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反思】谁及其为何参与地方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

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随着人们对共同生产（Coproduction）的兴趣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对谁与政府共同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为什么参与产生了疑惑。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项来自美国著名学者乔治亚州立大学的John Clayton Thomas和巴尔的摩大学的Kelechi Uzochukwu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论文最近发表于顶级期刊PAR上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研究首先基于政治参与理论和公民主动接触理论提出了有关共同生产的多个假设，其中，政治参与是由心理动机和社会因素主导的，而公民主动接触理论认为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感知需求通常是首要的。研究利用亚特兰大797名社区组织参与者参与各种形式的当地共同生产的调查数据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这些发现为这两种理论提供了一些支持，同时也为这两种理论提出的显著的特质差异提供了证据，这些发现对未来研究和公共管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文献来源：Uzochukwu, K. , & Thomas, J. C. . (2018). Who engages in the coproduction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and why? the case of atlanta, georgi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8（4）：514–526.　DOI:10.1111/puar.12893）。

研究问题

共同生产（Coproduction）是指公民与政府合作，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现象。自政府存在以来，合作生产就一直存在，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奥斯特罗姆和一些美国学者的开创性工作才得到明确承认(e.g.,Brudney and England 1983; Levine 1984; Ostrom et al. 1978 ; Parks et al.   1981; Percy, Kiser, and Parks 1980; Whitaker1980)。在学术话语中消失了近20年之后，这一现象最近引起了新的关注。首先，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越来越认识到，公共服务的有效性通常需要公众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例如：公共教育只有在教育者和学生各尽所能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其次，政府的工作越来越侧重于生产服务而非商品，而合作生产最为普遍的便是服务(Osborne, Radnor, and Nasi 2013)。公众通常希望自己的服务是定制的，而这只有在他们加入到共同生产服务的过程中才会得到满足。第三，财政能力的下降激发了政府寻找更有效的公共服务生产方式的兴趣，比如增强公众在共同生产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最后，推动行政程序民主化也增加了对共同生产的兴趣。

随着人们对共同生产性质的重新关注，诸如公众中有谁参与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以及为什么会参与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项探索性的研究通过对亚特兰大市社区活动人士参与各种形式的地方合作生产的调查数据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政治参与理论

与政治参与一样，共同生产也代表了公众对公共事务和政府的参与。参与共同生产可能会增加的几种“个人心理取向”(Schlozman2002, 439–40), 这些“个人心理取向”在大多数政治参与中具有突出的作用:（1）政治效能感或能感知到的影响力，（2）公共服务动机或做出改变的愿望，以及（3）公民责任感。与这一猜测一致，Van Eijk和Steen (2016)发现，参与共同生产与“内部效能”（定义为“公民的个人能力感受”）和“以社区为中心的动机”（定义为“个人有责任为共同利益作出贡献”）都有关联。基于政治参与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随着个人效能感的增强，参与各种形式的共同生产将会增加。

假设2：随着公共服务动机增加，参与集体共同生产将会增加，但参与个体共同生产将保持不变。

假设3：随着公民责任感的增强，参与共同生产的情况将会增加，但对集体形式的共同生产要比个体形式产生更大的影响。

假设4：当一个人对成为社区的一部分的兴趣增加时，他参与集体共同生产的可能性将会增加，但参与个人共同生产将保持不变。

假设5：随着邻里之间感知到的鼓励增加，集体生产的参与将会增加，但个人生产的参与将保持不变。

公民接触理论

公民接触理论,即公民主动联系政府，例如：公民个人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短信向政府请求或投诉服务(e.g.,Coulter 1992; Hirlinger 1992)。理论主要强调感知需求，因为“在激励接触中可能至关重要的需求是公民感知特定政府服务的需求”，而不是某些客观经济意义上的需求（如低收入）（(Thomas and Melkers 1999,669)。这与参与共同生产类似，“公民发起的接触与其他类型的政治参与有着最明显的区别，其根源在于对政府服务的需求”(ThomasandMelkers 1999,668)。这些需求可能也会影响共同生产的参与，但这取决于共同生产的形式。

假设6:随着对新的或改进的公共服务的感知需求的增加，参与共同生产的情况将会增加，但参与的程度将会增加(a)个人而不是集体共同生产和(b)共同提供和共同监测而不是共同规划。

假设7: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房主将比承租人更多地参与到共同生产中。

假设8: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老年居民将比年轻居民更多地参与到合作生产中。

假设9: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居民不会比家中没有未成年子女的居民更多地参与到合作生产中来。

其他因素

假设10：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更多地参与共同规划形式的共同生产，而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会更多地参与其他形式的共同生产。

假设1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黑人将比白人更多地参与到合作生产中。

假设12：随着来自政府的鼓励增加，参与合作生产的情况也会增加。

假设13： 人们越是表示缺乏时间或兴趣，认为没有他们的帮助公共服务很好，或者认为公共服务生产是政府的工作，他们就越少参与到合作生产中来。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在本研究中，这些假设将通过对亚特兰大市797名社区规划单位(NPUs)参与者的调查数据进行检验。此外，NPU领导人焦点小组的结果，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对选定的NPU会议的直接观察等数据也对调查数据进行补充。研究从焦点小组的观点和关于共同生产的文献中，构建了一个封闭式问卷，询问NPU成员他们参与共同生产市政服务的情况。调查问卷采用两种收集方式：一种是网上调查，另一种是在NPU会议上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利用SPSS和STATA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逻辑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

假设1-3得到支持，个人心理取向作为政治参与理论的核心因素，成为参与共同生产的最常见的重要预测因素，个人效能感（感觉能有所作为）、公共服务动机(使命感或成就感）、公民责任感对大多数的共同生产方式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与假设2和假设3相反，公共服务动机和公民责任感对参与个体共同生产具有显著影响，与参与集体共同生产的重要性相比，似乎同样重要。

假设4的验证结果表明，成员对成为社区的一部分的兴趣被证明不那么重要，但仍然是四种形式的合作参与的重要预测因素。正如预测的那样，并且对参与集体生产比个人合作生产更重要。同样，假设6的验证结果表明，对14种共同生产形式的参与来说，公众所感觉到的需要似乎没有预期的那么重要。

这些数据并不支持假设5的预测，即来自邻居的鼓励会增加合作参与率。这种鼓励只对参与2种形式的合作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来自邻居的鼓励与参加非NPU社区会议呈正相关，但与参加市议会会议呈负相关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表明邻居之间可能在互相劝阻参加这些会议。

与假设7、假设8、假设9一致，对房屋拥有所有权是参与10种形式的共同生产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而年龄较大则是参与7种形式共同生产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被证明只对1种形式的合作参与(向服务代理提出投诉)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与假设10的前半部分相反，只有收入是参与任何共同规划的重要预测因素。相比之下，支持该假设的后半部分，收入或教育水平是参与其他7种形式的合作生产的显著负面预测因素。假说11所预测的那样，黑人明显比白人更有可能参与四种形式的合作生产。假设12一致，将政府的鼓励作为三种形式的合作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服务代理提出投诉、出席市议会会议或法庭听证会)。最后，与假设13相一致的是，有几个抑制因素（“一切都很好”、“没有时间”、“不敢兴趣”、“那是政府的工作，不是我的”）被证明对受访者不加入共同生产的原因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发现，研究将它们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与政治参与理论相关，即作为政治参与的共同生产参与。另一种与公民接触理论相关，即作为公民接触的共同生产参与。以及一组剩余的特殊变化，即不能用政治参与或公民接触理论来解释这些共同生产形式。最强的模式可能是第一种，但这三种模式都描述了共同生产参与的主要组成部分。

关于谁参与共同生产的问题，评估了参与共同生产者人口构成的七个因素。发现，在非裔美国人、低收入者、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房主、老年人和男性中，参与我们样本的共同生产更为常见。有孩子在家里生活一般与参与共同生产无关。

研究贡献及研究展望

首先，本研究探索性地解释了关于谁参与了共同生产以及为什么参与的问题。但调查数据来源于一个城市中社区组织参与者的非随机样本。样本中的成员似乎挣得更高的收入，接受更多的教育，往往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且比亚特兰大成年人口的整体白人比例更高。这些差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需要更多的研究谁在各级政府中参与了共同生产，以及公众何时以及为什么会在共同生产公共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这些发现对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上，假设检验的成功意味着政治参与和公民接触理论的结合是很好地解释和理解参与共同生产选择。但尽管如此，这些假设仍需要新数据的进一步检验，而且也需要更多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假设在亚特兰大的数据中无法解释的内容。

第三，描述性数据与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未来的研究至少应该认识到，有时在合作生产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模糊的界线。

第四，这些发现也可能对那些希望增强公众在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中的作用的公务员产生影响。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寻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是徒劳的；不同形式的合作可能需要不同的策略来吸引公众。其次，调查结果中心理动机的中心性表明，管理者可能试图迎合人们的愿望，使其履行其公民义务。这种呼吁似乎比个人私利（例如，帮助改善你所使用的服务）更能促进公众共同生产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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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考文献附参考文献

Alford, John. 2009. Engaging Public Sector Clients: From Service-Delivery to Co-P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Brudney,Jeffrey L., and Robert E. England. 1983. Toward a Definition of theCoproduction Concep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3(1): 59–65.

Cooper, Terry L., and Pradeep Chandra Kathi. 2005. Neighborhood Councils and City Agencies: A Model of Collaborative Coproduction. National Civic Review 94 ( 1 ): 43 – 53.

Osborne , Stephen P. , Zoe Radnor , and Greta Nasi . 2013 . A New Theory for Public Service Management: Toward a (Public) Service Dominant Approach .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3 ( 2 ): 135 – 58 .

Nabatchi,Tina, Alessandro Sancino, and Mariafrancesca Sicilia. 2017. Varieties ofParticip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The Who, When, and What of Coproduc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7(5): 766–76.

Thomas, John Clayton. 1995.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 New Skills and Strategies for Public Managers. San Francisco : Jossey-Bass.

Van Eijk, Carola, and Trui Steen. 2016. Why Engage in Co-Produ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Mixing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2 ( 1 ): 28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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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111/puar.1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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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1734388_Who_Engages_in_the_Coproduction_of_Local_Public_Services_and_Why_The_Case_of_Atlanta_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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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m40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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