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无始《禅的行囊》

二祖匡教寺

第五章 无始《禅的行囊》

在客堂背后的停车场，明海帮我把行李塞进一辆黑色轿车的后备厢，然后介绍车里的其他人给我认识。我们再次道别。“一路平安。”明海说。黑色轿车径向万丈黄尘中飞驰而去。

扬尘的天气已经持续了许多日，而今天干脆不辨东西了。我们仿佛身在蒙古。如果不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我大概连上下也分辨不出了。眼前的能见度不超过百米，但司机毫不在乎，他轻车熟路找到了高速入口， 然后立刻提速飞奔，轻快得如同一匹驰骋在蓝天之下碧草之上的骏马。我坐在后排，左边是名穿黄色袈裟的僧人，右边是个佛协的干部，两人把我紧紧卡在中间。我的病情变得越发严重，鼻腔里像是在开闸行洪。这可比长途车遭罪多了，但我又怎能拒绝方丈的好意呢。

坐在我左边的僧人四十岁上下，身体粗壮。他来自北京附近的一座寺院，这次来柏林寺是和明海商量一些与世界佛教论坛有关的事情。一个月之后，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将在杭州举办，据说将有数百位来自海外的僧侣参加。他希望能和他们探讨在全世界弘扬佛法的思路。只在中国恢复佛教是不够的，他说，我们要把佛法传向海外，传向世界。他准备在杭州的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广传教法的最佳途径是修建寺庙，他还准备在论坛上发起一项募款的倡议。

僧人问我有什么看法。我正被出了问题的鼻子折磨得不知如何是好，顾不上礼貌，便直接告诉他这是在浪费工夫——在西方，修庙只能吸引到一些发烧友和好奇的人，还不如派遣一些会讲英语的僧人到西方传法， 场所并不需要太隆重，在私人住宅或者公寓里也没什么不好，气氛要随意，同时也方便僧人们熟悉西方人的特点，找到他们的需求。我甚至觉得开世界佛教论坛还不如组织西方人来中国打禅七有意义。我还对他说，中国的僧人向西方传法时，不注意变通，往往执著于其固有的外在形式，所以对西方人无法产生吸引力。但这位僧人显然主意已定，我说了半天丝毫没能影响他。

坐在我另一边的是河北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高士涛。他刚才一直在听， 这会儿我转过头来，开始对着他唠叨：如果中国僧人去美国修庙，对美籍华人和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倒是件好事，但对于那些他们原本想吸引的西方人来说，则依然没有解决门槛高企的问题，即便这些西方人有脱离苦海的想法，文化壕沟和语言吊桥依然令他们不能得其门而入。令我惊讶的是，高士涛居然同意了我的看法。他也觉得如果要把佛法传到外国，必须先尽可能地清除文化上的障碍。西方人需要佛法，但不一定需要中国的寺庙。于是我又转过头对僧人说，如果他决定去外国修庙，最好建成没有院墙的那种。然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正合我意。

在大货车之间像穿花蝴蝶般钻进钻出了九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从邯郸出口下了高速，沿着一条省道向东又开了约二十公里，到了成安县城附近，司机在一座外墙刷成粉蓝色的基督教堂门口拐上一条向南的小路，继续驶出不到二百米，把车停在匡教寺的山门外。

我的目的地到了：这里就是禅的第一位中国传人驻锡弘法的地方。中国佛协的前任会长赵朴初说过：“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禅宗。”一千五百年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把禅带到中国，慧可正是他的衣钵传人。可惜我们对禅宗二祖的生平事迹所知极为有限。关于慧可，目前已知的最早记载说他于公元487年出生于洛阳以东大约一百公里外的荥阳。慧可的父母信仰道教，他本人则从小熟习儒家经典，立志走上仕途。然而父母的突然亡故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慧可从此对世俗功名无心恋栈，开始转向佛教。

公元519年，三十二岁的慧可皈依佛门，依止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宝静大师门下学法。当时在此地流行的北朝佛教，是一种混合了小乘佛教和一些早期大乘教法的修行流派，慧可对自己所学并不十分满意。跟随宝静八年之后，慧可决定离开香山寺寻找新的启示。他并没走太远。听人说，嵩山少林寺里有位印度来的高僧菩提达摩，而著名的嵩山就在离香山寺两天脚程的地方。于是慧可向少林寺走去。

关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流传最广的版本出自唐代僧人法琳于公元634年所撰《慧可碑》碑文：慧可沿着少林寺后山的小径走到菩提达摩面壁入定的山洞前，请求祖师传授教法。达摩祖师对他完全不予理睬，于是慧可便站在山洞外面等待。他一连等了几天。山中下起雪来，他依然站在原地等着。

为了证明诚意和决心，慧可将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献给达摩。祖师见此壮举，便问慧可所来为何。慧可说，他无法做到息心止念，需要祖师的帮助。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息心止念。慧可愣住了，回答说：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我那颗心。达摩于是说道：既然如此，便是你已经安心了。慧可闻言，幡然有所悟，从此成为达摩的弟子。慧可跟随达摩学法六年，到了公元534年，得传达摩衣钵，就此成为中国禅宗二代祖师。达摩还传给他一部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所译的四卷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并嘱咐他将所学禅法发扬光大，然后便遣他下山自去了。

其时已是北魏末年，中国北方正陷入一连串大规模的动乱之中，各地割据势力纷纷起事，中央政权岌岌可危。就在慧可离开嵩山的这一年，朝廷内部发生的一场政变终结了北魏王朝，篡权的两股势力将北中国一分为二：一支鲜卑人势力控制了长安，以此为中心占据西部，史称西魏； 与之相对应的东魏由汉人统治，出于军事安全上的考虑，他们将都城从洛阳迁到了离邯郸不远的邺城。

兵荒马乱之间，菩提达摩继续留在洛阳，直到两年后圆寂。慧可的下落则莫知其详。有记载说，他在少林寺做过几年方丈，后来去了邺城，在城中及附近各地传法达三十多年，但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都在具体的纪年上语焉不详，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慧可在邺城传法时，招来了当地僧人的仇恨。这名少林寺来的和尚所传之法，在邺城的僧侣看来简直迹近左道邪术，荒谬无伦。他居然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佛？人人都知道即使精进虔诚也要轮回许多世才能求得解脱，而他居然说一念之间便可证得涅？更令他们恼羞成怒的是，如此不可理喻的教法居然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弟子也跟着慧可跑了。

如果这种说法属实，那么慧可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事实上，根据唐代高僧道宣所撰《续高僧传》记载，慧可正是在离开嵩山来到黄河以北的邺都附近时，因为遇到盗贼而失去了一只胳膊的，而不是像法琳《慧可碑》所说，自断左臂。如果这条记载属实，那么很有可能，所谓的盗贼不过是那些妒火中烧的邺城僧侣雇来的杀手装扮的。此一时期， 以崇尚苦修、咒语和神通为特征的北朝佛教仍大行其道，初露头角的禅宗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举步维艰。强调实修，重视果报的北朝佛教徒无法理解看上去“空空如也”的禅宗，在他们看来，禅宗即使不是危险的， 至少也是疯狂的。而禅宗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则在于：它质疑了北朝佛教徒对佛法的理解，使他们自诩的“解脱代理人”地位受到了威胁。据说， 公元536年的达摩之死，就是仇家第六次投毒并终于得手的结果。刺杀行动即使在宗教界也是家常便饭。

南北朝的乱世还在继续。在西北，西魏为北周所灭，而在邺城，则是北齐取代了东魏。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境内禁佛、道二教，三年之后，北齐也被北周所灭，这场迫害运动遂推广至整个中国北方。在邺城传法的慧可这时意识到，北方已经不能再待，于是逃向南 方，到了长江流域。此时的南方，已进入南朝最后一个王朝南陈（557－588）的统治时期。

公元580年，由比丘尼抚养长大的北周大将杨坚推翻了北周的统治，并理所当然地终止了灭佛运动。他建立隋朝，定都长安，结束了中国长达三百年的割据战乱局面。对于佛教徒和普通人来说，生活在逐渐开始好转，于是慧可重新回到了北方。所有的佛教文献对慧可的这段经历依然语焉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渡过黄河，重新回到了邺城，而邺城已经在北齐亡国时化为一地瓦砾。不过，他当年的弟子有的还在，于是慧可决定留下来，继续传法。

从邺城废墟向东北行进六十里，便是匡教寺所在之地。一日，慧可来到匡教寺，意外地受到该寺僧众的热情款待。住持方丈甚至决定为他建造一座讲经台，以便向大众传法。慧可的传法大获成功，却遭到了一名僧人的嫉恨，这名僧人法号辩和，他向邑宰进言，说慧可以妖言邪术惑乱众听。其时隋朝虽已大局初定，但地方上仍然法度混乱，官员草菅人命之事时有发生。据说，在慧可听说有人陷害自己时，以及后来获罪临刑之际，都毫不为所动，坦然而受。公元593年，已是一百零七岁高龄的慧可被处以极刑。与他的师父达摩一样，慧可也将自己所承受的痛苦乃至死亡视为不容回避的业障而怡然顺受。所幸他在南方时已将禅宗衣钵传给了弟子僧璨。这位禅宗的第三代祖师一直留在南方，将禅法发扬光大。那是后话了。

匡教寺如今已经成了一所尼庵。车刚在院子里停下，就看见一众比丘尼走了出来迎接我们。因为明海方丈事先打过招呼，她们已经有了准备。其中居然还有一名比丘尼会讲英语。她是新加坡人，法号会空，毕业于五台山普寿寺的尼众学院，看起来不超过三十五岁。去年匡教寺七十七岁的老方丈悟明圆寂之后，便由她继任住持之位。会空领我们进了方丈的会客室，把墙上的照片指给我们看：那是她师父悟明火化后留下的真身舍利。

我刚要坐下和会空交谈，就听见外面又有动静。两辆黑色轿车驶进寺院，车上下来了一群当地的政府官员，为首的是成安县宗教局的局长。他带来了一张政府出资拍摄制作的DVD，内容涉及成安县周边与慧可有关的古迹。光盘被放进DVD播放机后，所有人都在电视前坐了下来。画面上出现了附近的各处佛教场所和古迹，片子还配了音乐。看完之后， 我谢过比丘尼们的款待，准备去拜谒慧可的墓地。

坎坷难行的乡间土路向西北延伸了大约十公里，在二祖村村北的一圈围墙前抵达终点。围墙里面是三十亩长着荒草的空地，我们下了车，走向空地里唯一的一座建筑物。我上次来时遇到的果乐和尚这次不在，他在房前种植的一片玫瑰花这次也不见了。从屋里走出两名僧人，年长的一位大约有七十五岁，脸上永远挂着笑容，自我介绍说他的法号是果明。果乐已经去了附近的另外一座寺庙担任住持，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另一名僧人四十五岁上下，看起来精力充沛，他带着我们参观空地。他说，这里将要建起一座寺院，而他和果明就是负责主持这项工程的。四下里望去，空地上完全没有工程要开工的迹象。过去曾有人想在这里造一座佛殿，但最终因为经费的问题放弃了。

河北成安县匡教寺

眼前唯一可看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僧人居住的那座破房子：二楼住人，一楼是佛堂兼斋堂兼储藏间。僧人打开一楼的一个小房间，绕过里面储藏的食物、工具和各种看起来跟垃圾没什么两样的杂物，走到最里面，掀开一块防水布，露出一具石函。僧人说，这便是当年在二祖舍利塔下发掘出的那具石函，装着慧可真身舍利的银棺当时就放在石函里，石函的顶盖上刻有宋代时开启地宫迎送二祖舍利的供养人的名姓。

二祖舍利塔始建于公元732年，历经多次战火、地震和重修，到近代时已破败不堪。1969年，当地政府决定拆掉舍利塔，发掘塔下的地宫。他们挖出了慧可的舍利，并把它转移到位于石家庄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库房里保存起来，据说，以后重修舍利塔的时候，舍利会被送还。在成安县宗教局局长带来的DVD上，我们看到了二祖舍利的模样：它们看起来就像几百颗小泥丸，这让我想起寒山的一句诗：“水浸泥弹丸，方知无意智。”

看完石函，僧人把我们引到室外，去看舍利塔的原址。曾经矗立着二祖舍利塔的地方现在是一个三十米见方的大坑，四米多深，在它北边还有一个小坑，里面立着一通唐代的石碑。石碑的底部距地面大约三米，它曾被洪水掩埋，后来又被人挖了出来。从它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出：一千两百多年前的唐代至今，黄河在这一带堆积了多少泥沙。

我们沿着土坡下到坑底去看唐碑。碑身正面的序言说，公元817年，二祖舍利塔前的原碑被毁，于是人们又刻了这通新碑，碑文的正文重刻了梁武帝萧衍在538年为初祖达摩撰写的墓志铭。背面的碑文则历述禅宗从初祖达摩至六祖惠能各代祖师的简况。这是我在中国各地所见禅宗史料中年代最早的一则。

除了生平不详，二祖慧可留下的文字言教也寥寥可数。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篇慧可言论集，收录在一百年前发现的唐代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里。拜敦煌所赐，我们如今还有机会聆听二祖慧可大师的开示：

十方诸佛，若有一人不因坐禅而成佛者，无有是处。

故学人依文字语言为道者，如风中灯，不能破暗，焰焰谢灭。若静坐无事，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照物分明。若了心源清净，一切愿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受后有。

若精诚不内发，三世中纵值恒沙诸佛，无所为。是知众生识心自度，佛不度众生。佛若能度众生，过去逢无量恒沙诸佛，何故我等不成佛？只是精诚不内发，口说得，心不得，终不免逐业受形。故佛性犹如天下有日月，木中有火。人中有佛性。

坐禅有功，身中自证故。尽日饼尚未堪餐，说食焉能使饱？虽欲去其前塞，翻令后楔弥坚。《华严经》云：“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自无一钱分，多闻亦如是。”又读者暂看，急须并却；若不舍还，同文字学，则何异煎流水以求冰，煮沸汤而觅雪。是故诸佛说说，或说于不说。诸法实相中，无说无不说。

该看的都已经看过，我的两位同伴还急着赶回柏林寺去，于是我们谢过两名僧人，回到车上，向来时路开去。我跟司机打了个招呼，请他在进入高速公路之前把我在邯郸放下。

每次说到“邯郸”这个名字，都会让我想起寒山那首奇怪的《闺怨》诗， 并浮想联翩：

妾在邯郸住， 歌声亦抑扬。

赖我安居处， 此曲旧来长。

既醉莫言归， 留连日未央。

儿家寝宿处， 绣被满银床。

但我并没打算在邯郸盘桓，只是想从那儿搭车去洛阳。高士涛拿出他的手机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一小时之后有一班从邯郸发往洛阳的长途车。我再一次为自己能在这个公交如此发达的国度旅行而感到庆幸。我的同伴们把我放在了汽车站门口，然后告别而去。我进站买了车票，看看时间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于是又到旁边的药店买了点抗过敏药物——我终于想到，鼻子出问题可能不是因为感冒，而是对沙尘过敏。我后悔没有早点意识到这一点，同时预感到药到病除的曙光就在眼前。

回到汽车站，我在停车场里一眼就找到了我那班车。它是停车场里最破旧的一辆巴士，这无疑说明了由邯郸去往洛阳的线路受欢迎程度是多么的有限。尽管曾经做过大大小小十几个王朝的都城，现在的洛阳却只不过是河南省的一座中等城市，而邯郸的现状跟它也差不多。所以说，这两座城市之间能有一趟直达的班车就很不错了。我上了车，和往常一样在后排找了个座位。一名妇女跟了上来，在我后面坐下。她是卖花生的。她说，这花生是她自己种的，每年农历三月下种，八月收获，然后用铁锅加盐干炒，里面还加了根据祖传秘方配制的香料。花生是我坐长途车时最热爱的零食，既能充饥，又可强健肠胃。我买了三包花生，为即将开始的长途旅行做好了准备——洛阳远在三百公里之外。班车准时开出了车站，算上我，车上一共八个人。出城之前，司机又在路边“拣”了六个——就这样，十四个人坐着一辆有六十多个座位的大巴，一往无前地上了高速公路，朝洛阳飞奔而去。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坐在前排的半大小子向后排走来，在我旁边坐下，问我从哪儿来。他们以为我是印度人，这倒是头一遭。我告诉他们自己从美国来，正在中国寻访禅宗的古迹。其中一个小孩问我，禅的本质是什么。我很惊讶他居然问出如此直接的问题。我想了想，答道：禅的本质是脱离苦海，当然，苦海之所以苦并不是因为里面有盐。而解脱的唯一方法是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无非是自己内心生成的幻境。据我所知，这就是禅最根本的教诲。他们看上去很困惑：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意思？事物除了本来面目还有其他面目么？我继续解释：人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来的面目，而是通过累世以来形成的偏见而呈现出的幻觉。对那些仅仅是出于好奇而发问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确实很难理解，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这问题。是幻觉又怎样呢？这样看事物有什么不对？为什么非要认清本来面目？对此我也不知如何回答。他们终于站起身，又回到自己的前排座位去了。没过多久，药物开始生效——我的自我诊断是正确的，的确是沙尘过敏。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 去，只在黄昏时分车过黄河的时候抬起头来看了几眼。这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泥巨龙此时看来安祥无害，两岸各与防洪堤隔着一公里多的距离。它还在冬眠吧，也许正在梦中回味黄土高原上的夏季山洪呢。

七点钟，洛阳到了。全程用时五个钟头，对这辆破车来说，算是不错的成绩了。查询过离开洛阳的班车车次之后，我打车去了解放路上的新聚和酒店。它的位置不错，与汽车站保持着远近适中的距离。酒店前台的姑娘们是我此次旅行全程所见过的最开心的服务员了。即便我把房价从四百块砍到二百三十五块，她们看上去依然满心欢喜，并且高兴地为我找了个有浴缸的房间。酒店餐厅的饭菜极其难吃，但我已经没精力挑剔了。热水澡才是我最关心的。洗过自己和衣服，想到终于逃离了令人绝望的沙尘，鼻子也正在恢复健康，我心情愉悦地上了床。

虽然逃离了沙尘，冷空气却如影随形。在我到达洛阳的当晚，一股冷空气前锋也跨过了黄河。次日清晨，室外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我穿上大 衣，走到街边叫了辆出租车，向城外的白马寺开去。白马寺在今天的洛阳市东北方向，而在古代，它却是在洛阳城的西门外。这座历史名城两千年来被摧毁过多次，但中国人每次总是又在原址附近将它重建起来。这无疑是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太过优越：它位于中华帝国的正中，去往帝国领地内的任何地方路程都在一千公里以内——当然，丝绸之路上那些沙漠中的前哨阵地和蛮荒的南疆边陲除外；以风水而论，洛阳也处在绝佳的位置上，它北面的邙山是古代中国人公认的最佳埋骨之所。不过风水总是轮流转，如今的洛阳在经济上已经变得落后，重要性也变得大不如前。但即便如此，它还是拥有六百万之多的人口，这些人在一些著名的工厂里工作，比如生产“东方红”牌拖拉机的拖拉机厂，以及一批大型的重工业企业，他们生产矿山机器、建筑机械、轴承和玻璃。除此之外，洛阳周边当然还密集分布着许多重要的历史古迹。

司机把我放在了白马寺大门外两匹石雕白马的面前。中国最早的佛经、僧人和佛像，据说都由白马驮来此地。两千年前的洛阳，正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终点，佛教的确是和西域商旅的马队一起来到这里的。僧伽入华的最早记载为公元一世纪，他们出现不久，就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形象。在张衡写于公元130年的《西京赋》里，他对宫廷妇人的美貌做过一番令人难忘的描绘，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僧侣已开始给人们留下清心寡欲的印象：

眳藐流眄，一顾倾城。

展季桑门，谁能不营？

进了山门，我向摄摩腾和竺法兰的坟茔走去。这大概是我第七次或者第八次拜访白马寺了，拜谒两名僧人的墓地每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摄摩腾之墓靠着寺院的东墙，竺法兰之墓布置在与它对称的西墙根。白马寺每天接待数千名中外游客，但我从来没有在两座坟茔前见到过一个人，而在游人云集的各座大殿里，也看不到两位高僧的塑像。有人在寂寞的摄、竺二僧墓前分别立了块石碑，刻画出二僧的形象。画像的手法颇为写意，甚至带着点漫画的味道，看上去倒是与我热爱的寒山、拾得两位诗人气质十分相合。他们在石碑上静静看着那些在寺院里匆匆穿行的游客，脸上仿佛带有一抹悲悯的神情。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拾得大师的一首诗：

洛阳东郊白马寺

银星钉称衡， 绿丝作称纽。

买人推向前， 卖人推向后。

不顾他心怨， 唯言我好手。

死去见阎王， 背后插扫帚。

我对摄摩腾、竺法兰的敬意不光是因为他们为中国带来了佛经。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把佛经译成了中文。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是同行——我自己也是佛经的译者。被后世认定为摄、竺二僧所译的佛经中，有一本佛教的基本经典——《四十二章经》。“四十二”之数，来源于被称为“四十二字门”的一组特殊的梵文字。佛教徒认为，这四十二个字是一切文字的根本，如果正确使用，将具有神奇的力量。《四十二章经》之名，意味着它包含了佛陀的根本教诲。

摄摩腾和竺法兰的译本由几十段简短的开示所组成，主要反映的是早期小乘佛教的教法，但是它的第二段却明显具有大乘思想的倾向：

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

这段话在汉代被译出的时候，也许有人已经觉察到了它与众不同的倾向，但显然很快就被忽略了。

摄摩腾入寂于公元73年，竺法兰比他稍晚，但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到了公元993年，天下大旱，宋朝的太宗皇帝曾来到白马寺，命人打开坟墓，向二僧求助以缓解天下旱情。据说，人们打开坟墓看到的两位高僧法身，就如同刚刚下葬时一般。又过了一千多年，轮到我来向他们致敬，到来时，墓冢前的迎春花正在怒放。

礼敬过两位大师之后，我绕过大殿周围的游客，向东廊下的客堂走去。以往来白马寺，运气总是欠佳，方丈每次都不在。幸运的是，这次知客告诉我说：方丈在。不幸的是他现在很忙，我最好半个小时以后再来， 他会跟方丈说的。我出了门，向花园里走去。

一名僧人正在花圃里给牡丹松土。牡丹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相当于玫瑰之于美国人。中国没有官方认定的国花，但牡丹差不多已经具有了默认的国花地位，而洛阳作为牡丹栽培中心则有上千年的历史。每年的四月下旬，是洛阳的传统节日“牡丹花会”，游客将从全国涌来观赏盛开的牡丹。眼下，白马寺庭院里的牡丹刚刚开始抽出硕大而肥胖的花蕾，牡丹花会则要到一个月之后才告开幕。

我正打算去跟松土的僧人套两句磁，说不定能学到点培植牡丹的秘诀，这时知客出现了，他已经为我约好了方丈。我暂时告别了牡丹，跟着知客来到客堂旁边的一座房子，穿过走廊，尽头是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站着方丈。寒暄过后，我们来到一张由巨大树根做成的茶桌前，在几个树桩上分别落座。方丈打开一包铁观音，开始沏功夫茶。

方丈法号印乐，生于1965年，他的老家在南阳附近的桐柏山。那片连绵的山脉中有不少年代久远的寺院，还有北魏时期开凿的摩崖造像，印乐告诉我，桐柏山远离尘嚣，在过去曾是许多高僧大德幽居之所，而且现在仍有不少隐士在其中修行。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带我去山里找间茅篷住一段时间。住山修行可以帮助你放下俗念，专注于心灵生活，他说。

印乐的老家就在进山的必经之路上，他还记得，小时候常有进山的僧人在他家歇脚。学校放假的时候，他就在父母帮工的寺院里玩耍，寺院就像他的家一样。十七岁上，也就是1982年，印乐出家为僧，接着先后进入南京和北京的佛学院学佛七年。毕业后，他在位于省会郑州的河南省佛教协会工作了十三年，之后获邀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驻锡于一所汉传佛教寺院。2003年，印乐回到中国，被请为白马寺住持。

听着印乐回忆往事，我突然想起五台山碧山寺的方丈妙江。妙江也在南京栖霞山的中国佛学院学习过，没准他们互相认识。我提了妙江的名 字，印乐两眼一亮，头向后仰，现出惊讶的表情。我们是老朋友了，印乐说，而且在栖霞山是同班的师兄弟。他问我怎么会认识妙江，我解释说我的师父寿冶老和尚是碧山寺的前任方丈。如此说来，我们也是师兄弟了，他说。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我又问，妙江的口音他能听懂多少。印乐会心大笑：语速慢、句子不长的时候基本能听懂，他一边回答，一边开始往杯子里斟茶，接着又感慨道：佛陀的无上教法中关于因果的解说实在很玄妙。我们两人一定是在过去世结下了殊胜的缘法，今生才能相遇在这佛法入华的最初道场之中。

我对他的美国经历很感兴趣，于是问了一个很俗的问题：他对美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印乐回答说：是“环境”。美国人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环境问题一度被忽视，不过现在总算开始改变。中国政府终于开始重视环保了，而这也是他个人的关注点之一。我看得出，他是认真的。后来我又听说，印乐最近刚刚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他现在也成了一名事务非常繁忙的僧人。第二杯茶还没喝完，门外进来一名侍者，手里拿着一包礼物。我知道自己该告辞了。

方丈赠给我的礼物包括一本介绍白马寺的精装本画册，一册烫金印刷的礼盒装《四十二章经》，以及一串紫檀木制成的念珠，佛头上刻着“白马寺”三个字。临别之时，印乐邀我有机会再来，我谢过他的盛情—— 很遗憾，我说，这次因为有计划在身，不能随他去桐柏山住茅篷了，下次再来时一定要去。印乐闻言大笑，陪着我一起走到门外，就此别过。

我从大殿周围的游人中间穿过，出了山门，发现来时乘坐的那辆出租车还在，于是上了车，请司机回到大路上，继续朝东开。开出去没多远，我下车向北，跨过公路旁的铁道线，爬下路基，来到永宁寺的遗址旁。遗址如今被围了起来，围墙太高，翻墙而入对我这把老骨头而言难度太高了。隔着上了锁的大门，可以看见这座北朝古刹至今犹存、但也是仅存的地基。

公元三世纪初汉朝灭亡之时，许多人已对儒家正统思想产生离弃之心， 开始求助于别样的世界观和信仰系统。道教开始吸引大量信徒，而佛教也被许多人看做是某种外国版的道教，从而走向勃兴之路。百年之后，拓跋鲜卑统一了北方，佛教这样一种擅长咒语和法事的外来宗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于是，在北魏朝于494年迁都洛阳之后，这座皇都立刻成了佛教徒的圣地。洛阳城中建起数百座寺院，而永宁寺便是其中最大的一所。最初的中国寺院布局大多仿照印度样式，即所有殿堂建筑都围绕中心佛塔布 置。永宁寺佛塔为北魏宣武帝灵皇后胡氏所建，始建年为公元516年，塔高百丈，远在百里之外依然可见，是当时洛阳城中最为壮观的佛塔。它的九层塔身每层檐口都坠满金铃铎，阵风吹过，声闻全城。建造这座空前绝后的宝塔耗用了难以数计的木材，当它在534年毁于大火之时，火势持续了三个月才告熄灭。

根据北魏旧臣杨炫之写于547年的《洛阳伽蓝记》所载，菩提达摩曾来拜谒永宁寺塔，并“歌咏赞叹，实是神功”。但令我感到惊奇的则是，永宁寺塔建成不久即被烧毁，而在此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里，原址上再没建造过任何东西，并且看样子以后也不会。回到车上，我的脑海中开始浮现达摩祖师在塔下仰望赞叹的情景。这景象久久挥之不去，让我突然生出拜访空相寺的念头——菩提达摩死后就葬在那里——于是我掏出手机，给空相寺的监院延慈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延慈告诉我说，他现在刚好有空见我，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都会很忙。时间刚过九点，我决定立刻出发。前往空相寺的路程颇远，单程就超过一百公里，我问司机来回要多少钱，他开了个价——三百五。这实在是很公道的价格，如果在北京，起码要翻番。感动之余，我向司机索要名片，他在兜里翻了一会儿，找出一张别人的名片，然后把名字和电话号码划掉，写上自己的。我这才知道他姓杨。

杨师傅调了个头，向洛阳城方向开去，在快要进城的地方转而向北，上了去往西安方向的连霍高速公路。开过散落着各种工厂的洛阳西郊，公路开始向上爬升，逐渐离开了黄河冲积扇，进入到沟壑纵横的黄土台原地带。过去数百万年间，北风持续地从黄土高原上把颗粒细小的黄色粉尘向南搬运，遇到秦岭的阻隔，便在黄河沿岸堆积起来，形成台地，雨水的切割又赋予它们千变万化的地貌特征。千百年来，从西安通往洛阳的道路都沿着台地的边缘蜿蜒前行，相比之下，新修的高速公路则直截了当得多，它逢山开道，遇水迭桥，笔直地向前延伸着。

一小时后，我们从观音堂镇出口下了高速，向南开上一条乡间公路。车窗外，风势越来越猛，杨师傅不得不停下车，钻出车门摘下顶灯，以免它被风吹走。又开了几公里，前方光秃秃的熊耳山下，空相寺在视野里出现了。我在山门前下了车，车外寒冷刺骨，周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空相寺

空相寺也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一开始，它只是从长安前往洛阳的崤函古道上一座供僧人歇脚的驿站，随着时间推移，一度发展成一座常住僧侣多达八百人的大丛林，来此朝香的信徒不计其数。据说，北魏平城迁洛之后，菩提达摩曾来此住过数年。当年的熊耳山并非如今这般荒凉，想必林木葱郁，深合达摩祖师心意。536年达摩入寂于洛阳之后，遗骨被葬在此处，可能也是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尸骨并没有被火化，而是殓入棺木土葬。538年，空相寺方丈积庵法师在葬地上方修建了一座墓塔，并在塔前树达摩造像碑一通，上刻达摩祖师法身像及梁武帝所撰墓志铭。

空相寺曾是一处出世修禅的上佳道场，而今也依旧如此——当然如果树再多些就更好了。四下望去，所见皆是农田，离寺院最近的村庄也在六七公里之外。在达摩的时代，空相寺原本叫定林寺。在他死后数年，一名朝廷派出的使臣从西域返回途中，在丝绸之路上碰见了“只履西归”的达摩。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只穿了一只鞋，但在使臣回到洛阳，向皇帝面陈此事之后，皇帝命人到定林寺开棺查验，发现棺材里果然不见尸首，仅有一只鞋。从此，定林寺便被改名为空相寺。当然，这只是个故事。

我第一次听说达摩之墓，还是2000年的事。那时我正在伯克利的禅学中心举办一场关于《金刚经》的讲座。有位禅学中心的会员送给我一份日文剪报，其中提到了一群日本佛教学者探访达摩墓塔的消息。两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当我终于有机会亲身前往拜谒，墓塔的周围比日本人来时已经多了一圈围墙。这次前来，我又发现了新变化：寺址上新建起一排僧舍，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座新佛殿和一座骨灰堂。

2002年那次访问时，我遇到了三门峡市文物局的一名官员，他告诉我说，积庵法师538年刻石的造像碑早已失毁不存，但文物工作者在原址发掘出一块宋代重刻的复制品。他带我去看这块被严密保管起来的宋碑，并允许我照了相。碑身上到处可见的斧凿痕迹显示出，这块石碑很可能曾经被后人用来练习石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碑上的达摩画像着意刻画了这位印度僧人浓密的胡茬和长长的扫帚眉，但却没有后世达摩像上常见的络腮胡和凸眼窝。

宋代造像碑如今已被移往他处保管，但墓塔周围还散落着几块时代较晚的碑刻，因为不够重要，所以被留在原地供人凭吊。所有该看的东西我都已经看过，而且天气实在太冷了，我匆匆礼敬过达摩祖师的墓塔，便向僧舍跑去。钻进僧舍的走廊，我听到某个房间里有声音传出，便上前打听监院的去向。开门的是一名年轻的沙弥，他让我去隔壁的那座僧舍找找看。我依言走了过去，随便敲了一扇门，不料开门的正是延慈。

延慈原本是少林寺的知客之一，后来被派到这里做监院，负责辅导沙弥从行为举止到禅修的一切规范，当然还有少林武术。空相寺的方丈由少林寺方丈永信和尚兼任，但他平时很少在此出现，因此延慈便成了空相寺的“执行方丈”。

与室外相比，延慈的房间暖和多了。我正打算脱下大衣，却惊讶地发现延慈在他的冬季袈裟外面还套着一件长棉袄。事实证明，刚进门时感觉到的暖意只是错觉。我在房间里的人造革沙发上没坐几分钟，就又立刻感到了逼人的寒气，连忙把解开一半的大衣重新拉好拉链，并把手伸到炉子上烤火，心中暗自庆幸，多亏没有选择冬天来访。

延慈张罗着为我沏茶的工夫，我从肩袋里拿出一本达摩祖师言论集《菩提达摩论》。上次来访时，延慈送给我一本介绍空相寺的书，我一直想回赠他点什么。我把书递给他，并告诉他这是中英双语版的，其中的英文部分是我二十年前翻译的。他接过去看了一眼，便笑着转过身去，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一模一样的书，但是是复印的。去年他去上海时收到这本赠书，现在终于有了原版。

《菩提达摩论》包含了四部被后人定为达摩言论的短篇文集。各篇的真伪说法不一，但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其中的《二入四行论》的确出自达摩之口。它是四部文集之中篇幅最短的，开篇写道：

若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 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改真，凝心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 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行入者，所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为四？一者报怨行， 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行，四者称法行。

解释了前三种行之后，达摩在结尾处说道：“为除妄想，修行六度，（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译者注 ）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达摩所说两种入道的途径——通过直觉领悟入道，以及通过实践修行入道——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相辅相成，如同祖师的两只鞋——他在中国留下了其中一只，穿着剩下的一只回印度去了。

延慈1989年在少林寺出家，那个时候，少林寺的名声已经开始变糟。我遇到过不少僧人，都不太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曾经在少林寺待过，因为即使在僧伽内部，少林寺也已经被视为一个浮华喧嚣之地。它是全中国最大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每年有超过两百万游客跨进它的山门，平均每天六千人。选择这样一个道场出家，自然会显得很荒谬。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延慈告诉我说，少林寺里正在修建一系列不向游客开放的建筑，一座新禅堂已经建成，并且恢复了每年冬季的禅七制度。禅堂刚建好的时候，永信方丈把延慈和另外几名僧人送去上海，向中国最著名的白衣居士南怀瑾学习禅堂仪轨。那本复印的《菩提达摩论》就是南怀瑾的学生送给他的。延慈回忆道，从上海回来之后，他对禅堂规约的理解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说，学到的不是规矩，而是禅修之道。

另一项改变是，少林寺开始在各地建立培训和修行的分支机构。少林寺的门票收入由政府负责收缴，而少林寺能获得其中百分之十的分成。一张门票一百元人民币，意味着寺院每天能获得六万元分成，一年下来就是两千多万。这还不包括它从布施、法事和法物流通等渠道获得的收入。简而言之，少林寺的吸金能力相当之强。而这笔钱的用途之一就是要重建空相寺这样的古老道场。目前少林寺同时在进行的类似工程就有六七处，这样，僧人们就可以远离少林寺的喧嚣，在空相寺这样幽静的道场修行和习练少林武术。

空相寺主要用于培训刚刚入门的沙弥，目前住在这里的沙弥有二十来 个。每个沙弥在此修习六个月，由延慈全面负责他们的培训，学成后返回少林寺。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注意到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放着几双鞋底至少有三寸厚的练功鞋，而在院子里则挂着不少练腿功用的沙袋。

发生变化的只是外部的环境，延慈说，但外部环境并不重要。禅的关键在于内心的修炼，佛心并不随外境变化，所以修行之道也不会发生变化。菩提达摩初来中土之时，佛教已经在此流传了四百多年，但那时的佛教徒注意力都在经典的学习和翻译，以及如何获得精神力量上面。僧人们大多住在城市里，住山修行者很少。因此，当禅在中国出现之时，并没有吸引太多的关注。直到两百年后，禅宗才真正开始走向繁荣，并从此占据了汉传佛教的核心地位。禅对内心修炼的关注使它成为所有佛教流派的基础，无论密宗还是净土宗。禅不是领悟的对象，而是领悟的方法。你不可能从经卷中找到它，因为它就在你的心里。这一点从未发生过改变。

我在延慈的房间里待了大约半个钟头，除了少林寺，还谈了些别的话 题。我开始觉察到延慈有些心不在焉，可能是有别的事情要做，而我的到来妨碍了他。喝完第三杯茶，我谢过他的时间，起身告辞。外面太冷了，我们就站在房间门口话别。钻进出租车开出不远，突然想起我把手杖落在延慈房间里了，于是又原路折返。那根手杖从1991年开始就与我形影不离，我是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座山里发现它的，有人把它扔在了一座唐代的佛像旁边，我拣在手中，发现它极轻极结实，做手杖再合适不过。每次我告诉朋友这东西是什么做的，他们都会惊讶不已，这其实是一条榕树的气生根。它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登山杖，我的老命被它救过无数次。我拿回了手杖，再次谢过延慈，开上了返回洛阳的路。

上了高速公路向东开，才走了不到二十公里，司机又驶离高速，拐上一条旧公路。老杨告诉我，他以前是开大货车跑长途的，对这一带很熟。午饭时间快到了，他要带我去尝试一下附近他最喜欢的饭馆。二十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新安县城里的一家郑州烩面馆。这家面馆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面条，而是其中的作料。它的汤汁是用羊肉熬出来的，其中还添加了二十九种草药。我分辨出了当归的味道。这碗热汤面和今天的天气是绝配，大快朵颐之后，只觉得人体内的寒气被尽数扫荡，浑身暖洋洋的。

终于回到洛阳时，时间已经很晚，无法安排别的项目了。于是干脆从容回到旅馆，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每天最后的几项日常工作：吃晚饭、洗衣服、洗澡。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打了两通电话。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白居易墓园的管理员老程，他接了电话，然后说他马上到我酒店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语气让人无法拒绝。白居易（772－846）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我最热爱的诗人之一。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尽量找时间去拜访他的墓园。老程在白居易墓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每天除了打扫卫生之外，他总会坐在墓冢旁边，风雨无阻地向来人兜售他自己书写的白居易诗文的书法条幅，有时候还免费赠送。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那是1989年。在那之后，我们又见过五六次。

老程从工作单位直接赶了过来，他的身上一如既往地沾满灰尘，就像莲花上总是沾着露水；手指间尽是墨迹，断了腿的眼镜依然缠着胶布。与上次见面相比，他唯一的变化似乎是掉了一颗牙齿。说话时，我还是得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直到适应了他身上的味道之后再逐渐靠近。他告诉我，之所以大老远赶过来，是为了邀请我参加白居易的祭祀活动。明天恰好是白居易的诞辰日，有数百名他的后人会赶来墓园参加祭祀活动，祭祀仪式将在明天上午十点开始。如此令人兴奋的事情，自然不容错过。我告诉老程明天一定准时到场，然后送他下楼。他家离这里很远，坐公交车要花一个钟头，杨师傅恰好还没走，于是我付了钱，请他送老程回家。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少林寺的僧值（负责掌管寺院威仪的执事僧）延颖。他的号码是延慈给我的。在电话里，我问延颖是否有时间和我聊一聊， 他听上去很为难。他说，少林寺的前任方丈素喜长老在昨天圆寂了，僧人们要为他举行为期一周的法会，所以抽不出什么时间。我突然意识到，上午在延慈那里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心不在焉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延慈是少林寺的知客僧之一，这整整一周的法会期间肯定会有数千名悼唁宾客赶来，实在是够他们忙活的。

每个人都将忙得不可开交，而延颖尤其如此，因为他是法会的总负责 人。尽管如此，在挂断电话之前，他还是犹豫了一下，告诉我说：今天要忙到很晚，所以明天不会太早起床，估计怎么也得六点钟了。如果我能在七点之前赶到少林寺，他可以跟我聊一会儿。我立刻答应下来，然后出门去找司机。幸运的是，杨师傅送完老程，刚刚回到酒店门口。他告诉我，去少林寺的那条路最近在施工，不过一个半小时之内赶到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谈妥了价钱，约好明天一早五点出发。

等我出了酒店大堂，已是五点十五分。老杨早到了，正在热车。我钻进出租车，在后座上横躺了下来。昨夜的睡眠一波三折，先是楼下的娱乐中心歌舞升平直到凌晨一点才散场，接着是隔壁房间的一对夫妇干仗， 吵得鸡飞狗跳，两点钟才终于停战。三小时的睡眠远远不够，我必须继续充电。透过车窗，一轮满月在天上尾随着我们出了城。快要进山的时候，我终于又睡着了。

在“嵩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的大门口，老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景区大门洞开，我们长驱直入，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阻拦。正常情况下，游客必须把车停在景区外的停车场上，然后坐游览车或者步行一公里，方能抵达少林寺。看来，早起的鸟儿不仅可以省下一百块的门票钱，还能把车开进景区，这着实让鸟儿欣慰。老杨把车一直开到了山门外，挨着塔林停下。时间刚过6:30。我下了车走进山门，向东院走去。为了举行法会，这里临时搭起一座暖棚，两名年轻和尚正在归置东西。我请其中的一位引我去见延颖。我们沿着大殿与僧舍间的一条石子路向寺院深处走去，一路上的许多殿堂都在重修，这显然是游客的功劳。年轻和尚告诉我，这段时间少林寺将闭门谢客，直到年底重修工程结束为止。

我们一直走到寺院最深处的一个小院，这里是高级僧侣的居所。年轻僧人走到延颖的房前，重重地敲了几下门。他的鲁莽吓了我一跳。等了一会儿，屋里没听见动静。他又敲了几下，终于听到延颖答应了一声：等一下，我在穿衣服。想到自己居然吵醒了少林寺的僧值，我不禁心中窃笑。加里·施奈德（Gary  Snyder，美国“垮掉派”诗人，生于1930年，曾在日本临济宗门下学禅，是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重要译者。——译者注 ）的那首《为何运木卡车司机比修禅和尚起得早》在脑中闪过：

高踞在驾驶室，黎明前的黑暗里， 轮毂已擦得锃亮

光可鉴人的排气管热了起来，抖动着沿泰勒路上坡

直抵普曼溪的放筏地。三十哩路尘与土。

你找不到别样的生活。

此刻，黎明前的黑暗里，月朗星稀，山门外的出租车轮毂锃亮，而我也同样心满意足，对生活别无所求。

一分钟后，延颖打开了房门。房间比我想象得要大，差不多有十六平 米。一张大床摆在靠内侧的墙角，门口还有一张单人床，大概是侍者 的。我在寺院里待客的标准坐具——一张人造革沙发上落座，延颖从床底下掏出一袋一斤装的极品铁观音“观音王”。他说这是一名居士送他的，价值一千块人民币。尽管如此，沏茶时他仍然毫不吝惜地在紫砂壶里装满了茶叶，几乎都没地方盛水了。我赶紧客气：别为我浪费这么好的茶叶——尽管我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延颖闻言，回身掀开搭在床边的毛毯，露出床下的茶叶存货：足有几十包之多，估计都是同样的观音王。这令我十分嫉妒。延颖笑着坐在了我旁边，等茶沏好，给我倒了极小的一茶盅，却给自己倒了一马克杯。我们静静地坐了一分钟，细细品味着铁观音的香气和滋味。

他没等我提问，就主动说道：“寺里的年轻和尚如果请我说法，我就说去喝杯茶吧。如果他们还不明白，我就让他们去体会茶的味道。大道藏在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当中。喝茶、吃饭、大便，都无所谓，都是道。如果你不能在平常生活里见道，读多少书都是浪费时间。学武也是一样。每一拳、每一脚都是道。你是谁和你做什么了无分别。如果你有分别心，就不能见道。在少林寺，我们要做到内外无别。你今天能坐在我房间里跟我喝茶，说明我们一定有缘。来，再喝一杯。”

延颖来自四川，看上去四十多岁。1991年他刚进少林寺的时候，还是个小沙弥。他来少林寺的目的就是想学武，但没有任何根基。不过他进步神速，七年之后，就被任命为少林寺的僧值，并且在过去的八年里年年获得连任。他的确是个称职的僧值。少林寺的僧人经常会受邀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做武术表演，而延颖一直是武僧的领队和主角。他的样子还被印在了政府监制的嵩山景区门票上，摆着一副孙悟空的造型。

聊了一会儿，两个人有点熟了，气氛便轻松起来。他会在说话之间时不时地挥出拳头在我眼前比划一下。他的动作太快了，我实际上根本没看见拳头，只能感觉到一阵风扑面而来。每次他这么做了之后，都会微微后仰，欣赏一下我的表情，然后乐上一阵。

公元496年，北魏孝文帝为了礼敬一位名叫佛陀的天竺僧人，在少室山麓兴建寺院，少林寺由此诞生。此时，菩提达摩尚未住山面壁，禅宗也尚未成型，佛陀法师和他的弟子们所修习的佛法，融合了小乘佛教和早期大乘佛教的一些法门，注重知识、禅定、苦行和神通，但并不在意内心和平常生活。

少林寺第一次与武术发生关系，是在一百多年之后的隋朝。一群身怀武艺的少林和尚救下了落难的唐王李世民，后来他的父亲成了唐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继位登基之后，少林寺开始受到皇家的眷顾。随后几个世纪的文献里没有再提起少林寺的武术。一直到了十六世纪，又有历史学家注意到少林寺以武术结合修行的独特禅法。到了近代，少林寺历经战火和“文革”，衰败到只剩下寥寥可数的几名僧人。这时，李小龙出现 了，拜他所赐，中国武术和少林寺的名声这次扩展到了全世界。从那以后，私人开设的武馆在少林寺周边遍地开花，而少林寺曾经独树一帜的武术禅法只能在困境中慢慢恢复。“我们不教那些花架子，我们教的是人生道理。”延颖说。

少林寺的常住僧侣多达二三百名，但它并不是那种游方和尚可以随意挂单的十方丛林，而是传承相当严格的“子孙庙”。延颖说，少林寺已经够闹腾的了，如果再开放挂单，会让寺院本已不堪其扰的修行环境雪上加霜。而师徒传承对于少林寺禅武结合的修行风格也非常重要，师父会同时教授徒弟学习坐禅和武术，“打拳和坐禅没有分别，身与心也没有分别。”延颖对我说，“僧人可以自己选择合适的方式修行，如果他不愿意练武，我们也不会强迫。关键是要做到一切行皆是禅。”

我问起新建的禅堂，延颖说，那座禅堂只是临时性建筑，真正的禅堂还没建好，它的规模要比现在大上许多。颇为奇特的是，近代以来的少林寺一直没有禅堂，这一局面仅仅是最近才得到改变。在过去，僧人们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坐。我想知道：当僧人们搬进新禅堂，他们的修行会与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在禅堂里，僧人们是不是能有更多机会与禅堂班首讨论自己的内心体验？

延颖笑了：“内心体验是没法讨论的。内心体验都是梦幻泡影，而禅修的目的则是要破除这些梦幻泡影。有人看了很多书，分析研究出许多关于内心体验的理论。但内心体验是虚幻的，修禅也不是做研究。在少林寺，如果你找人问什么内心体验，很可能会挨揍。禅不是拿来研究的， 也不是拿来分析的。我们这样教导少林寺的僧人，不要把禅，把佛祖， 也变成了梦幻泡影；要破去妄心，唤醒自己的真心，本来之心。”说完，他又拎起拳头在我眼前闪电般地比划了一下，同时用另一只手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接着说道：“有些人喜欢找那些有学问的僧人请教修行方面的问题，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修行可不是从学问、从书本中来的。修行是从心里来的。禅宗是不依赖文字的。”

这时，又有一名僧人在外面敲门，还没等延颖应门便径直走了进来。延颖为我介绍说：“这是我们少林寺的维那，禅堂就是他负责的。”换在平时，我定会拉住他问东问西，但现在显然不合时宜——维那出现在僧值的房间，说明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少林寺即将迎来忙碌的一个星期。我谢过延颖的盛情和他上好的铁观音，准备起身告辞。作为僧值，延颖的职责是确保寺院规约的落实，但我从今天的茶里约略体会到，他其实对方便实用比规则戒律更感兴趣。

告别延颖，我从原路返回，出了寺院山门。天光尚未大亮，但居然已经有勤奋的游客在山门外摆出各种造型照相了。出租车停在寺院与塔林之间的一条土路上，老杨在车里待着。清晨的第一抹阳光已经来到寺院背后的五乳峰峰顶，峰顶下面不远处，正是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二祖慧可立雪断臂的达摩洞，它的大小和佛祖释迦牟尼当年在钵罗笈菩提山修行时所用的禅窟差不多。释迦牟尼在那山洞中修行未成，后来受天神指 点，在一棵毕钵罗树下禅定四十九日，终于豁然大悟。佛祖找到了毕钵罗树，禅宗祖师们找到的则是茶树。

天气很好，正是爬山的好日子，但我们必须赶路了。驶出景区大门时已过八点，老杨信心满满地说不必担心，十点钟之前准能赶到白居易墓园。我再次躺下，努力入睡。通往白居易墓园的公路正在维修，我们好几次驶离了主路，在村庄里迂回前行，又战胜了几处交通堵塞，终于在十点前抵达伊河大桥。我付了钱，告诉老杨今天不必再等了，结束之后我自己坐公交车回洛阳。

白居易墓园坐落在伊阙东山，与龙门石窟隔河相望。前来此地的游客几乎全是冲着龙门石窟去的，专程前往白园的人少之又少。老程早已在门口等候，他领着我走上石阶，前往墓园的后院。这座后人修建的园林并不难看，但老程总是跳过它们，带我去看诗廊——这条顺山势而建的长廊上，墙壁里嵌着几十通刻有白居易诗文的石碑，它们是中国各地的书法名家留下的书迹。老程虽然只是墓园的清洁工，但他忠实扮演着白居易灵魂守护者的角色。他身上的尘土和气味虽然总是需要点时间来适应，但和他在一起永远令人愉快，每次总让我不忍分别。

我们一起观赏了几幅老程最爱的书法作品，然后去看白居易留给子孙后代的家训《续座右铭》。它被镌刻在一根石柱之上，面对石柱，我和老程一起大声念着：“勿慕贵与富，勿忧贱与贫。自问道何如，贵贱安足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安足论？无以意傲物，以远辱于人。无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游与邪分歧，居与正为邻。修外以及内，静养和与真。养内不遗外，动率义与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吾道亦如此，行之贵日新。不敢规他人，聊自书诸绅。终身且自勖，身殁贻后昆。后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孙。”

安置石柱的地方过去曾经矗立着白居易的挚友如满禅师的舍利塔。舍利塔如何毁失不见，老程也不清楚，不过取而代之的石柱倒也颇有可观之处。正在欣赏赞叹之时，只听见墓冢方向有喧哗声传来，听上去似乎是仪式要开始了。老程带着我循声而去，走到墓冢近旁，立刻淹没在喧天的鼓乐声中。我快要被震聋了。白居易的在天之灵不论此时在哪儿飘着，都一定会注意到他的后人搞出的这番动静的。

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他与二祖慧可是同乡，都出生于洛阳东面的荥阳。少年时期，他被父母送往长安，寄居在亲戚家中准备科考。他的仕途并不顺遂，年近三十之际总算中了进士，并被朝廷委以官职，却又因不畏权贵直言论事，屡遭谪迁外放。然而命运的深意常常难以世俗的眼光揣度，仕途不利的白居易，在诗歌领域产生了比为官从政更为深远的影响。他率先以平白如话的语言作诗，因此其诗作在其生前便已深入人心，各种阶层身份的人都喜闻乐见。

少室山五乳峰达摩洞

公元824年，白居易曾在两次外放之间短暂地回到过洛阳。在此期间，他娶回两房小妾——樊素和小蛮。她们不仅为白居易的私人生活增色， 也在诗歌中留下不朽的一笔。白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它成了汉语中对女人小嘴和细腰最经典的描写。829年，白居易官拜河南尹，再次回到洛阳。几年之后，他在伊水东岸的香山寺附近修建了一座不大的宅院，建宅的费用来自他为有钱人书写墓志铭积攒下的润笔费用。致仕之后，他便退隐于此，每日与香山寺的僧人交游往 来。这里山水形胜，风物绝佳，隔河还有龙门石窟壮观的佛教造像。月色婆娑的夜晚，对面奉先寺里的卢舍那大佛想必非常动人。

和其他唐代诗人一样，白居易收集和保存着自己历年来写下的所有诗 文。隐居香山寺的晚年时光，他开始编辑自己的诗作，最终整理出一部多达三千八百首的个人诗集，并抄成五部，其中三部送给了当时著名的寺院。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多亏这几部寺院抄本，白居易的诗歌才得以完整保留到了今天，数量之多在所有唐代诗人中首屈一 指。临终前，他留下遗愿将自己葬在好友如满禅师的舍利塔旁。他的墓冢至今完好无恙，如满禅师的舍利塔却已不知去向。

每次想起白居易，最先跳入脑海的总是那首《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可惜这首后来被收入《唐诗三百首》的著名作品眼下并不应景。天气虽然寒冷，但晴朗得一丝云彩都不见。

白居易逝于公元846年。从那以后，白氏后人每年都会在他的诞辰日农历二月十五聚集于此举行纪念仪式。学者考证出的白居易诞辰日比这个日子早了一个月左右，但白家人自有主张，而且声势浩大。据估计，仅定居在洛阳周边的白氏后人就有四万之多，其中最年长的第四十八代孙已是百岁人瑞，而最年幼的一名五十七代孙还在襁褓之中。今天赶来参加仪式的就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团聚在墓冢周围，站在最前面的十几个人披麻戴孝，妆如丧仪。看起来，这是一种诞辰与忌日二合一的祭祀方式。

老程带领我艰难地在人群中穿梭，把我引见给诗人的子孙们。我向他们请教心中的疑惑：为什么会有相隔十代的后人同时活在世上？他们解释说，白居易的后人如今已繁衍出十六个支系，各支系的子孙寿命长短不一，一千多年下来，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在祭祀仪式上，十六个支系都会派出一名代表，在祖先坟前焚香设供——那些披麻戴孝的人就是各支系选出的代表。

东拉西扯之间，老程和我走散了。我慢慢踱出人群，沿着山脊的石径向香山寺方向走去。香山寺的原址比现在更靠北，眼前这座新修的仿古建筑纯为招徕游客，里面一个僧人也无。唯一值得看看的是一组群体塑像，他们是白居易和他的八位朋友（合称“香山九老”），如满禅师也在其中。我焚了一供香，然后出寺下山，回到伊河大桥桥头，上了一班回洛阳的公交车。

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白居易研究会的会长和另一个男人一起来到我的旅馆房间，向我授予了白居易研究会荣誉会员称号，以资证明的证书上罗列了我从此可以享有的诸般待遇。我受宠若惊到无言以对，只好反复称谢。临别之际，会长鼓励我动手将白居易诗作译介到西方。我早有此意，但现在还不到时候，我对他说，等我老了以后，打算找一座山寺，在附近结庐，时不时可以去蹭顿饭什么的。到了那时候， 我一定会动手翻译我热爱的诗人白居易。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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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巴巴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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