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丨檀传宝：子诺子言——诺丁斯教授北京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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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2011年12月6日—10日，冬季的北京在浓雾消散之后迎来了几天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当代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之一，关怀伦理、关怀教育理论的创立者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访问北京。鉴于诺丁斯教授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女性研究等领域广泛的国际影响，我以为，诺丁斯教授来访的意义堪比1919年约翰·杜威的中国之旅。她的来访不仅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国当代学术史、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十分可惜的是，由于本人的懒惰、不愿“做大”（造势）的行事风格，也由于浮躁而没有文化的中国传媒缺乏应有的敏感性，内尔的北京之行基本上是“悄悄地回，正如她悄悄地来”，没有它应该有的历史记录。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作为诺丁斯教授北京之行的邀请者和陪伴者，笔者郑重写下这篇行纪，聊解内心的歉疚，也与有缘人分享数日京城从游于大师的喜悦。

二、好事多磨

虽然直到这次内尔来访我们才得以谋面，但我与诺丁斯教授的交往至少可以上溯到9年以前。而邀请诺丁斯的过程更是充满戏剧性的曲折。

2002年夏天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做高级访问学者时，就曾经因为想提高自己在美国的阅读、研究效率和回国后遴选译介有关著作的需要，写信给包括诺丁斯教授在内的多位资深美国德育专家，请教“最近10年美国最重要的德育理论/实践方面的著作名录”（表格形式）。诺丁斯教授不仅很快回复，而且还在我设计的固定表格之外另外推荐了几本著作，并细心说明了推荐的理由。而年底的时候，我则错失了一次当面求教内尔的绝好机遇——当我按照内尔在email里给我的详细地址到斯坦福大学校园拜访她时，却发现斯坦福校园里根本没有这个地址。原来她早已于4年前荣誉退休并转往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任教了，而我在一个月前刚刚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但从此我就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希望有机会能够由自己邀请从没有到访中国大陆的诺丁斯教授访问北京。

2011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启动“985”项目“国际教育前沿系列讲座”，大力度资助邀请世界知名学者来校讲座。作为关怀教育理论大师的诺丁斯教授当然完全符合条件。于是我在学部支持下很快向诺丁斯教授发出了邀请，并顺势诚恳邀请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的荣誉研究员。经过多次email及电话磋商，内尔最终愉快地接受了两项邀请，并确定于10月4—10日来京讲学。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最后一刻风云突变——3日晚，我收到内尔表示抱歉的email，说由于她不了解到中国大陆需要签证、没有申请签证而被挡在登机口，再加上9月底刚刚痛失长子，她实在无法打起精神访问中国了！我虽失望之极，但也只好表示理解，等待更合适的机遇。

一个月后，我再次发出邀请，并通过好朋友、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于天龙博士（内尔曾是天龙教育博士论文委员会，即dissertation committee的成员之一）参与游说，终于再次说动了内尔，确定于12月5—10日访问北京师范大学。

10月4日，雾锁京城，许多航班停飞。为了及时了解航班信息，我几乎在电脑面前刷屏了一整天。就在我为了筹备去机场迎接内尔的细节、查阅email的时候，却蓦然发现“最后一刻”的悲剧似乎又要重演了！——以“我不知如何对你说”开始，内尔在email里解释说，她所乘坐的航班（“大陆航空—联合航空”联航）糟糕透顶。从纽约起飞抵达芝加哥转机时，由于两家航空公司的衔接出了问题，她被无端告知：到北京的航班取消了！4日晚—5日凌晨（纽约当地时间上午），我一再尝试打电话到内尔的家，终于打通。接电话的是内尔的先生吉姆（James Arthur Noddings，昵称Jim）。虽然未曾谋面，我仍然能够感受到电话那边的吉姆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声若洪钟、十分豪爽。我说，吉姆，接到您的电话，是否意味着你们已经决定取消北京之行了？吉姆回答说，我想是的。强忍着强烈的失望情绪，我试着做最后的努力说：我理解你们现在一定很疲惫，但是，您知道吗，海报早已贴出去了，北京有太多的人在等着诺丁斯教授……而且吉姆，您自己不是也想看看长城吗？你们为什么不试一试，重新订票？吉姆笑了笑，同情地说他可以试着去和内尔商量商量，然后看看能否买到合适的机票。一刻钟后，吉姆居然朗声回电说，大陆航空告诉他们，还剩2张当天纽约直飞北京的机票，他们会马上出发去机场！

6日下午4点多，当我和温婉的内尔、高大的吉姆在首都机场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和一同前去迎接的博士生刘华杰都不禁有些手忙脚乱了——因为我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飞越万水千山，举世景仰的诺丁斯教授真的已经微笑着抵达北京了！

三、关怀伦理的言说

在北京，内尔的主要活动有四项：

12月7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318室与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研究生的非公开座谈（主题“21世纪的教育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8日上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席《诺丁斯文集》出版座谈会并发表即席演说；

9日上午，在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作为北京市“德育专家大讲堂”的主讲人面向全市中小学教师演讲“道德教育与关怀伦理（Moral Education and Care Ethics）”；

10日上午，作为“国际教育前沿系列讲座”的嘉宾之一面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师生演讲“关怀伦理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Care Ethics）”。

可以说，每一场言说都是妙语连珠、发人深省、精彩之极。对我来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

01

关系、同情与关怀

对于关怀伦理学或者女性伦理学来说，“关系”（relation）或者“关怀性关系”（caring relation）是最最重要的关键词。内尔在京期间的所有演讲都几乎一致强调了这一核心概念的至关重要性。

内尔强调：只有注意、关切、接纳对象及其需要，“关怀者”（the carer）才能有真实的感受、动机，并找到关怀对方的切实方式；而“被关怀者”（the cared-for）的贡献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他做出适当反应表明他切实感受和得到了关怀时，真正意义上的“关怀”才能成立——“就像婴儿用停止啼哭来证实母亲的关心、学生对特定问题的嗷嗷待哺确证了教师对他的鼓励、患者用渐渐放松的呼吸来回应医护人员的关照那样”。一句话，只有在“关系”之中才有所谓的“关怀”。诺丁斯也由此来明晰区分关系型关怀与传统的美德意义上的关怀——“我们关注的是‘关怀性关系’，而非只是‘仁慈的美德’。当由于种种原因‘关怀’不被被关怀者感受或接纳的时候，关怀伦理要求我们赶紧去作别的尝试，直到关怀关系成立。而美德伦理只是强调道德主体的个人参与、关怀者的德性品质等等。”“被关怀者的反应如此重要，它不仅确认了关怀的存在，而且会进一步深化、拓展关怀关系，因而成为关怀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虽然内尔承认伦理性关怀不同于自然性关怀，但是她仍然坚持出于爱的倾向的自然之爱的重要性。“按照康德的说法，妇女有天然的善和爱的倾向，但是她们可能缺乏真正德行所需要的道德推理能力。”内尔的反应是：“虽然关怀往往需要精明的推理，但它更需要基于移情（empathy）、同情（sympathy）等情感以型塑对于需要帮助者的关怀动机！”由此，内尔特别强调“移情”及其教育的重要性。当然，内尔特别强调：关怀伦理强调的移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同情——它不仅仅是对他人的理解，而是对他人的“感同身受（feeling with）”或者“读懂”（reading of）他人。也就是说，同情是对他人最深切的“理解+感受”。

鉴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倾向于对于“我们（自己人）”产生同情，而不容易产生对于他者的同情，所以内尔特别强调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努力方向之一应当是：通过批判性思考帮助孩子们打开自己的心扉，发展更加超越自我的同情心或者“关系性同情”。内尔举例说：当一个孩子对老爷爷说了大不敬的话之后，传统上妈妈总是会教育这个孩子说：“想想看如果别人这样对你，你会有什么感觉？”诺丁斯建议改成这样的互动：“孩子，你那样说话，你觉得此刻爷爷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呢？”

可以说，正是基于“关系”的思考，使得内尔坚定地认为：聆听、关切他人的感受而非仅仅聚焦于自己，对于形成关怀、同情的品质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诺丁斯进一步认为“关系性同情对于国家事务、全球事务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02

大地、合作与和平

内尔·诺丁斯是一个关怀伦理和关怀教育的理论家，而且她的理论思考本身也具有强烈的“关怀”特质。这一点几乎可以在她的所有言行中得到确证。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对大地、合作、和平三个概念的独特解释。

在与研究生的座谈以及在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发言中，内尔都一再强调，她喜欢用“大地”（earth）而非“世界”（world）这个词汇去表达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你瞧：大地是什么？它是土地、是万物生长的地方。最为关键的是，它是我们的“家”！而“世界”则是由一大堆国家这样的东西组成的一个空间而已，它充满政治、危险，而不是安全与温馨。

由此，她特别告诫她的听众：“千万别学美国——什么都要做世界第一！”因为当每一个国家都去拼命追求所谓的“世界第一”的时候，恶性竞争就会远远大于良好合作的可能、战争就会比和平的力量更大。内尔特别强调，21世纪教育要特别注意三大最重要的主题：“合作与竞争”（Cooperation over Competition）、“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和“创新”（Creativity）。其中，通过教育培育合作与良性竞争的精神是内尔最为关心的主题。因为这一主题既与世界和平有关，也与每一个体的学习与生活幸福紧密相连。只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真正兴趣、特长等去学习、去生活，而非简单、生硬地与他人做比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获得最合乎人性的和谐发展。由此她特别反对对所有孩子都进行千篇一律的、“对孩子有用”的教育。虽然内尔曾经在小学和中学工作长达17年，虽然她曾经是一个能够特别生活化地进行教学、深受孩子们爱戴的数学老师，但是她仍然坚定地宣称：“什么几何啊、代数啊，大部分的数学知识，孩子们未来的日常生活都不一定能用得着。因此用不着非得逼迫所有孩子都学好那么多‘有用’的数学！”

“千万别学美国——什么都要做世界第一！”不仅是内尔一个人的忠告，而且是内尔夫妇高度认同的共识。记得在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午餐桌上，吉姆居然对我开玩笑说：“教授，这些菜都美味极了！——我想，它们一定都是加利福尼亚出产的！”

12月6日下午刚刚抵达宾馆的时候，内尔就送给了我她的最新作品《和平教育——如何让我们学会相爱、拒绝战争》（Peace Education——How We Come to Love and Hate War）。我想，那一定是她基于关系、关怀理念而对于世界和平与和平教育的最好建议。

03

对幸福的诠释

教育科学出版社日前合集出版的《诺丁斯文集》已经收录了《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及《幸福与教育》3本著作。其中《幸福与教育》是龙宝新博士随我读博期间应我的要求所译，虽然译文不免生涩，但却引起了社会较为广泛的关注。友人曾经对这本书发行量迅速攀升颇感困惑。但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奇怪。一方面，幸福追问作为最重要、最终极的教育目的的探寻，在功利主义价值观、教育观横行的中国社会中较易引起许多头脑清醒者的共鸣，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则在于诺丁斯教授本人基于关怀伦理对于幸福及其教育意义和教育实现所作的深刻而又生动的诠释，对读者来说有思想与生活的双重吸引。

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回答记者有关问题时，内尔的诸多解释则立体展示了她对幸福主题充满灵性、睿智的通透思考。

有记者问：诺丁斯教授，您一生写了18本著作，一定很辛苦，一定克服了许多困难、忍受了许多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请问，您是如何战胜这些困难的？

内尔的回答比记者的提问要言简意赅得多。她只是莞尔一笑，然后轻轻地说：“写作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I enjoyed my writing）!”

当记者没有听懂诺丁斯教授的回答，继续在这一问题上纠缠时，本来坐在较远处的吉姆走过来坐到内尔身边，然后笑着插话道：“内尔写作的时候喜欢放背景音乐……所以反过来，当我们家里人听见内尔房间里响起背景音乐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该保持安静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写作或者劳作其实是内尔幸福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相反。这当然是在病态的教育体制和异化的劳动过程中“遭罪”甚多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另外一个记者问：什么是幸福？或者说，对您来说什么是幸福？

内尔回答说：幸福的解释很多，很难下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定义。对我个人而言，幸福意味着以下几个要素——首先，幸福意味着良好的人际关系。我有很好的婚姻，吉姆和孩子们都很爱我。我还有很好的邻居关系、同事关系，我有许多好朋友……如此等等。生活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之中，对每一个人都十分重要！第二，事业上的成功。这无需赘言，但十分重要。第三，有时间看自己喜欢看的书。第四，我还在闲暇时间做点园艺，在海边（内尔现在的家在新泽西的海滨）散步，看太阳升起和落下……内尔坚定地宣称：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但是我同时愿意为家人准备最好的晚餐，将家布置得温馨、漂亮，我也是一个“小女人”！

我曾经在自己的一个小册子里将幸福定义为“人的目的性自由实现的一种主体生存状态”（檀传宝著：《教师伦理学专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8页），内尔的解释自然引起了我强烈的认同。同时，我还在边听边想，第三点可否与第四点合并呢？合并起来似乎逻辑上更整齐，但是一定也有巨大的遗憾。因为“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如此简单，又如此难得，对于一个人健全、和谐的生活又是如此的重要，且这一重要性不仅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而且是对每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内尔特别单列这一条作为幸福生活的要素，也许是因为她十分清楚地知道，现实中许多人的遭遇是被异化的阅读任务所困，而非享受自由人文化旅行的幸福。那一刻，我有一个十分强烈的感受：作为一个关怀伦理、关怀教育的理论大师，内尔是在向我们“展现”而非仅仅“言说”关怀、幸福等等重要的人类生活主题。

四、知行合一的人师

我认为在当代伦理思想家中有两个人在知行合一上最堪为人世楷模。一个是《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的作者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又译施韦泽），另外一个就是《关怀：女性伦理与道德教育》（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的作者内尔·诺丁斯。拥有哲学、神学和医学三个博士学位的史怀泽不仅在理论上从生命的神圣性出发唤起人们对于所有生命的敬畏之心，而且从30岁开始就“听从上帝的召唤”在中部非洲为最穷困的人们工作或奉献了一生。而内尔·诺丁斯，不仅是一个从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角度提出和不断完善她的关怀伦理、关怀教育理论的哲人，而且和史怀泽一样彻底将关怀伦理贯彻到了自己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比如她的10个儿女中，就有多达5个人是收养的，这在斯坦福校园和全世界所有知道诺丁斯的地方都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美谈。北京之行的许多生活细节也生动地诠释着她的关怀伦理。

除了年事已高，邀请内尔的另外一个困难是我的朋友于天龙博士对我透露的：诺丁斯教授与老伴超过60年的相濡以沫，使得她在国际旅行时往往希望丈夫吉姆能够陪伴左右。果然，当诺丁斯教授答应来北京时，她就十分不安地问我，能不能允许她买两张经济舱（和吉姆一起来）而非一张头等舱（只邀请她一个人）？而且她还解释说，实际上两张经济舱的价格比一张头等舱还要便宜。我马上同意了她的提议，然后在取得有关领导的支持后请内尔买两张公务舱机票来京——因为毕竟她和吉姆都是年逾八十的老人，即便我们财政上再紧张，也该让她在13个小时的不间断飞行中稍微舒适一些！内尔很快回复，除了表示感谢之外，在email里说得最多的是公务舱“出奇的贵”（They are horribly expensive），她说将让吉姆尽可能找到有折扣的机票——其结果是买联程机票、到芝加哥转机而航班被无端取消！这一点反使我由衷惭愧——2010年年底英国伦敦大学邀请我去做有关公民教育的主题演讲、对方给我买头等舱往返机票的时候，我只是感受到了巨大荣誉而非价格昂贵带来的些许心疼！

在北京的三场演讲中，诺丁斯教授都一直坚持站着与听众交流。尤其是第一场与研究生的3个小时的交流活动中，当内尔站着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曾经冒昧打断她，提请她可以坐着讲，但是马上被坚决拒绝。我小声问为什么？内尔的回答极其简单、有力：“因为我是老师（Because I am a teacher）！”是啊，我也是一个老师，而且同为教育学的研究者，我们当然都知道站着就意味着更高的交流与教育的效益。作为一个比内尔年轻30多岁的人，年近半百的我都常常在长时间的演讲中倍感疲惫，我是多么地希望这个耄耋老人能够稍微节省一些体力啊！但在那个时刻，我只能和我的学生们一起报以最热烈的掌声，以表达我们最真诚的敬意。

到最后一场演讲了。内尔特别关照到了在接待她的全程中担任总协调角色的博士研究生郭冰——一个她孙女辈分的小女生。她拿出自己从美国带来的最新的著作《和平教育》郑重签名后作为礼品送给了郭冰。当她从所住酒店离开、得知郭冰不能陪她去机场的时候，我想她在内心一定有些许不舍。因为在路上，她突然十分认真地对我说“郭冰是一个非常漂亮、善良、聪明、能干的好孩子！”

实际上，内尔·诺丁斯关心每一个进入她视野的人。就像她在演讲中举例解释“关系”与“关怀”的关联时所说的：“关系与关切、关怀连在一起。比如在来演讲的路上，许多人和我打招呼，我知道他们都是远道来听我演讲的，他们与我就建立了特定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也意味着‘关切’、‘关怀’……”她的关怀阐释当然十分精彩、珍贵，但是我以为最为重要的，也许应该是她是在用自己的生活实践去阐释她所倡导的价值观。而用自身生活去阐释的价值观就不仅是一种学术，而且同时是一种最伟大的信仰！

五、再见，内尔！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5天的时间转瞬即逝，离别几乎与欢迎处在同一个时刻。10日下午，我和研究生柴亚红一起将内尔和吉姆送达机场。在检票口，我们伫立许久，直到看不到相互依傍、踽踽而行的两位老人的身影之后。

一天后，我收到了内尔老朋友般报平安的email——

报平安的email——Dear Chuanbao,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had a good flight and are now safely at home. Our visit in Beijing was wonderful, and we both thank you for the gracious hospitality. I do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metime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With kindest regards,
Nel

（邮件大意如下：亲爱的传宝：我们已平安回家。北京之行无比美好，我们俩都对您的盛情接待表示谢意。真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再相见。内尔。编辑译）

在送走内尔、讨论关于接待诺丁斯的遗憾的时候，一个友人曾经对我直言：毫无疑问，你个人完全对得起诺丁斯。但是由于你没有能够成功地引起中国学术界、新闻界的更广泛的关注，作为知识分子的你没有担负起你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我想，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批评是对的。但是我也一再反问过我自己：如果我以商业、炒作的方式盛大欢迎诺丁斯教授，那个我还是本来的我吗？更为重要的是，以诺丁斯教授为人平和、沉静与超越的风格，如果我们以那样的方式接待她，真的是对大师更大的尊重吗？

无论如何，拜托许多人的支持，我想我已经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中一次最重要的任务，也实际玉成了中国当代教育史、学术史和文化史上一件重大事件——我们从学术和教育的角度纯粹而真诚接待了诺丁斯教授的第一次北京之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坚信，诺丁斯在北京的所有言说都一定会对中国的教育、学术与社会发展发挥历久弥深的实质性影响。

2011年12月20-24日，于北京京师园寓中

   文稿已经见刊于《人民教育》2012年第二期

补记：2016年11月29日，作者在访美期间再次拜访了一个人独居于新泽西海滨的诺丁斯教授（内尔的先生吉姆已经于2012年去世）。一个上午的聊天中，内尔再次肯定“关怀是一种关系，而非一种美德”的命题，认为关怀概念与儒家的“仁爱”有想通之处。离开之前，作为关怀理论大师的内尔曾经感叹说: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

【作者：檀传宝】

【来源：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德育We学园】

【微信编辑：崔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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