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语境中的全球化、地方性与城市特色
作者简介
袁奇峰：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导、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佛山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文章刊载：袁奇峰. 现代化语境中的全球化、地方性与城市特色[J].北京规划建设，2016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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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新版广州城市形象片《广州因你而生》发布，准备通过“2015年广州迎春花市重点城市宣传推介会”向海内外游客介绍广州。结果引来网上一片哗然：“吐槽！这哪里是广州宣传片？简直是珠江新城形象片好吗？！”本土“古粤秀色”文化网站负责人也认为，官方只着眼于广州塔等高大上的旅游景点，有历史沉淀的旅游资源却没有深挖，老城区虽然破旧，岭南建筑、骑楼、街市风情、老字号或许正是外地人来旅游可以品味广州的地方。对城市特色的争议凸显城市政府和市民对广州城市文化认同的歧义。经过三十年快速发展，历史性城区所在的“西广州”和新城所在的“东广州”在空间意向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异，究竟哪个最能够代表广州？
其实，广州一直是中国联结世界的口岸城市。从清末的十三行、沙面到民国初年的骑楼街、花园洋房街区，都是西风东渐的结果，无不体现出广州多元包容的气质。当下关于广州城市特色、空间意向的冲突与其说是中西文化的碰撞，还不如说是地方社区对城市文化急剧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反弹。
1、全球化，广州“现代化”的追求
中国皇权时代的“天下”不能等同于现代民族国家。是1840年起于广州的鸦片战争，打碎了国人闭关自守的天朝大梦，把中国拉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竞赛。落后就要挨打，救亡图强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让国人进一步相信，只有向西方学习，加入世界工业化的潮流，才能富国强兵。虽然历史的进程跌宕起伏、迂回婉转，但是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就此定下，要推动国家的现代化！
1918年10月，广州诞生了第一个市政建设官方机构——广州市政公所。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拆城墙、筑马路、辟公园、架路灯、建设骑楼商业街……标志着广州城正式开始了现代化之路。1921年2月，广东省议会通过《广州市暂行条例》，并于同年2月15日公布施行，广州市政厅正式成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市、县分置的设“市”城市，并由孙科任首任广州市市长。从此，以旧城中央越秀山、中山纪念堂、市政府、中央公园、海珠桥为传统中轴线，西关（荔湾）、东山围绕旧城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通过旧城改造推动城市现代化，“在旧城市中建设新城市”的努力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
如果说1919年开始的拆城运动改变了广州长期以来城（池）市（西关）二元分离的格局，那么1982年城市总体规划确立城市向东拓展；1985年天河设区；1987年第六次全国运动会的召开则昭示着广州将再次借国家改革开放、推动现代化的机会开启了新城区建设。
从1993年启动珠江新城建设；到1996年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三大组团方案；终于在2000年广州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明确了“拉开结构、建设新区、保护名城”的城市建设总体战略。“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空间拓展策略把大量城市开发引向历史城区外围，向东、向南拓展城市用地，及时扭转了1990年代以前一直在历史性城区内建设“新广州”的“建设性破坏”，及时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
广州在2000年之后把握住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在历史性城区外围实现了“一心、两区、三张牌”。一心，就是建设珠江新城，形成了广州的中央商务区（CBD）；两区，指设立南沙区、萝岗区（2016年与黄埔区合并），用行政区巩固了南拓、东进的战略成果；三张牌，则是通过举办亚运会、建设大学城和引进汽车产业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2000年广州GDP不到2，500亿人民币，201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达到18，100多亿元人民币。
城市经济的超速发展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一网、两高、三枢纽”的大格局。一网就是建成9条线路共266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两高就是完善了高快速道路、高速铁路网络；快速轨道交通网和高快速路网的构筑，有效引导区域城市从分散的多个节点走向一体化的发展，网络型城市结构初步形成。三枢纽，则是完成了新机场、高铁站和南沙深水港。从城市、区域、国内到国际的交通网络，支撑起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来自发达国家的一流建筑师设计的珠江新城“三塔”（ 广州塔、东塔、西塔）、四大公共建筑（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和少年宫）是广州在国际媒介文化时代一次最成功的尝试，直接通过形象营造将城市嵌入到国际城市建设的时尚话语体系中。2010年亚运会开幕式，广州用珠江新城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广州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顶峰！一个全新的“东广州”彻底重塑了城市的轮廓线。
2、地方性，城市“后现代”的浮现
广州的城市的现代化历程体现了一个后发追赶国家的城市的豪迈与悲情。
广州是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之一。鸦片战争后广州社会对西方文化经历了从傲慢到学习的转变，加之华侨文化的影响，老城区出现了大量不中不洋的西关大屋、骑楼、花园洋房……在漫长的时间作用下，这些“岭南建筑”已经内化为广州市井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也成为了一个地方性的传统。
从城市结构由1919年拆除城墙将城与市合二为一，再到2000年城市发展战略为保护名城再分别历史城区和新区的一分为二。客观讲在2000年以后广州通过老干新枝的发展策略，摆脱了“在城市上建设城市”的尴尬，利用城市发展的巨大增量构筑了一个有可能兼容传统的现代化城市结构。
回头看，2000年的广州城市战略“拉开结构、建设新区”早在2010年就已经成功，但是“保护名城”、复兴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战役却迟迟没有开始。确实广州城市的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拆旧建新的过程。经历了1919年拆除城墙；通过1990年代的东风路快速化、中山路地铁大拆迁大建设，广州历史城区城门洞开，准备迎接城市经济的大发展。在2000年后老城区更降下身段，为“东进西联”大战略大开方便之门，结果就是资源要素的大规模流出。
由于城市财政大规模转移到新区、新城，旧城的衰败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历史城区产业结构日益低端化，批发市场占据大量街区；物质环境和社会结构双向老化，社会阶层日益贫困。正如微博网友“@Cynthia_两两”所说：“广州的老城区衰败与其说是空间衰败，还不如说是新的产业和消费群体进不来。过去贸易交易还是在的，但整体的市场走向却越来越低了，导致量多却额少，基础式的填充而非附加值的提高…新生的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在成形后也开始离开广州，是否我们整体的营商环境，政策已经掣肘了自身的发展呢？”
网友“@冬冬西西”说得也很好：“老旧的面貌不能代表历史，低层次的小批发市场占据中心位置，基础设施的配套没有更新，感觉老城区日益的破落了。广州的文化保育仅仅局限在为保护而保护吗？为什么不能在保护中发展？”
2006年，广州市政府果然提出了针对老城区发展“调优、调高、调强、调活”的“中调战略”。结果，新一轮旧城改造的第一个试点项目——恩宁路改造很快陷入困境：一边是围绕拆迁安置补偿激烈对抗、讨价还价的拆迁拉锯战，1950动迁户到2012年竟然还剩下168家“钉子户”；一边是因拆除历史文化街区而引发的文化保卫战。出于文化认同需求和对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关切，由利益无涉的市民组成的“恩宁路关注小组”和以新快报为代表的同城媒体坚决反对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旧城改造，引起了全体市民的关注。
地处西关的恩宁路街区有两百多年历史，是广州现存历史悠久、不同年代建筑形态最丰富的街区,有着浓郁的岭南风情和西关文化特色。但是在1990年代，这种地区的改造项目俯拾皆是，广大居民把这当作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政府和城市精英阶层也把建设高楼大厦、立交桥当作城市现代化的激动人心的象征。谁曾想10多年后，同样的旧城改造项目竟引发如此强烈而一致的社会反弹！结果，政府不得不把这个企图通过空间生产赚取土地收益的项目，转变成一个消费巨额公共财政的空间修复项目，也使整个“中调”战略掉入陷阱。
这个地处西广州的恩宁路项目所引发的“反增长联盟”的社会运动，宣布了大国崛起背景下广州城市建设“后现代”时代的来临！
3、城市特色，超越“现代性”
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多元拼贴的空间，只是中国超速发展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高度压缩在30年这样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而急剧的变化让人们猝不及防，还来不及想清楚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历史城区就被毁坏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功能褪化、设施老旧的历史文化遗产往往被当作“棚户区”或“三旧”改造的对象而遭遇“创造性破坏”。
现代主义，是牛顿力学、工业革命带来的世界观，人类认为自己可以凭借理性改造、掌控世界的一种信念。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循环打破旧世界，通过创造性破坏建设新世界的手段。现代化，就是实现现代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过程。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从民族国家、地方社区中心时代，转换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全球传媒时代。如今社会常识、审美趣味往往都是被全球化取向的资本控制的媒体和文化产业所塑造的，甚至价值观都有趋同的趋势，“人类话语”彻底取代“民族话语”压迫“地方话语”，在全球化的今天达到现代性的极致！
为跟上世界发展的脉搏，我们主动去追求现代化。结果是现代性的创造性破坏导致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让我们迷失了自己。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循环的现代化的“铁笼”与社群的文化认同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一方面要通过现代化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又要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所以在经济发展取得进展后就必然要“寻找自己丢失的草帽”。
1980年代以来，我国专家学者们开始将国际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理论引入城市建设领域，但是早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纯粹出于地方政府的责任，旧城改造往往纠结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冻结式保护”与“危旧房改造”之间。19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背景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的关注逐渐式微，而日益重视其交换价值，旧城空间重构的巨大回报诱发了更新改造的动力。开发商取代地方政府成为旧城改造的主体，历史文化资源成为空间生产的资源，开始出现像上海新天地这类以历史文化价值为卖点的“保护性开发”。
随着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特征开始显现，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个人文化身份、地方文化认同的诉求日益强烈。恩宁路改造项目的失败给我们的启示是:千万不可以把历史城区做为一般性的城市地区，看做是空间生产的对象、获取财政收益的土地资源，她是广州之所以为广州的根源。过于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文化保育是过去三十年大发展之撼，现在还用发展主义对待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肖！
城市特色是游客在自外向内观察这个向度产生的，而城市文化的认同则是社区由内而外生成的。但是城市特色必须根植于城市文化，而城市文化又必须借助保护历史文化和推动创新以形成地方的文化认同。
城市特色的两个来源：一是文化的保护，二是文化的创新。一方面，要超越“现代性”，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要通过文化创新引领“现代化”，只有培育出新一代能够用全球化的话语、能够在现代主义的本底上、融入本土文化和地方价值观的文化精英，才有可能让地方性文化转化为国际时尚话语。向东看，丹下健三、玑琦新、黑川纪章、安藤忠雄、西泽利卫、妹岛和世等一大批日本建筑师已经在现代主义的平台上，用全球化的语汇、融入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在国际比较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的建筑文化流派。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的西广州和现代主义的东广州在空间上的并置或许是广州2000年战略最成功的结果，让广州在空间上避免了对历史城区的进一步创造性破坏。但是这种并置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广州城市意向的冲突。如何将西广州与东广州连接起来，展示广州近百年追求城市现代化的努力，创造出一个超越现代性的整体的城市意向？需要高明的城市规划和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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