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 ｜ 人文社科学院余鹏博士解读方言与中国文化
· 编者按 ·
3月20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余鹏博士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趣味十足的方言科普讲座。余博士针对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形成、文化内涵、底层词、忌讳词与吉祥词等多个角度，深入浅出，通过大量的方言实例，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方言与文化的古朴传统之美。
当代汉语方言简介
当代汉语方言分为七大方言，分别是官话、吴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客家话、粤方言、闽方言。其中官话分布最广，覆盖华北平原、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西北部分地区，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官话区。东南方言，即其他六大方言使用的人口和面积大约占四分之一。
根据最新研究发现，官话并不似人们曾认为的那般相似，官话内部差别很大，具有很高研究价值。即便如此，南方方言普遍比官话复杂得多，且方言之间差别极大。很多在海外的华人也讲汉语方言，比如明清时期人民出海谋生，到达东南亚、北美等地，现在这一带仍有大量使用闽语和粤语的华人。
方言与移民
在方言与移民部分，余鹏博士带领大家从移民的历史看方言的形成。官话方言是古代汉语的嫡系，是古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及其后身汉语所使用的语言。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周围少数民族的影响，官话方言已与古汉语大不相同。西晋以前，南北方言分界线大致在秦岭-淮河一线，直到南北朝时，《颜氏家训·音辞篇》明确了南北方言的概念。经过多个朝代的人口流动，在唐宋时期汉语进一步融合且逐渐稳定，形成方言大区。
南方方言的形成则依赖于全国三次大移民。这三次大移民以自北向南为主，不仅促进了北方官话的扩张，更带动了南方方言的形成。第一次是西晋灭亡、永嘉之乱，第二次是人们熟知的唐代安史之乱，从河南进入湖南湖北，进入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现象。第三次是北宋灭亡时的靖康之乱，规模巨大，据人口学家测算此次移民总数达到500万。
约在公元前1050年，周太王的长子太伯、二子仲雍，由于政治事件，移民至无锡、苏州一带，带来了北方的汉语。经过融合发展，最迟在南北朝时，吴方言成为独立的方言，记载在《世说新语》中“未见他异唯吴语耳”。
湘方言的前身是古楚语，即屈原所用的方言。现在，大致以长沙为界分为新、老湘语。
粤方言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秦始皇派遣50万人占领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等，这些“移民”使用的语言开始与当地语言融合。西晋末永嘉之乱，中原人南下，部分人到达今天的粤语地区，逐渐形成粤语的总体面貌。两广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唐代大庾岭新路的扩建，此后北入粤者与日俱增，到宋代时，粤方言已与现代粤语基本相同，独立成汉语的一支。
闽方言现在位于福建和广东东部。秦代时，在福建地区设置闽中郡，但没有移民，直到三国晋初，大量浙民通过水路、陆路进入福建。六朝之后到南宋，由于移民进入闽前居住地不同，入闽时间不同，路线不同等原因，闽语各片逐渐形成。
现在学界仍没有赣方言和客家话之间关系的确定的结论。通行看法是把两者看为两种大方言。这两种方言形成时间最晚，历史上经过五次迁徙逐渐形成客家方言。也有法国研究员认为，从初唐开始，逐渐形成原始北片赣语，到中晚唐时期，形成原始南片赣语，在宋明时期形成客家方言。
方言地名与文化内涵
首先，地名与历史文化景观息息相关。在云南和两广地区多有“那”“峒”等地名，实际是“田场”，指同一个灌溉区，引申为村的意思，比如“思把峒”就是鱼寨村的意思。地名还可以反映民族的迁徙和移民群体。福建和广东的“畲”既是地名也是畲族刀耕火种的方式。早期畲族居住在闽粤交界处，后迁往闽东、浙南，由于他们迁入时当地已有地名，因此在畲族居住地未见带畲字的地名。北京常见的“营”是在明代初年山西移民迁至京郊时期命名的。
即便是同一个地名用字，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含义。比如用“牛”字命名的“牛街”，在北京指只卖牛肉的回民聚集地，而在贵州西部、云南等地，则指生肖，赶集的日子。地名反映了历史民族地理的演变。周秦以前，江、浙、闽、粤一带是百越民族居住。
秦汉时代吴越一带，有“于越”“句章”“姑苏”“夫椒”，古岭南一带有“句町”“姑慕”等都是少数民族命名的地名。
方言反映的语言接触
余鹏博士在直播中着重提到“底层词”，即为一个地区的语言被另一种新来的语言取代时，原有语言可能残留下来成为新语言的底层成分。由于原住居民在学习新语言时会受到原有语言习惯的影响，加之旧语言中的某些成分在新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底层词”对新语言产生影响。
比如“栏”，为“牛栏”“猪栏”，而在粤语中为“果栏”、“鱼栏”、包含“处所”“房子”之义。根据文献记载可见，东汉时北方汉语没有这个词，而《晏子春秋》中晏子作为南方楚人写到“牛马老于栏牢”，其中“栏”为南方方言。在壮侗语言中，“屋”或“家”称为“栏”，是指用竖立的木桩构成底架，房屋高出地面，屋内住人、屋下养牲畜的建筑形式。
方言的亲属称谓
对于亲属的称谓，南北方方言也有较大差距。北方一般叫儿子、奶奶，而南方则差别比较大，温州称“儿子”为“儿”，称“奶奶”为“娘娘”；南昌称为“崽”和“婆婆”；厦门则称“仔”和“阿妈”等等。对于妻子，北方一般叫“媳妇”，而南方一般叫“新妇”。在湖南岳阳临湘等地，则有个很有趣的现象，男性称谓可以通指男女。比如爸爸、妈妈，叫大爸和细爸；哥哥、姐姐，都可以叫哥哥，诸如此类。
方言的忌讳词、吉利词
方言中有很多人们忌讳的词被改为了中性的讲法，余鹏博士在直播中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方言中，老虎有不同的叫法。出于对虎的畏惧心理，不同地方会改称虎为猫，温州叫大猫，成都叫猫儿，长沙称虎为猫乳。同样，出于避讳跟私隐有关的词，北京口语忌“蛋”，“蛋”只做贬义，比如捣蛋，而上海则忌讳“卵”。当涉及“死”的发音时，上海一律改用“洗”音，以避免提及忌讳词。也有一些忌讳词被改称为吉祥词。广州人称棺材为长生板，“空”的发音在广州话中与“凶”同音，为避免不祥，空屋一律改称为吉屋。
与忌讳词相对的，方言中也有一些吉利词，又叫“口彩”，常见的方式是谐音。比如结婚时，为新人准备红枣、花生、桂圆和瓜子，可取早生贵子之意；在江苏海州，男性有逢一逢六留胡子的习俗，口鼻可构成“品”字，逢一留胡子取“一品宰相”之义，六与禄同音，象征口上有福气。
方言中暗藏了中国文化，反映了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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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 刘美彤（2017级经管学院、思廷书院）
排版/ 李依洁（2016级人文社科学院、逸夫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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