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不是病，网瘾是病

前两周，生存类恐怖游戏《黎明杀机》上线了新 DLC 扩展包“疯狂的火花”。

这款游戏的规则核心是捉迷藏，每款扩展包都会带来新的主题。这次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一家医院，负责抓人的大 BOSS，是一位将自己改造了的精神科医生，使用电流疗法攻击逃跑者，让他们陷入癫狂。

玩家们微微一笑，“雷电法王杨永信”真的来了。

《黎明杀机》在中国的销量仅次于美国，为了回报玩家，开发组决定做一款具有中国特色的 DLC。名单上夹在中国传统鬼怪“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之间的杨永信，最终高票当选玩家心中的“恐怖王”，于是有了上文提到的一幕。

雷电法王是玩家给的称号，但是异常贴切。一般的暴力治网瘾机构，采用高强度军训，至少一视同仁，体质好的咬咬牙也就撑过去了。

杨永信不一样，他会让你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超过40毫安的电击，看着你被电到抽搐，还要你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叫做电休克的疗法，通常被用来在重度精神病发作时控制病人情绪，一般会配以麻醉剂和肌肉松弛剂，以减轻病人的痛苦。

但杨永信这只有电，没有药；要么认错，要么跳闸。

01

青山医院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病院。所以香港人说一个人行为举止疯疯癫癫的，喜欢说，“今天青山放假啊？”

“四院”就是山东临沂的青山。

以前四院就叫临沂精神病院，后来改叫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从前临沂人到四院看病，小到发烧咳嗽，大也顶多是戒酒戒毒，或者开点抗抑郁药，医院利润微薄，直到杨永信给医院挂上一块牌子，“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杨永信是土生土长的临沂人，从临沂医专毕业后就一直在临沂精神病院工作。2006 年是杨永信在这里工作的第 24 个年头，他的头衔也在这一年变成了“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

来戒治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叫做“盟友”。据一些出院的盟友透露，有时杨永信给他们的脑袋上接上电极，自己就躺在一旁的椅子上，听着盟友被电击时痛苦的叫喊声，心满意足地休息起来。心情特别好的时候，还会让其他盟友在一旁为他捏肩捶背。

用他自己的话说，疼痛是必须的，只有疼痛，才能被治愈、被拯救。这话真不像是医生说的，像出自一个极端朋克青年嘴里。

在这里，杨永信几乎从大夫变成了神。家长与学员甚至要向他下跪以示服从，还有家长因为阅读圣经而被处罚，因为“在这里只能信杨叔”。

羊叫兽的造神路上，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刘明银功不可没。这位北大博士的本科生涯恰好是在临沂度过的。2006 年开始，他跟踪采访杨永信长达两年多，完成了一本 25 万字的“纪实文学”《战网魔》 ，还剪了 12 集纪录片在央视播出。

这本书把网瘾战争比作中国人的“第三次鸦片战争”，记录了二十几个惨遭网瘾毒害的人物，还有为了儿子把光盘掰碎吃到肚子里的母亲，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纪录片在 2008 年播出，被央视垂青、为医院创收的杨永信也在这个奥运年里升任了副院长；刘明银后来则参与了《辉煌60年》和《走进新时代》等片子，成为了资深编导。

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书和纪录片里的描述多是假的。网戒中心家委会主任说手上十几厘米的刀疤是“儿子犯网瘾”后砍的，实际上十几年前跟人打架留下的。因为网恋殴打父母后被杨教授 40 分钟电服气、下跪认错的女生，其实已经 22 岁，读心理学，男朋友是大学社团里认识的。而她的父亲平日里习惯性虐打母女二人。

不管怎么样，战完网魔，刘明银和杨永信算是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2016 年下半年是杨永信最艰难的时候，互联网上讨伐杨永信的声音再一次爆发。刘明银自己不方便出面，他 13 岁的儿子刘同学却跑去为杨永信站了台。刘同学以小记者的身份，在 10 月 14 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戒网瘾的两次采访》，提到他亲自去了杨永信的网瘾中心采访。

“杨永信满脸慈祥的笑容……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本来我就不爱玩网络游戏，此后更是敬而远之。”

刘同学当然不会对网游着迷。着迷于网游的少年都是无产阶级的孩子，缺少父爱母爱和较好的物质条件，在相对恶劣的教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而刘同学是北京市红领巾奖章的获得者，海淀区十佳少年。4 岁开始喜欢昆虫，才念初二，就出版了一本《我是昆虫王》，据说对昆虫的研究已经达到硕士水平。刘开太在全北京最“红”的育英学校上学，他的校长发现了他对昆虫的兴趣之后，为他建造了一所实验室。

我突然可以想象刘爸爸的心态了：你们为什么要打游戏呢？为什么不跟我儿子一样，当个十佳少年，寒暑假写写书呢？有时间怎么不去学学西班牙语，研究一下地球物理，或者到国外学习造火箭呢？

02

其实杨永信不是戒网瘾第一人。公开声称的戒网瘾第一人是陶宏开，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美籍华人。

当年魔兽世界的新版本巫妖王之怒迟迟过不了审，比美服的进度慢了两年。玩家们等得百无聊赖，于是做了个网络电影《网瘾战争》，调侃广电和版署，里面就把杨永信和陶宏开都放里头当 boss 了。

这个陶宏开很有意思。一边做着戒网瘾的生意，另一边跑去代言网游。说是玩些好的游戏，不会得瘾，而且“自己只拿很少劳务费”。他代言的是所谓红色游戏、健康游戏，例如《亮剑2》，游戏界奇葩之王“中青宝”的出品。

大概是同行相轻。陶宏开很看不上杨永信这个野路子。他很早声称 99% 的网戒学校都不正规，也多次发文指责杨永信的电击疗法。他觉得心理学是门伪科学，网瘾不是病，只是一种行为习惯，不用吃药，要用爱来感化。

陶宏开经常批判的，还有一个陶然。陶然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中心主任，认为网瘾是一种精神疾病，需要用药物治疗，还推动网络成瘾进入了美国精神病理学会的指导手册DSM-5。美国医学手册里用的是中国标准，大功一件，媒体争相报道。

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的戒网瘾机构，可以说是中国戒网瘾产业的三驾马车，代表了药物、教育与暴力三个流派。

那真是戒网瘾的战国时代。

杨永信在严峻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技术手段之外，还得益于他个人的现实扭曲力场，能够极其深刻地影响家长。

家长在他这儿除了是客户，还是特务。网戒所里，家长会盯着你的一举一动，就连上厕所都有人陪同。他们会将你的一切汇报给杨永信，后者根据情报决定你今天是否要接受“治疗”。为了防止“复发”，家长会终生监视你的行为，被抓回去三四次的都大有人在。

他们还客串水军。触乐网连续发文揭露杨永信的恶行之后，遭到了家长们的电话轰炸，声讨文章作者的战斗檄文也贴遍了互联网。报道过网戒所真相的媒体和记者大多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随着真相逐渐被揭开，有的家长醒悟过来，打算起诉杨永信，其他家长就会用同样手段骚扰企图维权的家庭。谁反对杨叔，就打倒谁。

当初访谈时，柴静问过一些家长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觉得，自己要对孩子现在的处境负责。几乎所有家长都举手了。

事实上家长们知道自己在教育上是失败的，于是他们将教育义务让渡给了杨永信。杨永信表面上是治网瘾，实际上是在治青春期。表面看起来，杨永信的确阻止了这些孩子走向家中眼里的堕落，这个微妙的事实，成了使他无所畏惧的春药。

他骄傲地说，哪怕治好一个孩子，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家长们将他奉为神明，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自信。

这些家长，大多是基层的职员、农民、工人、商人。他们在社会中各种委曲求全，回到家，还要面对一个完全无法沟通的小家伙，还必须为他的前途负责。你能想象得到这种面对生活的无力和失控感。

在这片五四青年节背弟子规的神奇土地上，他们将这种挫败感归咎于孩子。而杨永信带来了神迹。只需要两三万块钱，平日里对自己不理不睬的儿女，如今天天跪在自己面前说爸爸妈妈我错了、爸爸妈妈我爱你。这种掌控感，就像《大独裁者》里的希特勒玩弄手中的地球，这些家长们很久都不曾体验过了。他们的人生由此获得了局部的成功。

最可悲的是，家长们的逃避虽然可耻，却有用。孩子在令人恐惧的电流面前屈服了，而家长享受着这种表面的平静。他们和杨永信相互利用，成为了利益共同体。

也许等到这部分家长们老了，需要孩子照顾了，不愿意沟通了，也开始成为了下一辈的负担。他们可能会被送到养老院和精神病院去，而命运可能会开始新的轮回。

03

常有人说，杨永信的后台，一定水很深吧。

还真不一定。杨永信很可能是跟祁同伟一样的自我奋斗典型。只是他非常善于利用每个领域的角落缝隙保全自己，熟稔地游走于法律和道德边缘。

借央视的正面报道一炮而红后，杨永信就突然消失了。与陶宏开和陶然忙着上中央台辩论形成鲜明对比，杨永信几乎不曾主动抛头露面。言多必失，网戒所的生意蒸蒸日上，他没必要到处赶通告。中国有一句话叫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吼的。

在网戒所的筹备期，他曾申请了三款药物专利，名字分别叫“一种治疗网瘾的药”，“一种治疗网络成瘾导致精神障碍的药”和“一种治疗抑郁症的药”。主要成分都是能使人镇静的中药，在治疗上没有实际效果。

他还先后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我们随便挑两篇的题目来看：《网瘾患者发病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网络成瘾住院患者冲动、攻击性人格特点及治疗转归》，题目看起来张牙舞爪，其实都是一些对照试验，用来说明网瘾治疗是有必要的、有效的。这些论文顺利发表在了各种医学期刊上，给了他足够的理论支撑。

还有人说，杨永信获得了临沂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奖，可能有政府背景。查一下你就会知道，每年临沂市的科技成果获奖作品有上百例，主要是化肥改良。这些科技成果，原则上是由机构进行申报，市里进行审核。杨永信获奖的这个《心理、行为、家庭、药物和综合干预治疗网瘾的对照研究》，综合了他多篇发表论文的研究成果，科技局又能说什么呢？

杨永信善于利用这些看起来十分厉害的成就武装自己，而且能屈能伸，从不顶风作案。

2009年，新闻调查来临沂的时候，发现杨永信的电休克治疗仪其实是没有过审的，属于非法使用。很快那台治疗仪就被查封了。杨永信后来去找了台中医用的针灸脉冲治疗仪，一根针的脉冲不够，三四根一起扎，变成了容嬷嬷。但这仪器终究是合法了。 

去年下半年，随着多位盟友现身说法，触乐网等媒体的深入调查，杨永信又陷入了围攻之中。一度有传闻，杨永信要倒了。他停了电击疗法，惩罚的方式变成了“磕头操”。

几个月过去，不久前微博上有长期关注杨永信的网友爆料，四院的“网瘾戒除中心”已经改名为“心理康复一病区”，医院的人又开始在朋友圈里招揽生意。据说是已经恢复了电击。

律师说，当地公安部门可能已经与网戒中心有过沟通，在当地公安部门不作为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得到省级以上政法系统的关注，异地公安立案侦查，追究杨永信的刑事责任。《人民的名义》里就是这么抓丁义珍的，但丁义珍是副市长，杨永信只是个草根医生。

不对，他不是个医生，因为至今没有任何条例能把“网瘾”定性为病。创造这个词的那位美国精神医生自己都说了，发明这个词是恶搞，开开玩笑。08 年北京军区总医院制订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里说“平均每日连续使用网络时间达到或超过 6 小时”就是病。这让今天广大的上班族们情何以堪。

把网瘾定性成病其实是人们心理上的需求，并不是医学上的需求。就像 2001 以前，同性恋这个词还存在于中国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里。

这两天台湾通过了同性婚姻平权法案，两岸人民的脸书和朋友圈都炸了。

其实早在 2006 年，就是杨永信开始搞网戒中心那年，台湾立法委员萧美琴就力推过《同性婚姻法》草案，但最后被赖士葆和张庆忠等人先后提案封杀，无法排入院会议程。

到后来多元成家立法草案的起草和讨论，高雄的户政系统开始受理同性伴侣等级，再经历台大法语教授、同性恋者毕安生的跳楼自杀事件……再到今天，台湾终于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同样的 11 年里，对岸打赢了同志婚姻修法这场仗，而我们还在战网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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