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寿阳事件，349条生命的历史伤痛

2017-01-07 郭志珍武代玲 太原道

本文转载自《沧桑》，特此致谢！

1959年寿阳县的“挖粮集资”运动在三个月时间，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349人之多。50年代末发生的“寿阳事件”绝不是孤立的，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时代背景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集中反映了急于求成和脱离实际的思想倾向。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必然会导致实践上的急躁冒进。因此，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各地区、各部门争相不切实际的提高计划指标，贪多求快，急躁冒进。中共山西省委于1958年 1月向全省人民发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号召，指出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同时对全省工业、农业方面提出了后来曾被称作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二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的号召，使急于求成和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蔓延开来，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间实现，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消了，市场上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的问题逐步显示出来，结果抑制了社员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农业、轻工业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党的八届人中全会后，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热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谁对三面红旗有半点疑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事件始末

1959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10月29日和11月16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 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按16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 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一鸣惊人，扬名天下”，不顾灾后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民谚。

这些严重脱离实际、严重伤害群众利益、严重违背党的政策的错误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触。王之一等人拒不接受群众意见，既不认真调查研究，也不向上级党委请示汇报，坚持错误，独断专行，强行硬派，勒令完成。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为了使这场运动能够普遍展开，王之一亲自上阵，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甚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是全县八大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个公社。他们挖粮集资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罚也最残忍，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竟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此楼被人们视为是好上难下的“黄鹤楼”，全社的企业干部和农村主干，多数在此受斗。批斗中还组织有130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占全县死亡总数的一半。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在王维的直接插手下，杀气腾腾，乌烟瘴气。全村 952人中，有 121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惨无人道地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 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 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专设的“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ＸＸ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摔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置若罔闻，不予制止，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

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 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党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名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对受到摧残的人员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属以及其他困难户拨专款派人上门进行安抚，集资物款退还原主，国家拨出3000万斤粮食返还农村，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还派 219名医生下乡给群众看病，春节时又派300多名干部下乡慰问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尽力挽回极左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广大群众才重新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温暖。今天，审视这段荒唐岁月中的荒唐事件，就是要永远铭记其沉痛教训，为使我们民族不再麻痹，有必要重新进行认真的反思与剖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事件反思

“寿阳事件”过去已五十多年了。今天我们以沉痛的心情反思这段历史，总结其教训，给人的教益是很深的。

一．必须把防“左”作为经济建设中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来抓。邓小平同志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寿阳事件”告诉人们，“左”倾错误确实可怕，因为“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容易迷惑人。尤其在寿阳，建国前后都曾多次发生过“左”的错误，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每次都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给建设事业带来损害。这一历史教训都未能引起领导者的高度重视，因而旧病常发。为此必须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在经济建设中深刻总结汲取历史教训。

二．“寿阳事件”表明干部素质差是把好事办坏的重要因素。干部素质包括党性观念、法制意识、科学理论、文化水平等。和战争年代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全面具备这些素质显的尤为重要。“寿阳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不顾客观实际，盲目求快，急于求成，以致造成重大损失。

三．必须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寿阳事件”从党内讲，由于党委主要领导人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造成的，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人民受到严重危害。因此，为了有效地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产生，保证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正常发展，必须切实消除任何形式的个人专断。

山西忆旧之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