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曾侯乙编钟是用于“宴饮之乐”的大型乐器，其钟铭“”“曾”表示某音上方或下方纯律大三度音。将古琴正调定弦法上各徽律高与曾侯乙钟铭结合，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律位可能兼含二至三个律高，这是琴律的物理特性，也是琴律之所以被称作复合律制的原因。
三、琴律各律与钟铭的关系
曾侯钟铭的铭文中，文献失载的有“”“曾”，均为表示某音上大三度的后缀词。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字的上方纯律大三度含义几乎没有分歧，而“曾”字，裘锡圭、李家浩先生释“增”，是发音体长度的增加还是音程或频率的增加有不同的解释。[1]本文取“弦长增加”说，“曾”即某音下方纯律大三度音。
弦上的各徽，其按音与散音的关系为：
散音为“宫”时，七徽为高八度“宫”，十一徽为“宫”，九徽为“徵”，八徽为“羽”，十二徽为“徵曾”，十徽为“羽曾”。即：1、空弦与十一徽互为、曾关系。[2]这种不假计算的便利与结果的准确性，恰是中国古代以简驭繁的思维特征。去掉重复的音，单纯的、曾关系（不包括全部“异列同位”的同名音）如下[3]：
这里产生的，正好包括编钟铭文上全部基本的十二律律高：四基——宫、徵、商、羽，四——宫、徵、商、羽，四曾——宫曾、徵曾、商曾、羽曾（九徽上的各“基”音，到十二徽上的各“曾”音，是由九徽的弦长2/3，增为十二徽的弦长5/6，得到基音下方大三度音）。用音系网表示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羽”有二个律高：“基列”的A和“一次低列”的A。前者为三分律大六度，906音分；后者为纯律大六度，884音分。“羽曾”也有两个律高“基列”的F和“一次低列”的F。前者为纯四度，498音分，另有钟铭“和”，是琴律与三分律的重要不同点；后者为宽四度，520音分，是琴律与三分律的重要相似点。这一相似点，使所谓“纯律”和三分律，在一定条件下各自以自身的律学逻辑出发，最后可以取得“殊途同归”的结果。也是历史上曾可以三分律的方法，达到琴律所用律高并替代琴律的可能。[4]
以上是琴律的正调定弦法各徽所产生的律高，及钟铭、曾关系的基本来源。琴的“徽分”，朱长文称之为“节”：“徽有疏密者，取其声之所发，自然之节也。”[5]沈括对“节”的表述说得更明白：“所谓正声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韵，此十二律自然之节也。盈丈之弦，其节亦为十三，盈尺之弦，其节亦为十三；故琴以为十三徽。不独弦如此，金石亦然。……石无大小，有韵处亦不过十三，犹弦之有十三泛声也。”[6]这所谓“十三泛声处”的“徽分”所在，即弦的“节点”。在节点位置上，以按音得出的、曾音程，也是“均钟”只需五弦，“多一弦则不必，少一弦则不足”的理由所在。
据此，正调的两种定弦法各徽上所得律高，如图所示：
图中的全部22个律高，同属十二个“律位”。即一个律位可能兼含二至三个律高，在不同“列”而同律名的律高上，列与列之间存在22音分的音差（普通音差），如前述两个“羽”和两个“羽曾”，及上图“一次低列”的♯C“羽”，和“二次低列”的♯C“羽”；“一次低列”的♯F“商”，和“二次低列”的♯F“商”等等，这是琴律的物理特性必然产生的结果，也即“复合律制”的命名原因。
曾侯乙编钟是用于“宴饮之乐”的大型乐器，其钟铭所包含的，应是先秦乐律的基本内容。从“琴五调”的定律与钟铭的关系及测音研究作综合考察，对铭文进行律学分析及校释，则可进一步论证钟律与琴律的同构关系。
[1]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第38、63页；李纯一：《曾侯乙墓编钟的编钟和乐悬》，《音乐研究》1985年第2期，第68—69页。[2]黄翔鹏：《均钟考》，《黄钟》1989年第2期。[3]黄翔鹏：《中国人的思路、风格和气派》， 根据1991年2月文稿所写的节略本，发表于1992年8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音乐物理与音乐心理研讨会”，见《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4]参拙文《先秦乐律的历史流变》（上）中“变律理论与京房60律”一节，载《黄钟》1994年第1期。[5][宋]朱长文：《琴史·莹律》，《四库艺术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39—861页。[6]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533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15页。原文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往期回顾：
崔宪丨钟律与琴律（一）
崔宪丨钟律与琴律（二）
崔宪丨钟律与琴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