畏，这促成了魔幻现实土壤。“有些（关于藏区的）电影连最起码的细节都处理不好，藏族人觉得非常不真实。”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初衷，给世界看一看藏族社会和藏民真实的样子，对万玛才旦已经足够了。
我喜欢沿着顺时针的方向行走，混迹在那些朝圣的人流当中。每当沿着顺时针的方向行走时，我会清晰地看到那些异教徒、穿着便装的警察、维持秩序的武警、衣衫褴褛的乞丐、蓬头垢面的艺术家、两眼无神没有头绪的流浪汉的面孔，他们的表情神色各不一样。虽然我没做过什么坏事，但迎面看见那些维持秩序的武警，心里还是有一点紧张，不由地闪到一边去，好像自己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能在人群中一眼看出那些穿着便装的警察，有时候跟他们擦肩而过时他们还会回过头来仔细地盯着我看。
有时候我也沿着逆时针的方向走，这样能很好地看清那些朝圣者的面孔，看清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的神态让我很放松。虽然在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但他们的神情给我一种很安详、很实在的感觉。
——摘自小说《黄昏·帕廓街》
万玛才旦前作《静静的嘛尼石》中寺院里修行的小喇嘛，纯净、祥和，整个人文生态都表达出一种自然的淳朴，不管是小喇嘛还是后来的塔洛，被从未体验过的外界现代文明所吸引时，人的无措往往又将彼此困于原地。
一如《塔洛》中动物有时候就像伴侣、似智者，如宗教神圣的精神寄托，塔洛点上一根烟，看羊群吃草散步，藏区的一隅的生灵们不至于孤零零地矗立，而是一副立体的画作。
灰色是现代文明的注脚，当塔洛这样的人物出现，黑白影像意味着简单，一种回归。纯粹的自然风光孕育淳朴的民风，而孤独里也饱藏着浓烈挚爱。在卫西谛撰写的影评《塔洛：一种肖像》中有精准的定义：“就像约翰·伯格通过对两千年前的“法扬肖像”的评论告诉我们的那样，万玛才旦通过塔洛这个人物也告诉我们：消失的不仅仅是塔洛的自我——只是对塔洛的同情和遗憾是不够的，因为那些是注定的——还有“这个时代失落的东西”。他让我们意识到，失落的正是我们共有的。这是《塔洛》这幅深情而庄重的肖像的真正意义。”
塔洛醒来时，短发女孩坐在旁边看着他。
短发女孩说：“你太紧张了，刚才睡着了。”
塔洛左右看了看，那表情和眼神像是在梦里。
短发女孩说：“我已经把你的小辫子给扎好了。”
塔洛的表情和眼神依然像是在梦里。
短发女孩递给塔洛一瓶矿泉水说：“你喝点水吧。”
塔洛就打开盖子喝了几口。
短发女孩盯着塔洛的眼睛说：“为了咱们俩，现在你要做一件事情。”
塔洛盯着短发女孩的脸，又喝了一口矿泉水。
短发女孩说：“你愿意吗？”
塔洛又喝了一大口，“咕咕”地咽了下去，喉结在上下滚动着。
短发女孩说：“你这小辫子太招人眼目了，你得把它剪掉。”
塔洛不再喝水了，从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脸。
短发女孩看着镜子里塔洛的脸说：“你同意了吗？”
塔洛还是盯着自己的脸看。
短发女孩说：“你喜欢长发我以后就留长发了，梳两条小辫子专门给你一个人看。”
塔洛又看了看镜子里短发女孩的脸。
短发女孩说：“那我就剪了啊，给你理个光头，这样谁也认不出你了。”
——摘自小说《塔洛》
实际上《塔洛》这部电影，改编自藏区牧羊人故事，只是穿插其中万玛才旦小说集中的一个小篇章，开头一章《站着打瞌睡的女孩》全篇以对话的形式开了一个好头，故事揉在对谈中。《塔洛》是万玛才旦第一部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小说，导演自己说过：“像《塔洛》有一些适合电影表达的元素在里面，但毕竟电影和文学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在改编的过程中必须得取舍，所以如果比较看（电影和小说）的话，小说里面有一些东西在电影里面留下了，有些东西就没有。”
《岗》里的一对同名兄妹，因为天生透明身体，招至慕名而来的外国猎奇者，不管是岗的父母，想从中谋取利益的政府，将孩子变成了摇钱树，无法触及孩子内心深处的渴望，成长陷入操控者布置好的泥潭，万生相层层如岩浆喷出吞噬一切，岗兄妹最后不得不向雪域山林归去。
看《岗》的时候，记忆瞬间跳回到童年的夏天，杂耍的车子总在傍晚到，在超市的门口的大榆树下热闹地停着。一个年龄跟我一般大的姑娘，在中央表演着缩骨功杂耍，四肢柔软如水蛇摇曳，她躺在桌子上把身体弯成弓形猫，脸贴着脚，因为太过瘦削，扁平的胸像是没有发育，后背一节节骨头压迫肌肤凸了出来，看得分明。夕阳虽下了山，但汗水仍涔涔地湿了她的鬓角，我想她习惯了奔波，但苦如嚼艾草，每日要新尝。
杂耍姑娘炯炯的眼睛不断扫视周遭，对我来说，她像另一个星球的存在。我陷入沉思，又陆陆续续换了表演者，喉咙吞宝剑、巨蟒缠身，猴子捞月，俨然是民间艺术家的做派。大喇叭放着震天响的音乐，别在小巴车腰身，摇晃起来，像个诡异的百宝箱，进进出出的人需要把帘子撩开，从车子里吐出来那些道具啊，人啊，又迅疾被夜色吞没。
每次表演完，主持人摘下帽子，吆喝起来，伸手要打赏，表演者与群众形成一种小型剧场，对于杂耍打赏只够糊口的，不得不开着大篷车在各个城市游走，卖力演出。我着迷那个表演小女孩的生活，也许就像她好奇我一样。
这天晚上，牧人角巴和他的妻子也做了同一个梦。梦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面带微笑地对他俩说：“岗和岗是雪山的精灵，谢谢你们把他俩抚养成人。现在，我要把他俩带回圣洁的雪山，那儿才是他俩最终的归宿。”
第二天天刚亮，人们纷纷奔走相告，谈论着昨夜那个奇特的梦。人们吵吵嚷嚷地穿过土路，奔向学校，去找岗和岗，但是学校里空无一人。牧人角巴和他的妻子早已站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望着远方洁白晶莹的雪山出神。他俩知道岗和岗已经真的离他俩远去了，但他俩并不感到悲伤，因为他俩懂得只有那儿才是岗和岗最终的归宿。人们纷纷走到牧人角巴和他的妻子身边，一动也不动地望着远方洁白晶莹的雪山，一脸怅然若失的表情。
——摘自小说《岗》
电影《塔洛》的声音粗粝感真实地像塔洛的手抚摩你的耳垂，荒野中狼群被鞭炮声驱逐，夜色寂寥得很，你仍旧能分辨出风的来向与频率。一种孤独感在万玛才旦的文学作品与影像上的弥漫，这种孤独投射在藏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里，倒是有了魔幻的色彩。对自然景观的强有力捕捉，这得益于日复一日穿梭在作者生活中的习惯。
在藏族文化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现象，是人与动物情感模式，《普布》里一只老驴子陪着普布经历闹饥荒的年代，食色性也在极恶劣得条件下需要决断，主仆关系在外来入侵后变得脆弱不堪，唯一的“女儿”凭着这头老驴子还和普布维持着联系。在田壮壮的纪录片《德拉姆》里，赶马人鞭打马匹，自己也伤心，马儿死去，全家跟着烦忧生计，赶马人的家庭悲喜都和马匹的生存扯上了关系，这种暴露在苛刻条件下的感性关联，像是雾中风景，难以剥离。
万玛才旦将同样的景别赋予时间流动的韵律，推动着故事往前走，如一叶扁舟，你虽知它不会靠岸，但你却抓不住它的方向。
《流浪歌手的梦》中歌手次仁背着一把龙头琴，他将动人的音色和梦里的姑娘，以极富质感的文字投掷在雪域的山川草地，这些用来描绘景色的文字，将藏区的影像感与人的情感嫁接，大部分的黄昏暗涌着漫无目的的孤独，河水时而湍急时而平静，象征着次仁起伏不定的内心，夜幕让次仁的阿爸“复活”，在疲惫和梦境交织中被带回过往，等到另一个黄昏到来，黑云遮天时，梦里的姑娘现了原形，却“溺死”在了河床。
万玛才旦的小说受到了很多西方叙述技巧的影响，作品表面上是一个藏语的、藏族的小说，但是把带“藏”字的所有东西拿掉还是成立的。的确，万玛才旦在一次访谈中也说过：“如果只是拿来做一个藏汉对比的话，我不是很愿意的。”
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短篇小说来说，灵感是最重要的，然后是技巧。长期的阅读和写作会使你掌握一些技巧，它会下意识地会进入你的创作当中。但我觉得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可能更适合用于写电影剧本，而不太适合用于写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就是一个很天然的东西，是一个非常需要灵感的东西。我的经验是你有了一个灵感，很快你也会有一个结构，然后你开始写，但在写的时候你可能会变，这是完全预料不到的。
比如说一个几千字的短篇，你写到一千字两千字的时候你觉得不能这样写你就会放弃，然后重新写，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地重新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我觉得这中间那种技巧性的东西区别于电影剧本的那种创作技巧，但也非常重要。我觉得一些特别好的短篇小说家，他的技巧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你确实能感觉得到，感觉到那种高级的东西，比如说卡佛的一些小说、奈保尔的一些小说，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高超的叙事技巧在里面，要达到那种叙事境界是非常难的。
——摘自《王磊对话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在2002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系统性的学习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以及他特别钟爱的伊朗电影。在此以前，他的身份是作家。万玛才旦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大一，那是一部他高中毕业后用汉字写作的小说《人与狗》，发表在《西藏文学》上。
有人说“情色”是连接阿巴斯与万玛才旦的纽带，截取一段漫长的回家路，就是扬起尘土，对成长、迷途与逝去的再一次反哺。尽管在宗教文化背景诸多方面有差异，但故乡这一主题始终贯穿二者的创作世界。
马原有一篇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与《塔洛》有着巧遇之妙，传达出藏族神话世界和藏民原始生存状态对现代文明的“诱惑”，用探险者的角度将粗犷的藏民生活与自然奇观连接，在《塔洛》里童真顽皮与走向没落的死亡也默契地打破了某种界限。
高原影像并无刻意去展现地貌景色和宗教色彩，着力于表现人性的真实和回归。藏区与世俗的生活无异，滇藏古道中的一次次绚烂远行，不过是为了合理享用凡人之乐趣，当犯下罪责，如《太阳总在左边》主人公尼玛，逼迫自己在茫茫戈壁穿行，迷茫悲欢在世间各个角落铺下，完全归属于藏民族文化的救赎也从属全人类，漫漫回家路的受难反而成了执着的宽慰。
在万玛才旦的采访里不止一次提到：民族与世界的关联。在失去的故乡与漂流中，一种处于夹缝里的状态，看似简单的故事风格却折射出当下诸多无解的状态。“塔洛的身上有我们的影子。所以，我指的不是一个个体，是一代人的影子。”
傍晚，小学生丹增回到家里，对妈妈说:“我想有个小弟弟。”
妈妈张大眼睛问:“为什么?”
丹增想了想说:“我就是想有个小弟弟。”
妈妈笑了，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你一定是饿坏了吧?洗洗手赶紧吃饭吧。”
丹增把书包放在一边的凳子上说:“今天不用等爸爸回来一起吃吗?”
妈妈说:“今天不用等了。”
他们就开始吃饭。吃完饭丹增就去写作业。
写完作业妈妈问他:“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吗?”丹增摇了摇头。
妈妈就说:“那就早点睡吧。”
丹增就去睡了，但是他没有睡着。
妈妈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看电视剧，声音开得很小。
丹增起来去了趟卫生间，回来时看见妈妈好像在哭。
妈妈看见丹增在看她，说:“这个故事太悲惨了。”
丹增看了一眼电视，问:“什么故事?”
妈妈含着眼泪说:“讲一个悲惨的故事。”
丹增也转过脸去看那电视。丹增看到电视里很多小孩跑来跑去的。
妈妈说:“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悲惨了。”
丹增又盯着妈妈的脸看。妈妈揉了一下眼睛问:“我看电视吵到你了吗?”
丹增又看了一眼电视机说:“没有。”
妈妈说:“那就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摘自小说《我想有个小弟弟》
塔洛在电影中的许多举动习惯，曾日复一日贯穿在万玛才旦的少年时代。所以万玛才旦自己也说：“塔洛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不分任何民族、种族，谁都可能会遭遇到这个故事，遭遇到这样的处境。”
小说一篇接一篇写，电影一部接一部拍。那些故事却无一不是关于藏区——那个魔幻和现实交织缠绕、不断改变着的藏区。
万玛才旦笔下的人物能够承接一脉山川的气质，在于细节精准的把握。这里不是藏区的全貌，而是在变迁中整座山脉的角力与阵痛。
第十二个月的教师聚会被他们挪到了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
男人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也是喝醉了酒。
雍措很殷勤地伺候着男人。
雍措想，她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一年了。这时候，她有一点幸福的感觉。
男人在雍措的呵护下睡着了，雍措却一直在旁边等着他醒来，想告诉他一些话。
半夜过后，男人突然坐起身对着前面某个空荡荡的地方说：“我为什么不是那第八个男人，而是第九个男人啊，我如果是那第八个男人，我这会儿也许就有一个儿子了！”
说完又倒头睡着了，似乎刚刚说出的话是在梦里说出来的。
第二天，男人醒来时，发现旁边的床头柜上整齐地放着两根长长的女人的辫子。
他一下子认出那是雍措的头发。
——摘自小说《第九个男人》
万玛才旦与他的“塔洛” （摄影：高达）
福利！
《嘛呢石，静静地敲》
作者: 万玛才旦
出版社: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 2014-3
《塔洛》
作者: 万玛才旦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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