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 | 十一次搬家的记忆

母亲今年93岁，大半辈子在《山西日报》社宿舍大院度过。母亲细细数来，一生共搬了11次家，其中大的搬家3次，小的搬家8次。母亲说，我家的搬家折射了《山西日报》的变迁，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康家的家史也在搬迁中延续。母亲希望我记录下来，作为对悠悠岁月的一个纪念，也是对后人的一个教育，希望后人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一、从保德到太原（1950-197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1月，我父亲从晋绥根据地办的《晋绥日报》调到《山西日报》社。他雇了头小毛驴，小毛驴驮着他的一条毛布被和一些书籍，由兴县高家村出发，途经岚县、静乐、阳曲等，徒步走了几天进了太原。

他到太原后，给我母亲捎信，让母亲带两个女儿也就是我大姐二姐从老家保德县到太原团聚。1950年10月，母亲把刚秋收的粮食换了些盘缠，老家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带，只有一床出嫁时的红洋布面、蓝粗布里的被子，母亲就带着这床被子和两个女儿出发了。那时大女儿4岁多，小女儿9个月。

母亲雇了一头骡子，骡子上驮着一付架子，架子两头有两个大筐子。走路时，大女儿坐在一个筐子里，另一个筐子里睡着小女儿，被子搭在驮架子上，母亲和一个赶骡子的亲戚跟在骡子后头，白天走黑夜住店。小女儿只有两个尿垫子，白天垫，黑夜就烤在店里的热炕头上。一天早晨走的急，忘了那个尿垫子还在店家的热炕头上。丢了一个尿垫子，更苦了孩子。尿湿没有换的，只好在孩子身下放些骡子吃的草，扎的孩子身上都是血道道，小脚肿得红红的，加上天冷，小女儿身上整天都是凉凉的，晚上在店里炕上睡一晚上也暖不过来。因为驮子上的筐子小，大女儿坐在里面蜷着，每次从驮筐子里抱出很长时间脚麻得不会走路。母亲就是靠两只脚，从保德走到太原。每天平均走80多里，整整走了8天，孩子们每天在驮子里坐八九个小时。

第一个住所：太原海子边。

到太原后，《山西日报》社的后勤负责人给我父母安排了一个住处：海子边（现儿童公园）报社办公楼下的一个地下室，房子没有窗户，白天也得点电灯。说是安家收拾，其实只有两床旧被子和身上穿得衣服，吃奶的小女儿也只有一条黑色粗布包脚单裤。那时太原刚解放，市场没有多少东西出售，我父亲是供给制，只有几个少得可怜的津贴。连最必须的做饭的炉子、锅碗瓢勺也没有。母亲只好向报社求援，领了床板、瓮子火，又向先来的左邻右舍求助。那时红面只有500元（旧币）一斤，但是母亲也买不起。日子并不比在老家好过，老家还有那眼冬暖夏凉的10平米的小窑洞可以遮风避雨，有自己打下的粮食和卖豆腐剩下的豆腐渣，在这却是家无隔夜粮。那一段时间给母亲最大帮助的是张春旬家。他那个慈眉善目的老丈母娘让两个孩子坐在她家火炉子旁。她一蒸下黄色的玉米面窝头，就给两个孩子吃。看着孩子们手里热烘烘的窝头和烧得红红的瓮子火带来的暖意，只有那时我母亲心里才安定一阵子。

全家四口人一共两床被。母亲带来的那床被子，早已大小洞遍布，又小又硬。我父亲带来的那床《晋绥日报》发的被子，里外全是边区自己纺的白色羊毛布，和麻袋一样。每到晚上，孩子们冻得蜷成一团。饭食主要是红面糊糊。

第二个住所：新民头条

1950年冬天，报社给我父母重新分配了住所：新民头条的一处平房。房子不小，但屋顶不遮雨，房墙不挡风，墙皮斑驳，到处是漏洞，房里房外一样冷，但是总比地下室好，能见上太阳光。报社总务给配了两张铺板、四条板凳等。母亲从街上买了几捆高粱杆，找了几捆旧报纸，把大房子一分为二，用高粱杆搭了个间壁墙，又把里面半间糊了个顶棚。火也生上了，但还是冷，二女儿的双脚长了冻疮，冻疮破了流黄水，疼得整天哭。两条换洗的包脚裤子倒替着在炉子上烘着，孩子整天穿着湿裤子，夜里睡在大人怀里，早上起来，脚都难以暖和。肚子没食，身上少衣，饥寒难熬，母亲很后悔离开保德那间小窑洞。

第三个住所：三圣庵17号

三圣庵17号是报社的家属院，位于桥头街妇儿商场后面。院内有不少平房和一座简易单面筒子楼，楼房每层五户，共两层，楼梯在外。院子里有一处公厕，男女通用。我父母住在二层中间，户门正对着楼道的门，风直接往里灌，冬天很冷。搬入时已是1951年秋天，家具还是由报社配给。吃饭时碗里除了糊糊以外，还能吃上窝头。大女儿就近上了十六完小。1952年4月3号，大儿子出生，这是我母亲第一次住院，享用新法接生，孩子生在妇幼保健院，由医院的日本大夫接生。母亲坐月子时因为无人照料，得了很重的月子病，大小关节疼痛，受冷时浑身抽搐，无法自理。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回了保德，希望在老家双方父母的照料下能很快康复。谁知回家路上，一天的火车，几天的驴驮驮，让儿子受了风寒。回到老家郝家里村，他断续发烧。母亲和儿子发病时，缺医少药，只有家人自配的几味草药和自制的土针，针刺加上艾灸，收效不大。孩子一岁了才能坐稳，弱得像面条。为了看病，1953年春天母亲又重新返回太原。

第四个住所：双塔东街《山西日报》宿舍西2排1号

1952年下半年，《山西日报》在双塔东街圈地盖房，修建了编辑部大楼、印刷厂、家属宿舍院等。报社的四周全是坟地和庄稼地，据说还有狼。我的父母分得了一套甲等平房——西2排1号。

母亲从保德回来后就直接住了新排房。房子占地有40多平米。背阴是一个厨房和一个住房，阳面是另一个住房和存放煤柴杂物的门道，前后两门。平房墙一砖半厚，房顶一色灰瓦覆盖，房里新刷的白墙，地上新抹的灰绿色水泥。看着这单独的厨房，能和孩子们分居而住的房间，母亲很高兴。报社按人口和住房面积配给了床板，还加了两张带床栏的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坐在床上，再不用担心因支床的板凳不结实而床板塌陷了。有了桌子，孩子们能坐在椅子上写作业。有了厨房，做饭捅火和烧火时再不用满房烟雾了。

报社的宿舍院里盖了一个大房子作为小学校，门上竖了个牌子“山西日报子弟小学”。孩子们真正做到了就近入学，从2排出门向西不足一百米，冬天不用帽子和手套就能跑进教室。教室里生了大铁炉子，暖烘烘的。学校配置了各科老师，除主课外，还开设了音、体、美课，母亲和其他家长常常坐在院子里看孩子们操练、唱歌、跑步。这时我母亲才觉得离开保德的小窑洞值。

1952年，国家首次发行彩票，动员大家认购。我父亲中了500万元（旧币）一等奖。这件事轰动了《山西日报》社内部。他拿出300万元捐给抗美援朝前线，又交了100多万元党费。剩下的钱请报社几个同仁吃了一顿饭，只给家里买了一口铝锅和一条床单。母亲非常支持父亲这种为国分忧的精神。

第五个住所：西5排3号

因为父亲工作变动，我家的房子也变动了，1954年初搬到西5排3号，还是甲等房。

这时，报社有了医务所，家属可以享受半费医疗。经过大夫精心治疗，大儿子身体好了，母亲的旧病也治好了，几十年再没犯过。二儿子也就是我就生在那间房子里。1956年，供给制改成了薪金制，父亲每月有130多元的收入，全家过的很安稳。1960年母亲参加工作，去了报社保育院作了保育员。

第六个住所：《山西日报》编委宿舍楼西单元三层

1960年《山西日报》盖起了第一座住宅楼，一共19户人家居住，人们习惯称为编委楼。我家先分得了西单元3层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后来增加一间成了三居室），有前后晾台，共约100平米。家具全部由公家配备。家里有了暖气和自来水。卫生间有座便器和大浴缸，每周供三次热水。家里高高的空间，深红色的苏联地板砖，从地到屋顶的壁柜，形成了那栋楼房的特色，是那个年代报社的高级住宅。

在编委楼，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食品供应紧张。母亲一方面像许多人一样，顿顿按定量过秤；一方面每周日去南面的农民菜地挖野菜，拾白菜叶。吃饭的顿数也由三顿饭改为两顿，顿顿半菜半粮。因为食品有限，先让孩子们吃，母亲只能剩多少吃多少。1962年后条件逐步改善，我父母的日子又轻松很多。三儿子就出生在编委楼。1963年大女儿到北京上了大学，二女儿上了中学，大儿子和二儿子上了小学，家里添置了蜜蜂牌缝纫机、熊猫牌收音机、自行车和苏式手表，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文革期间大女儿毕业分配进入兴安化工厂，二女儿去了铁建兵团。

二、从太原到大同（1970-1978）

第七个住所：大同雁北地委17号楼一层。

1970年7月，中央山西干部学习班结业，我父亲被下放到大同雁北地委。那时要求一周内全家搬出太原，腾房走人。我们全家大人孩子齐动员，整理打包，能卖得卖，能送的送人，我父亲忍痛卖掉了两平车多年攒的书籍。去大同时我父母和三个儿子只带了几只大包袱，其它行李一概没有。

插队下放干部专列上午出发，下午直接开到大同。先是住地委大院招待所，一周后给我父母分配了地委大院17号楼一层的两居室（一阴一阳）。地委大院位于大同城东门外，原是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一——洛阳拖拉机厂的家属宿舍和办公楼，因地基酥软，拖拉机厂搬至洛阳，这个大院就给了雁北行署，共17幢苏式楼，另外还有电影院、新华书店、商场、公共浴室、门诊部等服务设施，是当时大同市的顶级小区。它东靠大同的古御河，西临大同的古城墙，跨过支离破碎的旧土城墙，就进入大同老城。塞外高原的大同一年六个月供应暖气，每到冬天，路上积雪有四个月难以消融，家里水管流出来的水透心凉。

雁北地委所辖13个县，地委机关干部从各县买土特产很方便，所以母亲感觉在大同的生活比太原好，食品比太原丰富。在太原时一切食品按人口、按票证供应，连菜叶都不能多吃。大同却方便多了。我母亲经常托人买回广灵的小米、瓜子；灵丘的豆腐干；左云、右玉的莜面、糕面；阳高的杏；大同县的黄花、粉条、鸡蛋、山药蛋等。过去在太原过年时，只能割上一二斤肉，吃顿饺子就了事。大同过年却可以买半扇子猪肉、几条羊腿、一个猪头、几只兔子肉等，往外一冻，连吃一月。

大同烧火做饭不用煤糕、湿泥，炉子是砖砌的风箱火。大同是煤都，烧煤很方便。用大同制药厂生产的一种副产品——麻黄草引火，再直接放上煤面，风箱拉上几下，一大锅水就开了。做饭前必须提前把菜切好，面擀好。

在这段期间，大儿子去了大同轴承厂当工人，二儿子去了大同农村插队落户，三儿子上了中学，二女儿从铁建兵团分配到山西省电建公司卫生所。

第八个住所：地委大院10号楼二层

1975年，地委给我家调整了住房。10号楼位于地委大院的东门口，出入方便。我们住在二层，厨房和两个卧室全部朝阳，闹中取静，整日阳光满屋，极其亮堂。因面积不够，地委又在9号楼借给我家一间房。那时我父亲工作很忙，每天不着家。那个时候家里请木匠打了大立柜、沙发、床和书架等家具。

三、从大同到太原（1978-2001）

第九个住所：《山西日报》宿舍6号楼东单元四层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我父亲从雁北地委调回《山西日报》社担任领导，父亲说是归队了。我们又搬回了编委楼，这时已改叫6号楼，我们住在东单元四层。这是一套四居室的大户型，100多平米。家里第一次有了住宅电话。搬家时，大儿子留在大同工作，二儿子在神头电厂，只带回了小儿子。大房子常住人口只有三人，余出一间为我父亲做了书房。小儿子考入太原工学院后，学校没有宿舍，依然是早晨骑车上学，晚上骑车回家。在这套房子里，我家里有了彩电、冰箱、电话和双缸洗衣机。

住在6号楼时，大儿子调入《大同日报》社，二儿子调到太原《中国电力报》记者站，三儿子考入《太原日报》社。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新闻梦，也算是子承父业。

1988年底，我父亲离休，担任了山西新闻学会副会长。1989年，他又被省新闻出版局聘为8家报纸的审读员，同时审读《山西日报》，写作任务比过去都忙。在编委楼我家先后两次住了23年，是母亲住得最长的一个住所。

第十个住所：《山西日报》12号楼三层

由于年代太久，6号楼成了危房，1990年父母亲搬到了新盖的12号楼三层，这是一套四居室。住房面积约120平米，结构更合理了。新房依然是三阳一阴，还有个客厅。阴台阳台比6号楼的大。新房进行了装修。这一年母亲的大外孙考入清华大学，二外孙考入山西省实验中学高中部。

第十一个住所：《山西日报》4号楼西单元五层

2001年《山西日报》新盖了4号楼，这是为厅局级干部修盖的，是报社面积最大的住房，房舍面积近170平米，大客厅、大餐厅、大阳台、大阴台，双卫生间，大小五个卧室。新房宽敞完美，唯一的缺点是父母住在五层，人老了上下不方便。儿女们都搬出去住了，家里只有我父亲和母亲，我父母身边先后雇了多个小保姆，帮助料理家务。2002年，我父亲身患重病，养病期间，整理了自己的新闻作品集《报坛六十年耕耘录》，共四卷250万字，2005年出版。2006年，我父亲因病去世，这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大的痛。让母亲没想到的是，原省委书记胡富国调北京后，闻讯专程来并到家里看望了母亲。我父亲辞世仅仅五个月后，我们五个子女齐心合力，为父亲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报人楷模——康溥泉》，在报社内外反响很大。

母亲说：她这一路走来，福多于难，大大小小共搬了11次家，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时光流逝，许多往事淡漠了，这11个住所大部分被拆掉了，但是这11个住所以及住所里发生的许多故事却成为我母亲一生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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