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作为关系中介的中国NGO孵化器：建立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跨部门组织间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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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随着近期中国NGO的增长以及其在促进非营利和志愿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官方组织和NGO和草根NGO，还有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NGO群体正在出现。这一NGO群体的产生主要是为了给公民行动者提供服务，包括能力建设培训、筹款、信息支持、网络形成指导，由于这一类组织为新NGO的发展和现存NGO的扩展提供培育环境，因此被称为“NGO孵化器”。最近，Aimei Yang1 and Pauline Hope Cheong两位美国大学的学者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论文发表在非营利组织类权威期刊NVSQ上面。本文探索了NGO孵化器这一中国新兴NGO的网络动态。本研究检验了中国最大的NGO孵化器的6年多形成时期内的组织网络的演化，为阐释NGO孵化器如何在新生的社会中有力地填补结构性漏洞和建立跨部门联盟网络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为NGO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

（文献来源：Yang, A. , & Cheong, P. H. . (2019). Building a cross-sectoral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to advance nonprofits: ngo incubators as relationship brokers in china.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8(4): 784-813. DOI:10.1177/0899764018819869）.

研究背景

NGO孵化器可以连接很多NGO、私人基金会、公司和政府机构，可能会为激增的中国社会的成长起到微小但关键的作用。建立跨部门网络对NGO的运营和发展越来越重要，但跨部门网络的模型很少涉及到专门组建跨部门组织的组织，因此关于这类组织在维持跨部门网络中的有效性知之甚少。研究者们选择了中国最大的NGO孵化器——恩派作为案例，恩派已经成功孵化了超过200家NGO。关于恩派这样的中国NGO孵化器的研究很少。而这类研究有很多大的意义，中国NGO孵化器可有帮助解决社会发展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限制，对NGO孵化器的研究可以让国际政策制定者和潜在捐献者更好的了解NGO孵化器的重要意义，并为全球NGO跨部门网络的建立提供启示。

此外，NGO孵化器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被概念化为网络中介，这一概念源自Burt的结构洞理论。中介不一定具有高度的中心度，但他们在其他互不连接的联系之间起到控制的桥梁作用。

中国NGO孵化器的出现

中国的NGO可以根据建立者类型大致分成三种，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官办NGO，第二种是由私人创建的草根NGO，第三种是很小的学生NGO。

中国公民行动者的斗争和机遇

中国NGO面临严格的国家管制、不稳定的财政资源、专业化水平低等挑战，除了官办NGO之外，大部分草根NGO很难有资格拿到政府资助，因此他们通过和地方机构合作、培育中国政府机构的信任、保持低姿态以避免国家压制等生存战略维持生存。对于中国NGO与政府的合租和信任开发可能为NGO扩大活动范围和增加社会影响提供机遇，因此培育国家-NGO关系对NGO孵化器非常重要。除此之外，与公司联盟也可能为NGO提供可能的财务资源，然而为了与日益增长的中国商业部门建立联系，许多中国NGO发现自己在关系网络的新领域中发展需要进行介绍和培训。低专业化是限制中国公民行动者未来的另一个问题，尽管近些年越来越多能力建设的机构出现，但尚不能满足跨部门网络和中介组织的需求。总之中国NGO运作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建立联系，促进中国NGO、地方和中央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信任和相互尊重。跨部门联盟网络可能有助于向中国民间部门输送资源，增加NGO的财务稳定，提高专业化水平。

中国NGO孵化器：脆弱关系的中介

随着中国NGO组织培训和发展需求的增加，产生了NGO孵化器以培育小的创新性的NGO。但是很少有研究致力于检验NGO孵化器在NGO社群中的作用。为了对中国NGO孵化器的新兴模式、运作和社会意义有一个启发式的理解，本研究关注一个领先的NGO孵化器恩派及与其相连的组织网络的案例。恩派成立于2006，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助、Narada基金会和Ford基金会等的支持。这个组织的成立已经是跨部门合作的一个例子。该组织的核心服务包括为NGO提供注册指导、能力建设课程、公共关系课程和财政支持的培训计划。恩派还利用其广泛的网络帮助新的NGO与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建立重要的联系。

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a（RQ1a）：恩派这一NGO孵化器网络中各组织的程度中心度是如何变化的？

研究问题1b（RQ1b）：恩派这一NGO孵化器网络中各组织结构洞的测量是如何变化的？

研究问题2（RQ2）：NGO孵化器的网络社群数量和连接模式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数据和方法

数据收集

网络数据来自恩派的在线档案（http://www.npi.org.cn/），共收集了该组织7年内的活动记录280条，每个条目都清楚地记录了恩派什么时候在什么项目上与哪个组织合作。在这些事件中，95.239%是由恩派发起的，具体事件类型及描述见表1。在恩派的在线数据库中，有2006年至2012年的事件记录，将记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6-2007年）、第二阶段（2008-2009年）和第三阶段（2010-2011年）。

接下来，研究者们对每个时间段的记录进行编码，以构建三个网络。从档案源中提取社交网络数据是社交网络研究中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在数据编码过程中，研究人员首先读取记录以识别相关组织的名称。具体来说，从第1阶段确定了83个组织，第2阶段187个，第3阶段216个。其次，研究人员对记录中列出的所有事件进行了编码。第三，由于记录显示哪些组织参加了哪些活动，所以我们为每个阶段构建了一个隶属网络。隶属网络由两组项目之间的关系组成，在本例中是组织和事件。连接它们的二元关系是“参与”关系，在隶属网络矩阵中，行对应于组织，列是他们参与的事件。

测量

组织类型：中国中央政府组织、中国地方政府组织、中国营利组织、中国非营利组织、国际政府组织、国际营利组织、国际非营利组织、媒体机构和其他（未定义组织）9种。

结构洞测量：效率和结构约束、社群检测算法。效率基于节点网络的非冗余性，约束是指一个组织对网络的接触集中于几个相互连接的行动者的程度。社群检验算法可以检验网络社群间结构洞的存在，本研究采用Louvain算法社群检测方法，用于检验属于不同社群的组织是否互相连接。

分析步骤

首先，计算并报告上述网络测量。其次，对每个网络进行指数随机图建模（ERGM）分析，探讨组织类型对联系形成的潜在影响。ERGM估计过程估计存在联系的概率，这种概率是结构网络参数和行动者属性的函数。使用软件R中的社会网络分析（SNA）包进行模型估计。模型估计采用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仿真方法。标记为“媒体”和“其他”的组织由于在样本中的存在率较低，并且结果不显著，因此被排除在分析之外。每年模型的拟合优度（GOF）诊断表明，估计参数的统计与观测图中的参数分布密切匹配。收敛t比在绝对值上小于或接近0.1，表明模型与这些数据具有良好的拟合性。

研究结果

在第一阶段（2006-2007年），该网络包含83个组织，通过499个连接进行连接（密度=0.004）。在第二阶段（2008-2009年），网络规模为187个，这些组织通过1218个连接进行连接（密度=0.01）。最后，在第三阶段（2010-2011年），该网络由216个组织组成，有1187个连接（密度=0.009）。总体而言，6年来，恩派的网络规模似乎稳步增长，除了中国NGO，这些网络中的第二大行动者是中国政府机构。恩派的网络在联系中国NGO与政府机构方面是最有效的。

中心行动者和结构中介

研究报告了在三个时间段中具有最高总中心度的前10个组织。随着时间推移，在这十大中心组织中不仅有中国的NGO，一个多元化的组织团体（如企业、基金会、大学和研究机构）似乎已成为高度连接的组织。根据前面讨论的结果，中心度似乎在组织间分布不均，这意味着在建立关系的选择中，一些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受青睐。为了揭示中心度差异背后的机制，我们拟合了ERGM模型。模型的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类型显著影响恩派的结构形成。第一阶段，当网络包括中国NGO和中国企业时，对形成联系的可能性有显著和积极的影响。相比之下，当网络包含国际业务时，对形成联系的可能性有显著负面影响。在第二阶段，当网络包括中国政府、国际企业和国际NGO时，对形成联系的可能性有显著负面影响。在第三阶段，当网络包括中国NGO、中国企业和国际企业时，对形成联系的机会产生了显著和积极的影响；中国政府和国际NGO的影响微不显著。在这三个时期，中国NGO积极促成了联系，中国企业的加入似乎使这些网络形成了更加积极的联系；但加入国际NGO几乎总是导致这些网络的参与减少，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对外国NGO的不信任；中国政府机构在这些网络中的作用往往是不显著或产生负面影响，表明政府机构不会积极寻求在网络中建立关系。

总体而言，分析表明恩派的网络出现了三种趋势：越来越多元化的组织团体桥接结构洞；政府机构、基金会和研究机构等组织尽管数量相对较少，在连接其他未连接的群体方面尤其有效；一些国际行动者不太可能桥接结构洞。

社群层面结构洞

为了研究H4预测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采用Aiken和West's方法，将控制变量、预测变量、调节变量和相互作用纳入单一回归模型。最后，本研究还进行了结构方程建模同时测试了所有假设效应，以证实回归结果。

讨论与结论

学术贡献

总的来说，分析显示恩派为不同类型的组织提供了混合的机会，中介机会也广泛存在。在新兴的中心组织或桥接结构洞方面，某些类型的组织表现优于其他类型的组织。此外，模块化评分表明，社群结构是该网络的一个持久特征，观察到的碎片水平随时间的推移是相当可观和一致的。

结构洞和社会关系中介

跨部门联盟网络需要大量的战略努力来桥接结构洞，并将来自多个部门的组织聚集在一起。非营利部门与跨部门合作伙伴建立联系遇到了挑战和困难，尤其是在独裁政权中，脆弱的法律框架和限制性的政治环境会限制NGO的网络行为。因此，研究结果表明，让NGO致力于管理关系网络是有益的，尤其是为其他NGO桥接结构洞。恩派作为其他中国NGO、政府和中国企业的重要关系中介，发起了许多活动并邀请不同背景的组织参与，通过与不同组织的连接的过程使得恩派桥接结构洞。

NGO孵化器的独特价值

恩派为中国NGO和其他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合作平台，填补结构洞。这些关于恩派如何填补结构洞的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对通信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或结构约束等因素上，很少研究机构的作用，以及NGO如何战略性地改变其自我的网络结构和直接的网络生态，以服务于其使命。我们的发现也突出了NGO孵化器独特的网络建设价值，这类作为关系中介的NGO可能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中国社会的组织运作往往严重依赖于社会关系。

结构洞与社群层面的分离

在管理意义上，本研究及时提示社会创新是社会企业重要的竞争战略，社会创业热情是社会创新绩效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热情的存在使社会企业的成员更加努力地从事创造性的过程来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的管理者应该集中精力在工作场所寻找刺激这种热情的方法。

结语

我们的分析揭示了社群层面上的一种结构性的分离趋势。当一个社群由不同的组织组成时其成员更有可能对外开放；但当一个社群主要由具有相似背景的组织组成时，他们倾向于加强内部联系，形成阻止新组织加入。因此对于促进网络建设的NGO孵化器，他们可能希望从战略上将具有不同背景的新行动者引入密切联系的社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倾向于与以前的联盟社会化并形成稳定的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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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Brown, L. D., & Hu, X. (2012). Building local support for Chinese civil society with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3,711-733.

Brown, L. D., & Hu, X. (2012). Building local support for Chinese civil society with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3, 711-733.

China Philanthropist. (2015). Lv Chao: A conversation about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icixun.com/2015/0731/5090.html

Liu, G., Eng, T. Y., & Takeda, S. (2015). An investigation of marketing capabilities in third sector: A study of British and Japanese social enterpris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9, 267-298.

相关文献：(直接点击链接即可进入该页面)

原文链接（阅读原文　点击左下角）：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9922766_Building_a_Cross-Sectoral_Interorganizational_Network_to_Advance_Nonprofits_NGO_Incubators_as_Relationship_Brokers_in_China

此处也可以下载全文：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89976401881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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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m40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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