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臭老九到烈火真金

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众所周知，大都被打入了臭老九行列，那些被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即使侥幸逃脱了批斗，但也一律靠边站了。

1978年我被分配到市建筑设计院工作。时值文革结束不久，经济发展刚刚转入正轨，百废待兴人才匮乏，知识断层青黄不接，许多老知识分子还未被解放出来。在院资料室我见到了几位老者，年龄大约都在60岁上下，他们并没有具体工作，每日只是喝茶看报，也极少与人交谈。听说这些人原是设计院的技术权威，文化革命中被造反派从设计岗位上撤了下来，多年在这里坐冷板凳而无人问津。

我喜欢浏览报刊杂志，所以经常光顾资料室，逐渐与这几位老知识分子熟悉了起来，其中一位老者引起我的注意。他瘦瘦的身材挺的笔直，灰白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口流利的南方普通话，很有学者风范。我得知他姓谢，人们称呼他谢工，是设计院为数不多的高级工程师之一。谢工系江苏苏州人，早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主攻结构设计专业，市内几个重大的设计项目均出自他手。

有人说谢工很清高，一般很少主动跟人交流。我主动与其攀谈，没想到谢工十分健谈，对我也非常热情。他谈起自己多年从事设计工作的经验，指出结构设计中，前期的考虑和构思十分重要，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才可能拿出经济合理的方案。并告诉我，设计前期不要急于施工图的绘制，必须对工程的全局做到有的放矢和心中有数，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返工和少走弯路。同时他还告诉我一些数据计算的技巧，当时还没有计算器，更没有计算机，进行复杂数据运算使用的是计算尺，特别容易出错。他提醒我在结构计算中，需要注意检查复核那些大数据的准确性，小数点以后的数据可以忽略不计。我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一时间还无法理解他的深刻寓意，能够得到象他这样德高望重的专家指教，心情异常激动。一种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没有虚伪，只有坦诚……

一年之后，院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资料室那几位靠边站被冷落的技术权威，恢复了应有的荣誉和地位，被安排进了院领导班子，其中谢工被任命为设计院院长。进行如此大的人事变动和班子调整，一是与建设四化的大气候有关，解放和重用知识分子是当时的主流；二是与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有关。

太原市有一座横跨汾河的迎泽大桥，是河西工业区连接市中心的交通要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谢工做为我市为数不多的建设专家，主持并参加了迎泽大桥的设计，因此与当时的市长有过一些接触，并在工作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六十年代老市长调任南京，但是谢工与老市长的交往并没有就此中断，淳朴的友情更加稳固且令人钦佩。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老市长难逃被打为走资派的厄运，遭受造反派罢官乃至无情批斗。时逢设计院的人去南京出差调研，迫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人人感到自危，个个避之不及，唯恐引火烧身，一行十多人竟无人敢去探望当年的老市长。只有谢工一人例外，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多想，他只注重技术，他只在乎人情，他没有考虑什么政治压力，也没有去想什么牵连。他不顾同事们的好心劝阻，执意一人前去探望已被罢官免职的老市长，令同行者大惑不解，觉得他非但不识时务，而且行为迂腐古怪，都暗暗为他担心为他捏汗。

粉碎四人帮后，老市长官复原职，1979年再次回到我市主持工作，走马上任后立即召集谢工等一批老专家商谈讨论城市建设和规划改造，并详细了解和关心设计院的情况。不久，谢工被任命为设计院院长。

谢工，在他60岁接任设计院院长职务，一时间使得我院名声大震，来我院洽谈业务的人如车水马龙，来我院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他经常穿一件灰色的风衣，举手投足极有风度，不仅技术精湛，而且讲话诙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谢工就代表着设计院的形象。然而，让我们肃然起敬的并不只是他的学者风范，而是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正直无私的高尚品质。

一个能够雪中送炭的人，一个能够患难与共的人，比起那些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小人，比起那些卖身投靠、落井下石的伪君子，更显示出坦荡无私、光明磊落的品质。真可谓：患难见知己，烈火见真金！一个能够在他人身处逆境，不怕遭受牵连而一如既往的人，一个明知风险遍布依然不畏压力风雨同舟的人，足以证明他非同寻常的品质所在，经过风雨考验的的人格毋庸置疑！

清楚地记得在一次仅有40%名额的调资中，谢院长主动让出了自己的指标。在他任职期间，率先开辟了我院的改革先河并取得了重大成绩，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尝到了领奖金的喜悦。难以忘怀谢院长对我的关怀和鼓励，为我破格晋升技术职称做了不懈的努力，我的进步和成长倾注了他无限的关怀。如今谢院长虽然远离我们很久，但他那特有的气质、少有的风度、高尚的品质、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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