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研究〡陈众议：“二为方向”与外国文学研究四十年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伊始，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二为方向”①应运而生。它一举扬弃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铁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程。蓦然回首，四十年如白驹过隙，但外国文学研究似乎尚未从粗放式引进向选择性奋袂转向；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界开始顺应大势，在强健文化母体与借鉴外国文学、重塑国家意识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上，开始进行既有内核又有外延的同心圆式绥和与向化，然而，困难和问题依然不能回避，且讲透并不容易。本文仅就四十年外国文学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略陈管见。
关键词 外国文学研究 “二为方向” 改革开放四十年 问题
①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为方向”与外国文学研究四十年的
几个问题
陈众议
四十年“改革开放”，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在物质层面。那么精神层面又如何呢？外国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出版又如何呢？我们自然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首先，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而文学之流浩荡，作为个人，我们却只能取其一瓢一勺。即或如此，攫取主流还是支流？浪花还是深水？用瓢还是用勺？诸如此类，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其次，自1978 年至今，本人有幸忝列其中，难免感慨良多，在此不妨抛砖引玉，就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择要交代一二。
作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的好处自不待言。外国文学界众多同行的一瓢一勺之和，也便有了四十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教学、翻译、出版的繁荣。设若没有外国文学狂飙式的涌入，我们的思想解放势必缺乏灵性的翅膀，我国文坛或将长期徘徊于伤痕文学并裹足不前。当然，此时此刻，较之其他行业，我们是否更须反躬自问？在我们为这个民族，譬如擢升国民素质；为这个时代，譬如推动社会进步做了些什么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做错什么？或者我们做得够不够多、够不够好？在我们大量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为激活思辨能力、拓展文学视野、推动中国文学多维发展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淹没在林林总总的其他主义之中？有没有忘却我们研究外国文学终究或者主要是为了繁荣、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体？又或者我们为中国文学做了哪些有益或者有愧或者可有可无的工作？于是，我想：
立场是关键。语言文学原本是人文基础、文化载体；然而，近三四十年来，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正在与本国文学渐行渐远。其曾经的显赫（譬如新文化运动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风光不再。这固然有客观的、历史的原因，譬如资本的作用、市场的因素、微博微信的普及、二次元审美的扩张，等等。曾经作为触角替中国革命和建设、替“改革开放”探路的文学，其激荡的思想、碰撞的火花在时代洪流中逐渐暗淡，褪却了敏感和锐利，以至于“返老还童”为“稗官野史”“街谈巷议”，甚或哼哼唧唧和面壁虚设。伟大的传统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而我国外国文学界在这个过程中难辞其咎。
随着大众媒体的衍生，尤其是在多媒体时代，学院派本就越来越无能为力，却大有随波逐流之势。文学正在被资本及其主导的文化商品化、图像化和快餐化引向歧途，而我们的立场正消蚀殆尽。
资本固然是首要因素，但我们有没有趋炎附势，却美其名曰多元、国际，或者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甚至有意无意地选择“淡化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无病呻吟”？据我所知，西方学界倒是反其道者多多，谓予不信，姑且列举一二。譬如法兰克福学派，再譬如以詹姆逊、伊格尔顿或齐泽克为代表的当代西马。由此上溯，又譬如最早提出了“大众文化”概念的奥尔特加，尽管其立场是反向的，却多少在马尔库塞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他在《艺术的去人性化》（1925）一书中明确否定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认为它们不是真正的艺术。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被他嗤之以鼻：无须鉴赏水平，因为它有的只是现实的影子，没有虚构，只有镜像。显而易见，他所推崇的“真正的艺术”是贵族艺术，那些普通人无法鉴赏的阳春白雪，譬如巴洛克文艺和现代主义。前者源于南欧，巴洛克即玑子，又称变形珍珠。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一度使玑子颇受青睐。一般认为巴洛克是一种艺术风格，兴盛于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末期（个别地区如俄国或延至十八世纪）。但事实上它远非“一种风格”可以涵盖，而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之间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间隙性流派，在不同地区、不同艺术门类中表现不尽相同，尽管它总体上背弃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情怀，内涵繁复且不无玄奥，形式夸张而富于变化。至于后者，则多少继承了巴洛克遗风，在“新”“奇”“怪”的路径上做足了文章，以至于产生了《芬尼根守灵夜》那样连一般学者都啃不动、搞不定的“天书”。而这些恰恰是奥尔特加们认可的真正艺术的、审美的对象。当然，从奥尔特加到法兰克福学派（如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大众文化”的确对艺术产生了负面影响，但罪过不在“现实主义”，更不在大众，而在资本和消费主义。关于这一点，笔者已有专文评述，恕不重复。需要补充并强调的是，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使文学远离了大众。后现代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收敛，也更具包容性和复杂性，但仍然没有使文学贴近大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始终不在提高与普及上采取形而上学和排中律。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是最初的范例，《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最近的佐证。
这其中自然牵涉到立场问题，当然也不仅是立场问题，还有方法和目的。
先说立场。立场使然，奥尔特加站在精英立场上反对大众文化，乃至现实主义文学和方法。这显而易见，也毋庸置疑。用最通俗的话说，奥尔特加出生在西班牙的贵族家庭，毕生致力于“生命哲学”，从而一不小心成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自然没能预见萨特式存在主义对他的背叛。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终究或主要是为了强健中华文学母体的拿来。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高举的旗帜。遗憾的是，这面旗帜正在有意无意地被“世界主义”者们所抛弃。他们罔顾历史，罔顾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大谈所谓的“世界文学”。真不知达姆罗什、卡萨诺瓦们眼中的“世界文学”是否包括《红楼梦》和“鲁郭茅”“巴老曹”？是否包括“巴铁”文学和坚持文学介入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这些问题不由得让人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古老的命题。人们大多将此命题归功于鲁迅，但鲁迅的原话是：“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
“鲁郭茅”“巴老曹”
是的，这的确是那个“五四”期间曾经矫枉过正的鲁迅的言论。然而，立场使然，他弃医从文、口诛笔伐，为的终究是中华文化母体的康健。批判也罢，挖苦也好，阿Ｑ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必须唾弃的民族劣根性吗？它与堂吉诃德精神可谓一脉相承。鲁迅倡导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难道不正是为了改变阻碍中华民族前进的文化糟粕吗？当然，凡人皆有矛盾之处。鲁迅也不例外，而我们不应以偏概全、以小节否定大节。所谓大节，恰是他的主要立场、主要方法、主要目的，以及他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树立的丰碑。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或者国际意识建立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认知。也正因为强调立场，在承认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必然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仍坚定地、义无反顾地批判资本主义。
关于方法。众所周知，二十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有关方法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令人目眩。从象征主义到表现主义，从形式主义到新批评，从叙事学到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女权主义到生态主义，从新历史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存在主义到后人道主义，等等；或者流散、空间、身体、创伤、记忆、族裔、性别、身份和文化批评，等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后，等等，等等，可谓五花八门。
在学术界潮起潮落，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代，外国文学研究不仅立场悄然裂变，而且方法呈现出发散性态势。二者相辅相成，难以截然分割。于是，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意无意地抛弃了文学这个偏正结构中的“大学之道”，使之既不明德，也不亲民，更不用说止于至善。一定程度上，乃至很大范围内，我们是否已经使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使批评成了毫无标准的自话自说、哗众取宠？伟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否被轻易忽略了？曾几何时，马克思用他的伟大发明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他老人家并不因为资本主义是其中的必然环节而放弃对它的批判。这就是立场。立场使然，马克思早在资本完成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之前，就已经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并毅然决然地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对它口诛笔伐。这也是马克思褒奖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因由。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恩格斯对欧洲工人作家展开了善意的批评，认为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的胜利多少蕴涵着对世俗、时流的明确悖反。尽管巴尔扎克的立场是保守的，但恩格斯却从方法论的角度使他成了无产阶级的“同谋”。这便是文学的奇妙。方法有时也可以“改变”立场。这时，方法也便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由是，恩格斯借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之说以提醒工人作家。相形之下，我们的立场何如？我们的方法又如何？
巴尔扎克和狄更斯
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心目中的经典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逐渐受到冷落。与此同时，夏志清的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轻而易举地颠覆了我国现代文学历经数十年建构的经典谱系，从而将张爱玲代表的“自我写作”者们奉为典模。这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招摇过市，不知道蒙骗或者迎合了多少同行的心志。顺着这个思路推演，当代美国和西方主流学界冷落巴尔扎克们、托尔斯泰们当可理解，而我们紧随其后、欲罢不能地无视和轻慢这些经典作家就难以理解了。这中间除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逆反，恐怕还有更为深层的根由。顺便举个例子，当我们的一些同行忘却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锐批评的同时，另一些正兴高采烈地拿弗氏理论解构和恶搞屈原。
也正是在这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驱使下，唯文本论大行其道。这种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做法，与源远流长的形式主义不谋而合，或者变本加厉地沿承和发展了形式主义，作者被“死了”（见罗兰·巴特《作者之死》），形形色色的方法凌驾于文学本体之上。有心的同行、读者可以对近三四十年的外国文学评论稍加检索，当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是自话自说和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手道”，或者罔顾中国文学这个母体的人云亦云。
罗兰·巴特
而目前盛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推波助澜，正欲使文学批评家成为“纯粹”的工匠。量化和所谓的核刊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模块化”劳作。我们是否进入了只问出处不讲内容的怪圈？是否让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者模块写作、理论套用、为做文章而做文章、为外国文学而外国文学的现象充斥学苑？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是否已经形成恶性循环？
这些问题足以让我们毛骨悚然。说到这里，我想，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也许正在或者已然出现，它便是读者、乃至中国作家的疏虞。本来，他们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服务对象。我们的工作应该或者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学、中国作家、中国读者的需要，而不是关起门来在越来越狭隘的“螺蛳壳里做道场”，或者一门心思地去讨好洋人、为洋人涂脂抹粉。除了前面说到的资本影响，我们本身的问题也每每使我们的读者、我们的作家望而却步。面对商家的吆喝，他们本已无所适从，隔空隔时的“空手道”式的外国文学研究更使其莫衷一是。经典的边际被空前地模糊，尽管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依然如火如荼。于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自不待言，三流四流，乃至末流文学所制造的皇帝新装也不可避免。于是，中国作家饕餮般的胃口倒了，已经鲜有关心外国文学研究的；而普通读者，不是浅阅读盛行，就是微阅读成瘾：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终于使阅读成了一个问题。呜呼哀哉！这对谁有利呢？也许还是资本或资本主导的外国文学本身。
此外，虽然形式主义由来已久，但唯文本论大行其道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随着现代主义的引入，先是结构主义风行一时，导致文学研究出现了唯文本论现象。用德里达的话说，叫做“文本之外，一切皆无”；而且无休无止，惟斯为甚。有关情况无须多言，大家心知肚明。
可喜的是，近年来，在以《外国文学评论》为代表的学术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同行正致力于为了拿来的批评，我称之为新社会历史批评。他们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富有家国情怀、彰显国家意识的研究范式正在逐渐改变业已坚硬的唯文本论倾向，不仅着力开掘作家作品及其从出的社会历史语境，而且将本国读者及其接受问题纳入文学视域。虽然历史不能还原，但历史的维度永远是文学批评的首要方法。只消将“鲁郭茅”“巴老曹”和张爱玲们置于所从出的社会历史语境，那么谁有资格成为国家的脊梁、民族的魂魄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也就不言而喻了。我深感疑惑的是，那么多人何以如此罔顾历史、轻信夏氏兄弟？就连傅雷那样的“旧知识分子”也不曾如此啊！
有关问题或可牵出许多话题；但因篇幅所限，最后我想就与立场和方法关系密切的目的论稍加点厾。
话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国家意识在“全球化”进程中单向度淡化显然更符合美国利益及跨国资本的诉求。为避免陷入无止境的枝节铺陈，我不妨简言之：狂欢背后的利益。它以网络文化的广场式狂欢和市场经济的有求必应体现出来，并一发而不可收。后者则或可反过来印证文学的某种规律。我称之为经典的悖反或经典的保守，即面对一个新的、价值观发散性纷乱的时代，经典作家大抵采取了保守的悖反姿态。而这种姿态所揭示的往往是现实的偏废——其中包括某些相对稳定的族群或国家意识。除了前面说到的张爱玲，我们还可以例举严歌苓等一批作家。后者对中华民族的指摘与不屑在《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归来》）《芳华》等作品（我说的主要是原著，其次才是经过改编的影视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身为中国读者、观众（即使是有关影视作品的观众）难道就真的已经麻木不仁到如此程度了吗？但凡有点“良知”的，必被（当然是经其他“国人”之手）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凡有个“老外”的，即使盲流或“无知婴儿”或口吃牧师也必被奉为天使。必须说明的是：第一，严歌苓早已是美国作家；第二，读者的麻木不仁首先应该归咎于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麻木不仁，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坛的问题难辞其咎。诸如此类不仅与上述立场、方法问题有关，而且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更加显性的麻木不仁：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对本国文学漠不关心。
严歌苓及其作品《芳华》
然而，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同中国文学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不可分割。曾几何时，“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等）取法的“托洋改制”的“体”“用”思想众所周知，这正是他们取法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见证。倘使不算《天路历程》（也称厦门本，于1853年出版，因为它是由在华传教士主导翻译的，用以传播教义），外国文学的真正进入可以说是我国知识分子面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一次伟大的觉醒，即主动的拿来，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因此，严格地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我国自主引进的第一部外国小说，适值“百日维新”。是年，林纾开始在友人的帮助下翻译或者说是转述外国文学名著。而这显然是维新运动的组成部分或谓继续，它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的文学思想殊途同归。首先，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1897和1898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力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和审美取向，否则也就罔顾现代意义上的审丑美学，甚至以丑为美了。
林纾和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林纾的翻译涉及英、法、美、俄、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文学。在众多作家中，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笛福、斯威夫特，也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的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等，凡一百七十一种。据晚清学者阿英等人的不完全统计，1898年至1918年间，我国出版的翻译作品多达六百余种。这在当时的条件下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我国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是周作人开设欧洲文学课时撰写的一份讲义，即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先此三十八年则世上已经有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中国文学史纲要》。它是由俄国人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于1880年出版的。在此之前，我们有经、史、子、集，或“文史不分家”之谓；而文学则以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分类，却古来无史。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文学史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906，国家图书馆藏有此祖本）。它可能受“维新变法”影响，起笔于1898年前后，但目前所能查考的最早版本出版于1906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影响最大，它也是一部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讲义。用鲁迅的话说，我国小说“古来无史”。他以这部小说史呼应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的惊世之谓（《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1926）的确只是个提纲。
《中国小说史略》
说到周氏兄弟，我们便不能不提及“五四”运动。关于“五四”运动的基本情况就不用说了，但鉴于近来有一些人以复兴国学或儒学之名否定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党史定义），我又不能不强调它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故而又称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了。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进而也就没有新中国。因此，无论怎么评价“五四”运动的功绩，都不为过，尽管凡事皆不单纯，某些矫枉过正的偏颇所在皆是。
且说从新文化运动到《红楼梦》这一个案的经典化过程（从梁启超到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俞平伯，等等），中国文学作为学科的创建者们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们大都参与了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教学和传播工作。从王国维、林纾、胡适到周氏兄弟和茅盾、巴金、冰心、冯至、郭沫若、卞之琳、李健吾、钱锺书、傅雷、杨绛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则大抵都是中外文学双栖作家、学者。本人入职之初，冯至、钱锺书、卞之琳、李健吾、杨绛等尚在文坛耕耘，不曾想时至今日，我辈忽然失却了传承的热忱、两栖的本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同道中逐渐有人越来越对中国文学母体及其丰富实践漠然相向了。外国文学研究与母体文学的分道扬镳固然原因众多，一时难以厘清，但前面说到的问题当多少可以解说一二。
在此，我们不妨进行一点逻辑推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符合逻辑，但似乎并不契合实际。反之，“民族的不是世界的”或“民族的并不一定是世界的”，倒听起来像悖论，一如马与白马，但事实如此。换言之，正如马与白马的关系，任何民族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世界也理应是各民族的总和。然而，现实常常不尽如是，它有所偏侧。于是，世界的等于民族的似乎更符合实际；至于世界是谁，最通俗的回答是少数大国、强国。同理，世界文学也常常是大国、强国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一直存在，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和去他者意识形态策略，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
当然，不容置疑的是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而且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必然追求国际垄断。这是马克思的重要发现之一。但存在的和必然的不等于合理的。这又是马克思何以如此痛恨和批判资本的原因。
因此，若非从纯粹的地理学概念看问题，“世界文学”确实不是各民族之和，经典更不必说。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所谓“世界文化”也只是欧美文化。而且，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倾轧、颠覆和取代不仅其势汹汹，却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回到“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这个话题，文学当最可说明问题，盖因它是世道人心的形象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道人心，却终究不能左右世道人心、改变社会发展的这个必然王国，而自由王国还非常遥远。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个跨国公司时代的文学狂欢之中，我们的文化逆差远比想象的要大得多。《红楼梦》不仅远不是世界经典，而且已经赫然位列我国年轻读者“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之首。至于那些所谓的后殖民作家，虽然他们生长在前殖民地国家，但其文化养成和价值判断未必有悖于西方前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像前些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加勒比作家沃尔科特、印度作家奈保尔和南非作家库切，与其说是殖民主义的批判者，不如说是地域文化的叛逆者。沃尔科特甚至热衷于谈论多元文化，指那些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作家是犬儒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者。
至于我们，毛泽东在概括中国时曾列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并说还有“半部《红楼梦》”。就以《红楼梦》为例，除凤毛麟角似的汉学家外，试问有多少西方作家或学者，哪怕广义的作家和学者通读过、喜欢过？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卡尔维诺？马尔克斯？还是巴赫金、韦勒克、布鲁姆、伊格尔顿？博尔赫斯倒是读过，却认为《红楼梦》是典型的幻想小说。反之，中国作家、批评家则又有哪个不是饱读洋书、对西方经典如数家珍？显然，中西之别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已然是说法多多。稍加引申，即有“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内敛文化”和“外向文化”；以及中国人重综合，西方人重分析；中国文化以和为贵，西方文化崇尚竞争或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等。这些排中律和二元对立的说法固然并不可信，但相对而言中国的内敛以崇尚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为基准，西方的外向以不断攫取别人的财富为取向却是事实。关于这一点，西方人早就心知肚明。
以上固然只是当今纷繁世相和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而且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不能涵盖客体——这种精神劳动的复杂性、多面性；但文学作为资本附庸的狰狞面目已经显现，唯文本论的泛滥也早已见怪不怪，我们不能闭目塞听，更不能自欺欺人。尤其当中国作家在饕餮般阅读外国文学时，我们却沉溺于自话自说、与他们渐行渐远。不消说，伟大的新文学传统后继乏人，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亦非耸人听闻。是时候端正立场、改变方法了，否则所谓的“学问”必将被新时代所淘汰。
*本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中心特约论文。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原载于《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9年第1期，责任编辑：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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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文娟 校对|永怡 终审|言叶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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