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与翁帆2006年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可凡倾听》在开办之初便曾约访过杨振宁教授。时隔多年，想起当时的采访细节，作为主持人，我仍历历在目。
杨振宁教授堪称自爱因斯坦之后最有贡献的物理学家之一，并且与李政道教授一起，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改变了中国人不如别人的心理，而他与翁帆惊世骇俗的爱情传奇，更令世人感慨不已。故《可凡倾听》筹备之初，杨振宁教授便是锁定采访目标，只是约访杨先生却一波三折。当时，曾通过杨先生挚友及亲友多次向其转达采访意愿，但最终无功而返。皇天不负有心人，2007年的某日与同济大学老校长吴启迪教授谈及此事，启迪教授古道热肠，主动提出从中斡旋。原本也没抱多大希望，不想，仅仅过了数周，便接到杨振宁先生亲自打来的电话，表示已接获启迪教授信函，并答应采访，且爽快排定采访日期，只是反复声明，采访时间为一小时，不得逾越。放下杨先生电话，我连忙找出早已搜集好的相关资料进行阅读。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们摄制组如约前往清华大学四幢最“古老”建筑之一“科学馆”。预定采访时间为上午九点，但杨振宁教授8:40便出现在办公室。那日，他老人家身着粉红与浅蓝相间条纹衬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略有老年斑，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绝不像一位耄耋老者。落座之后，老先生将采访提纲略微翻了一下，抬起头，说：“采访提纲做得不错，显然你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但是，曾和你事先有过约定，采访时间为一小时，这些问题显然不可能问完，你自行决断吧！”说话的神情充溢着孩童般的顽皮。听罢此言，我不觉心中一震，但仍故作镇定，迅速在脑海中调整文案，集中关键问题，剔除琐碎内容。杨振宁七岁，父亲杨武之应聘来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办公室便是这座“科学馆”。振宁教授记得少年时代常来父亲办公室看望父亲；尤其暑假期间，跟随父亲来办公室做功课。虽然那时并无空调设备，但大楼里却异常凉快，一边做功课，一边聆听窗外知了的聒噪，别有一番意趣。振宁先生早慧，尤其对数学几乎无师自通，这令数学家父亲倍感欣慰。故此，杨武之教授在儿子相片背后写下“此子似有异禀”，言简意赅，表达父亲对儿子的无限期待。待出国留学时，由于渴望师从费米教授，杨振宁便毅然放弃普林斯顿大学，改去父亲母校芝加哥大学。杨武之教授喜出望外，叮嘱儿子到校后务必拜访自己的老师狄克森教授。杨振宁先生回忆：“那时候，狄克森教授业已退休，但他仍记得父亲。因为，那是他唯一一位中国学生。”儿行万里之外，父母不免焦虑，杨武之教授也不例外。他深知儿子有异禀，学习固然不成问题，但对其婚恋之事仍操心不已，甚至专门委托胡适先生帮杨振宁寻觅女友。胡适先生倒也开明，专门把杨振宁找去，开宗明义道：“你们这代人要比我们聪明，大概不需要我来帮忙！”待杨振宁与杜聿明将军之女杜致礼谈婚论嫁之时，父亲虽对杜聿明“战犯”身份有所顾忌，但绝对尊重儿子的选择。兜兜转转半个多世纪，杨振宁先生又重回父亲曾经任教的“清华园”，不禁感慨万分，脱口吟出一句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句：“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综观杨振宁先生百年人生，其生命之河与10月1日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他出生于1922年农历8月11日，那一天正好是10月1日；他与李政道教授合作的论文《宇称不守恒》以及《规范场》理论，分别发表在1956年和1954年10月1日出版的《物理评论》，而获得诺贝尔奖则是1957年的10月。获得诺贝尔奖可谓杨振宁教授与李政道教授科学研究与人生辉煌顶点，但其中亦不乏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因此，我们也期待在采访中得到解答。其一是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后，吴健雄教授用实验最终证明这一理论，但不知为何，被排除在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之外。吴健雄教授从未公开表达过意见，却在给友人一封信中含蓄提到：“如果我觉得我的努力被人忽略的话，我还是会觉得受到一点伤害。”杨振宁教授坦言，他从未和吴健雄教授就此话题进行过任何交流，但他透露，吴健雄教授是和美国低温物理学家安伯勒共同完成实验。因此，假如要给吴健雄教授荣誉的话，那位低温物理学家也不能忽略，只是同一诺贝尔奖项的获得者一般不超过三人。杨教授推测，这恐怕是吴健雄教授与诺奖失之交臂重要原因。
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奖颁奖现场
当然，最令人诧异的还是杨振宁教授与李政道教授从志同道合，倾心相交，直至最后分道扬镳，绝决往来。他们的老师、原子弹之父奥本海姆教授曾不无伤心地感叹道：“平生最想看到的景象就是，杨振宁与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但奥本海姆的愿望最后还是落空。对于两人争端，李政道先生曾以童话般的语言，比喻他俩好比在沙滩上玩耍的小孩，忽然看到远处古堡亮起了灯，于是，两个小孩开始争论究竟是谁率先发现灯光，互不相让……杨振宁教授虽然并未正面解释彼此疏远原委，却嘱咐我仔细阅读李政道教授2004年出版的一本专著：“阅读此书之后，一是可以感受李政道心境；二是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他的观点与想法。”在杨振宁先生看来，与昔日伙伴渐行渐远，是其人生一大悲剧。当事人虽然不难说清，但还是留待后人评判。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想起与杨振宁先生的约定，尽管还有近三分之一问题尚未问完，便也戛然而止。但我也提出可否拍摄些许不同景别的镜头。杨先生不以为忤，欣然应允。于是，我便顺势询问他与翁帆的玫瑰人生。说起翁帆，杨振宁先生脸上漾出甜美的微笑。他回忆，与翁帆相识、相知、相爱，纯属偶然。1995年杨先生与夫人杜致礼访问汕头大学，翁帆作为学生，前来协助杨氏夫妇工作生活。离开汕头大学后，彼此仅有简单问候。但2004年圣诞节的一张贺卡改变了俩人关系。杨教授根据翁帆圣诞卡上电话，与之联系，并且有了第一次约会。因为，那时候杜致礼已驾鹤西行，于是两人感情迅速升温。他俩结婚后，常坐在仅能容纳两人的沙发“爱之椅”上共诉衷肠。日常生活中，杨教授对翁帆父母礼遇有加，称他们为“翁先生”“翁太太”。翁帆父母也尊重女儿决定，称杨先生为“杨教授”。
对于两人悬殊的年纪，杨教授有清醒的认识，曾语带诙谐地与娇妻言道：“如果将来我不在了，我赞同你再婚。当然，这是一个年老的杨振宁所说的话，年轻的杨振宁依然说，不！”正是真诚与良善，将两颗心紧紧拴在了一起，度过生命的分分秒秒。所以，翁帆对她与杨先生的结合，也有如此评价：“与先生在一起十几年，渐渐明白了，一个如此幸运的人，他关心的必然是超越个人的事情。同样，一个如此幸运的人，自然是率直、正直、无私的，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计较得失。”于耄耋之年，回到最初的出发地，对杨振宁先生来说人生轨迹或许就是一个封闭的圆。当年有人问晚年的牛顿，一生做过些什么？牛顿说，自己只是在海滩上拾到一些美丽的蚌和螺。杨振宁先生也有同感：“我想自己非常幸运，也能在海滩上捡到那些东西。不过，世界上还有更多美丽的蚌和石头。我还有无数事情需要去做。”
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与杨振宁先生虽只有一面之缘，却所获良多。值此杨教授百岁生辰，聊缀数语，谨祝先生生日快乐，福寿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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