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恍惚斋两宋史论集》出版（更新版丨附前言、后记）丨202012-48（总第1515期）

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6616692

字数：490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定价：78元

『 作者简介 』

张邦炜，1940年生于四川省江安县，1957年成都十二中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1964年甘肃师范大学（现称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宋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65年-1980年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任编辑。1980年起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历任教员、副教授、教授，2008年退休。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及评论百余篇。著有《婚姻与社会·宋代》《宋代皇帝与政治》《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合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合著）、《恍惚斋两宋史随笔》等。

『 目 录 』

前言

·两宋概观·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瞻前顾后看宋代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

富民问题断想

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索

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

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

应当怎样看待宋元易代

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

唐宋变革论的误解和正解——仅以言必称内藤及会通论等为例

“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

宋代教育制度的时代特征——着眼于唐宋变革与会通的观察

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冯京“由商而士”问题探讨——北宋时期社会流动的一个实例

往复于抽象与具体之间——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读后

·天水人物·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

关于赵抃治蜀

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异同

冯京的角色定位与熙丰党争

黄庭坚梓州路遗迹考述

难于强求一律的两种视角——有感于伊沛霞教授所著《宋徽宗》及相关评论

王十朋悠然治夔州

王十朋的巴蜀情缘

《吴船录》所见四川旅游资源

·附录·

两宋历史的多角度探讨——访张邦炜教授/何玉红、刁培俊

后记

前言 

本书系继《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宋代政治文化史论》《恍惚斋两宋史随笔》之后，结集刊行的又一册个人文集。书中26篇文稿，均为前三种文集所未收，分为三辑，现将主要内容简介于下。

第一辑“两宋概观”收录文稿10篇，涉及四个论题。其一，宋朝的时代属性。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为“衰世”即“积贫积弱”论，二为“盛世”即“黄金时代”说。“衰世”论大抵源于20世纪史学大家钱穆。钱老认为，“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他一再感叹：宋朝“最贫最弱”、“太贫太弱”。钱老还只是说宋朝“最没有建树”，后来又有宋朝“最腐败”一说。此说与“衰世”论相呼应并加码，或许是受乾嘉巨子赵翼影响：“财取于万民，唯恐其有余；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至于“盛世”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陈寅恪等，其实未必。对于上述三说，本人均不甚认同，先后写下《瞻前顾后看宋代》《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朝“最腐败”论商讨》三文，以表达不理解。鉴于而今“盛世”说已取代“衰世”论成为更为流行的说法，本书将《不必美化》置于《瞻前顾后》之前。其二，宋代的社会属性。当前有“平民社会”“富民社会”“士大夫社会”等各种说法，对于应当如何看待宋代的富民及士大夫，学界争议较大。《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宋代富民问题断想》《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索》三文作了些欠深入的讨论，认为：宋代系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平民社会”一说，如果厘清其原义，一望而知其不确；富民既非一概“为富不仁”，也非“社会中坚”；士大夫既非“一堆粪土”，也非“君子群体”，而是良莠不齐。其三，宋朝的基本国策。重文轻武素来被视为赵宋王朝的一大基本国策，近年有学者予以质疑。《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一文认为，赵宋统治集团虽然从未公开宣称“本朝重文轻武”，但重文轻武确乎是他们所认可并推行的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一规则并非成形于宋初，宋代经历了从文武并重到重文轻武、从武人政治到文官政府的转换过程。其四，两宋的主要差异。两宋与两汉不同，西汉、东汉不是一个朝代，北宋、南宋具有连续性，但差别不小。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在于：北宋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南宋长期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不是一切）。《战时状态与南宋述略》一文作了些粗略的剖析。南宋王朝在厓山被元朝军队最后攻灭，“厓山之后无中国”，这一流言近期在网络上频频出现，不少友人不时问及。我个人以为，此言很是不妥。《应当怎样看待宋元易代》一文为答友人问而写。上述诸文均系近作，《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则与学友贾大泉先生合著于上世纪80年代。此文旨在以四川地区为例，说明两宋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相当复杂，不应简单化，当作更具体的分析。当时一位前辈学者在一次研讨会上，用“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八个字简要概括讲述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川峡四路一概划入西部落后地区。我们基本赞同其说，建议稍加修正，认为宋代四川既有足以同两浙路媲美的成都府路，也有同广南西路一样落后的夔州路。令人感佩的是这位前辈学者欣然采纳这一建议，在其论著公开发表时特意补充道：“宋代西部地区，除成都府路、汉中盆地以及梓州路遂宁等河谷地（即所谓的“坝子”）而外。”

第二辑“唐宋变革”收录文稿7篇。眼下“走出唐宋变革论”的主张格外引人注目，此辑似乎不合时宜。物极必反，冷热交替，盛夏之后有严冬，是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按照我的理解，所谓“走出”不是告别、叫停，而是降温、冷却。愚意以为，对于唐宋时代，唐宋变革论虽然并非唯一，但确乎是个颇有价值的认知体系。正如“走出”论者所说：“绕不开。”唯其如此，此论几度成为唐宋文史哲学界的热门话题，不足为怪。可是凡事一“热”往往就出问题，以致在研讨中产生了泛化、断裂化、夸大化等弊端。“走出”论因过热所致种种弊端而起，其主旨在于纠偏补弊。在我看来，最大弊端莫过于言必称内藤湖南，将“内藤假说”等同于唐宋变革论，以为只此一家，别无他说。其实，我国学界自有植根于本土的唐宋变革论，且源远流长，岂能数典忘祖。依我之见，包伟民教授提出的唐宋会通论针对的是断裂化，会通论对变革论不是颠覆、推倒，而是修补、完善，两者相辅相成、互通互补。这些看法见于《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及其他》《唐宋变革论的误解和正解》两文。《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系应李华瑞教授之约而作，该文重在回顾，在肯定既往成就之余，也指出了某些不足，诸如“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之类。如果以为所谓“走出”即告别，所应告别的是对唐宋变革的一般性介绍和贴标签式“研究”。唐宋变革是个内涵较为丰厚和外延涉及面较广的论题，书中所收《宋代教育制度的时代特征》《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冯京“由商而士”问题探讨》《往复于抽象与具体之间》四文从教育制度、社会流动、家族盛衰等角度作力所能及的阐述，试图让唐宋变革论丰满些。应当说明的是，有关冯京生平事迹的论述吸取了邓小南教授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其论文未公开发表之前即准予预先引用。

第三辑“天水人物”收录文稿9篇，论及赵抃、黄庭坚、范成大等七位宋代历史文化名人。这些人物除王安石一人而外，都与我的家乡四川颇有渊源，桑梓情结显而易见。论述这些人物，我不满足于弄清其生平事迹，总想提出并探讨一些相关问题。如孟昶的形象在宋代蜀地民众的心目中经历了从明君到昏君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一文以为，关键在于赵宋朝廷对蜀政策的调整，以致蜀地局势好转、民众心理转变。孟昶形象的前后变化折射出蜀地民众对北宋朝廷从对立到认同的历史过程。又如执政大臣冯京作为旧党中坚富弼的女婿，他在熙丰党争中，究竟是“中正不倚”还是“旧党‘赤帜’”？《冯京的角色定位与熙丰党争》一文认为，两说均欠确当。他“争而不力”，无非是一名平庸而不偏激的旧党高官而已。进而指出，熙丰党争研究中的某些思维定势，诸如“亲属一概同党”“两党水火不容”“官员非新即旧”之类，或许应当有所改变。再如王安石青年时代知鄞县，一片叫好声；人过中年做宰相，则争议极大。原因何在？《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异同》一文的回答是：他在鄞县以改善民生为目标，民众获得感强；到朝廷后以增加财政收入为重心，民众负担有增无减。至于王十朋知夔州，既悠闲自得，又深得民心。他自称“使君无事只吟诗”。对于今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王十朋悠然治夔州》一文认为，不能仅仅着眼于王十朋个人的秉性和才干，与宋代的某些制度文化有关，如地方官府职能有限、规模有限等等。用宋人的话来说，即是“官多则事繁”，“欲事不繁，莫若省官”。研究历史人物，本当深入其内心世界。受学养所限，上述探讨仅停留在人物的外在表象。这一缺陷，读者不难发现，本人预先致歉。至于《难于强求一律的两种视角——有感于伊沛霞教授所著〈宋徽宗〉及相关评论》一文，是书稿排版后临时增补的。

书末载有访谈录一篇，题为《两宋历史的多角度探讨——访张邦炜教授》，其作者为西北师大何玉红、厦门大学刁培俊两位教授。现征得他们同意，作为附录，收入本书。谨在此聊表谢忱。

后记 

近期有篇文章在学界盛传，题为《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书》。这篇深度热文出自一位知名学者之手，他认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现在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出语看似惊人，其实相当平实，本人高度赞同。反躬自省，本书当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之列，不仅学术价值平平，而且读者无疑寥寥。即便有人要读，所收文稿大致均可在网上找到。然而本书竟然写了、编了、出了，自有其缘故。

鲁迅《赠邬其山》诗云：“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我年逾古稀仍提笔，除应对约稿一类的外因而外，主因在于内心深处的孤寂与无聊。优哉游哉，恍兮惚兮，独处独坐，偶有所思，敲敲键盘打些字，自娱自乐度余生。本书所收文稿大多写于退休后，故取名《恍惚斋两宋史论集》。

闲淡老者已与功利无涉，本该超凡脱俗，实无刊行论著之必要。然而如今老年学者个人文集纷纷问世，满足本人、亲人乃至弟子的心理需求或许是其原因之一。在若干学友的驱动下，我从众随俗。2017年金秋，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邀请，前往驻访两月。北大文研院优雅宁静，此间学术气氛浓而不躁。于是收拢精神坐下来，编成这本《论集》，收录文稿26篇。其中5篇文稿系与贾大泉先生及陈盈洁、吴菁菁、卢俊勇三位合著，书中已注明。至于文稿的核查之类，则多仰仗于我往日的学生成荫、吴其付、陈鹤、郭岩伟诸君。

书稿编成后，究竟如何出？方今学术著作，申请公费出版，大抵约定成俗。毕生研究汉字的前辈学者杜道生先生的看法和做法与此不同。他向往的是效仿古人，自费印书赠亲友。岂止杜老一人而已，我的老师陈守忠教授、我的学友贾大泉研究员，均有老来自掏腰包出书送友人之举。新近收到我系侯德础教授所赠《岁月流螢》，是他喜迎七十大寿时自费印行的。我试图向杜老、陈师、贾兄学习，但劝阻者不少。同门师弟李华瑞教授听说此事，当即向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推荐，该中心王晓龙、吕变庭两位教授即刻欣然应允，将其列入“宋史研究丛书”出版计划。我又从众随俗了。谨在此向河大宋史中心深表谢意！

实话实说，从前出书，责编多属“关系户”。如《宋代皇亲与政治》的责编邱焰美编审是我的西藏老友，《宋代婚姻家族史论》的责编张秀平编审是我的兰大校友，《恍惚斋两宋史随笔》的责编高振华君曾就读于四川师大历史系。本书责编河北大学出版社王红梅女史则至今未曾谋面，只知她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出版人，曾编辑出版许多宋史研究论著。此书出版进程中，她的热忱、宽容、严肃、认真，令人感动。

需要说明的是：因本书所收文稿原载不同刊物，注释格式不尽相同；因文稿写于不同时间，引用同一古籍采用版本也不尽相同。编选成书时，很难做到全然一致。无论讲课抑或答辩时，我均要求学生注重筛选古籍版本。而本书选用版本欠精当，使用身边易找者较多。如《苏轼文集》以选用点校整理本为宜，而我常常信手拈来，引用家中现存《四部备要·东坡七集》本；又如学人皆知《四库全书》通常不算好版本，我老来疏懒，贪图方便，用得多了些。诸如此类，难以备举，谨向读者致歉。

回想当年出书难，笑看眼下出书易。这固然是学界一大幸事。然而面对目不暇接的新书，“书多好的少”之叹不绝于耳，甚至有“制造文化垃圾”一说。本书的出版是否为此说增添一例？此刻我心中不免忐忑难安！

2019年草长莺飞时节

于成都外东青苔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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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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