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竞争性城市化与智慧城市创新的局限性：英国未来的城市创新

类别：城市治理　网络治理　

智慧城市化的技术愿景已被提升为解决城市问题的“灵丹妙药”，成为主要的市场机遇。政府与企业都正在寻找有效的以及可转让的先进城市技术示范。对此，英国学者Nick Taylor Buck最近在城市治理领域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深入探讨了英国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策略来促进城市技术创新，特别是TSB（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 技术战略委员会）的未来城市示范竞争。以此探索在智慧城市愿景中的现实机遇和威胁。（Competitive urbanism and the limits to smart city innovation：The UK Future Cities initiative，Urban Studies，Vol. 54(2) 501–519,2017, DOI: 10.1177/0042098015597162）

在2012年，英国政府的国家创新机构——技术战略委员会（TSB），在促进英国城市管理科技创新方面发起了一场竞争。未来城市示范竞争（FCDC）的开展可以看作为释放了英国“智慧城市”技术的发展，对英国国内外都带来了益处。在本文中，作者使用了FCDC的视角来分析关于城市创新前沿中驱动者、挑战者和机遇之间的争论。

对于早期的智慧城市，很多文献都属于“技术乌托邦”式的思考。我们所要关注的是政策制定者对于即充满吸引力有难以捉摸的智慧城市愿景中遇到的挑战。项目最初的目的是提升公众参与和地方民主，提高当地的服务效率，加快基础设施的恢复和加强远程监视和控制。但是这也存在很多挑战，包括有关干预的能力、知识的掌握和对国家的认知等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让作者想去探究FCDC。它是英国智慧城市发展国家创新政策议程的一部分。首先，它强调了让实践和观念这种无形的意识转变为有形的物体，但是也减少了国内外干预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公共和私人利益之间合作和竞争的紧张局势。其次，FCDC让英国政府在定位城市角色方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作者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英国政府尝试“灌输”智慧城市中城市技术创新的过程。

本文采用的实证方法是访谈法。通过对FCDC的地方当局和顾问的进行访谈来获得数据。首先，检验了使用传统方式来推动智慧城市观念的困难；然后，对涉及到智慧城市作用和公私利益的FCDC案例，检验了它的内容，过程和结果。最后，总结了未来FCDC对发展智慧城市创新的展望。

文章指出，对技术的追求加快了城市管理的发展，延生出了“智慧城市”（smart city ）或“智慧城市化”（smart urbanism ）的概念。随着无线网络的发展，“物联网”这类事物也促进了智慧城市的发展。但是，智慧城市观念也受到了很多的争议。例如，智慧城市可能会鼓励监视，技术锁定，权力的外包和对私人部门的控制，以及加强排除公民的边缘化效应。虽然对智慧城市的批评是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出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方面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创新，我们要了解：智慧城市创新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创新正在发生，在哪里发生？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创新的定义上以及智慧城市创新的规范目标上。然而，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其他方面一样，国家的规划机构也面临着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重大问题。原则上，支持智慧城市创新方面政府应该与新兴城市的发展相重叠，但是，智能技术的供应和需求不一定会转改善城市治理状况。

愿景遇见现实：英国技术委员会（TSB）的未来城市示范竞争（FCDC）

成立于2004年的英国国家政府顾问委员会，在2007年成为了一个有公共资金的英国中央政府机构。TSB的职权是为了加快国家经济增长，帮助英国的企业和研究人员做出回应全球市场的机遇，将创新技术商业化。因此，TSB有两方面的角色：识别创新机遇，以及通过和商业，学者和政府一起来跨越现实阻碍。它主要着重强调的是同过商业化的竞争来励创新。

TSB在2011-2015年的战略重点是五个社会挑战领域：能源，医疗保健，建筑环境，食物运输；以两种综合能力为基础的高价值制造和数字服务。在此之前，它的工作有两个项目组成，分别是：低影响建筑平台（2008）和物联网知识传输网络（2011），在2011年又开发了一个项目——未来城市发展机构。

也许FCDC所设想的是促进技术与智慧城市之间如何互相协作。例如曼彻斯特的“超级沟”网络通道。伦敦的“最后一英里”货运系统，使用电动货车方案，以及为新的地区提供供热网络。格拉斯哥提出智慧建筑管理系统（BMS）和智能实施平台，让有关建筑设计，能源保护等信息可以反馈给建筑师。布里斯托提出的社区通信盖是基于网络来利用无线电频率的光电池对现有的街道照明系统进行改造，促进宽带接入并通过传感器引进一个用来传输信息的网络。

研究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在政策方向、资金和投资方面是高度集中的。因此，除了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布里斯托和格拉斯哥这几个大城市之外，其他城市在智慧城市创新方面有着权力脆弱化的表现。因此，FCDC就是要刺激新型的公私合作方式，促进对创新的思考。然而，这一过程暴露了FCDC目标和有关英国的城市创新中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当2008年英国财政减缩的时候，更加强烈地影响了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研究表明大部分城市都在使用类似的语言，识别同样的问题和障碍，并倾向于类似的解决方案和项目。但是有些城市的方案却没能通过。因为城市的财政框架体系，会削弱这个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另一个在FCDC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财政无法用于弥补现有项目的资金缺口。

许多城市都发现了实现他们的愿景的内部障碍。一般来说，这些都是与缺乏适当的相关技能，在权力范围内行为改变的需要，适时与专家咨询的有限机会。强有力的领导也是驱动一个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要求。通过调查，在竞标过程中，很少有公众参与的环节，与相关利益者接触也比较困难，这样很有可能会抑制创造力和发展新的合作伙伴。最重要的是，在整个环节中，参与和合作似乎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智慧城市这一愿景还没有很好进行“灌输”。但是，竞争这一机制也确实起到了促进创新的作用。

最后，本文检验了英国城市创新中的挑战和问题。特别是将智慧城市这个愿景“灌输”到城市中的挑战。城市政策与目标之间的不匹配也导致了智慧城市推进的困难。FCDC项目让英国和各大城市进行竞争，但是由于缺乏反馈和跟进，这个竞争缺少对改善英国城市的关注，它更关心外部的机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没有成功地刺激真正的技术创新和整体系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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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

Arup (2013) Solutions for C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Feasibility Studies from the Future Cities Demonstrator Programme. London: Arup.

Gabrys J (2014) Programming environments: Environmentality and citizen sensing in the smart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2(1): 30–48.

Gibbs D, Krueger R and MacLeod G (2013) Grappling with smart city politics in 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 Urban Studies 50(11): 2151–2157.

Vanolo A (2013). Smartmentality: The smart city as disciplinary strategy. Urban Studies 51(5): 883–898.

Viitanen J and Kingston R (2013) Smart cities and green growth: Outsourcing democratic and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to the global technology sector.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6(4): 80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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