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执着（一）

儿时总觉得父亲很忙，常是半夜醒来见他伏案书写，桌上烟灰缸烟蒂一堆。有时回来早，晚饭后我会攀上他的双腿，搂着他的脖子玩会，但时间也不会太长，好像总有写不完的东西要去写。还有很多的时侯，他会去下乡、出差，也是一走多少天。当然他在家的周日偶尔会挽起袖子，试着给我们兄弟姐妹炸麻叶(油条)吃。每年过春节前，会率领我们打扫家，擦玻璃，糊窗纸。春节期间一定会给我们在铜火锅里一层层铺装上白菜、粉条、海带、烧豆腐、烧山药、烧丸子、烧肉片，用木炭在锅中间筒子里点上火，烧火锅吃。童年的我是快乐幸福的，一点沒感觉到家里有什么异样。

1966年夏末的一天，我带着小弟在院子里和伙伴们玩，突然来了一群人，在我家门上张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和地主、旧军官、右派字样，进家翻找了一番，拿走了些书藉。我一下子懵了，院里的老人小孩屏息围观，紧张的空气近乎令人窒息。所幸上会计学校的大姐不多会回家了，她见状二话不说，上前噌噌几下把大字报撕下揉团抛在了垃圾筐。此时，我才松了口气，但是父亲的问题却象石块般压在了我的心头。

父亲1925年11月25日出生在太原，儿时曾在太原府阳曲县高等小学堂即校尉营小学上学，1936年秋随祖父母回到了家乡山西辽县麻田村。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华北正面战场打得激烈，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到达晋东南及与河北河南交界地带，开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辽县位于太行山脉中段西侧，北连和顺，南连武乡、黎城，西邻榆社，东与河北邢台、武安、涉县接壤。在1938年4月129师收复晋东南武乡、长治等18县城，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础后，辽县即成为了抗日根据地之腹地。

1938年秋，辽县第三民族学校由县城迁至距麻田村20里地的桐峪村，父亲即在这里上了高级班。三民校的校长当时由县长欧阳景荣(牺盟会员，共产党员)兼任，主任是王修德。1939年春校长由皇甫束玉(牺盟会员，共产党员，解放后国家第一任教育部长)担任。父亲在这里继续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世界大同等教育，播下了信念的种子。同年4月(四·四儿童节)在全县举办文化知识大赛中，代表三民校参赛得了第一，当时也是小有名气。9月毕业便被选送到距麻田村东北约30里地的泽城村，晋冀豫区所办路东(晋东南应战时需要以祁县白圭到晋城的白晋路为界划分，路西为太岳区、路东为太行区)干部学校学习，学校分设干训队、师训队等，1940年干校改为太行中学。

1941年秋，父亲于太行中学毕业，便被选派当了教师，加入了播洒文化知识和革命种子的行列。这年他16岁，与已订亲的三民校初级班校友、桐峪村他姥姥家房后院子居住的我母亲成了家。也就在这一年八路军总部(彭德怀)进驻了麻田村，祖父的院子里住进了电话班。

祖父生于1888年(清光绪14年)，儿时丧母，大哥帮父务农，自己带着三弟被垦荒置地顾及温饱后的曾祖父送去桐峪村读私塾。后与三弟双双考入辽县(州)高小，毕业后又双双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堂，临近毕业时三弟于太原教会医院病逝，恰逢国之改朝换代，他于民国元年即1912年考入了北京清河陆军中学堂。1914年考入河北保定军校二期步兵科，1916年毕业入晋军，先在山西介休后调太原。1925年时37岁的祖父已由见习军官排长起，历任连长、营长至中校团副。

1925年5月，祖父因同情太原学生抗房屋估价税，被闫锡山悬赏500大洋通辑。在保定军校同连同学，时任闫锡山警卫团长的杜春沂帮助下，不得已撇下祖母和尚未出生的父亲，离开太原南下广州，投奔保定军校同连同学，时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及学兵团长的刘峙，在黄埔军校顺利当上了兵器学理论教官(前提条件是军校毕业且须有校级军衔)。同时加入黄埔师生军，随刘峙参加了二次东征。1926年7月，随军北伐，升任上校团长，参加了攻克武昌吴佩孚部战役。战后刘峙率部赴江西战场讨伐孙传芳部，祖父则选择留在武昌应战事需要成立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继续任教官。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内部因对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致使国共合作的北伐陷于停滞。7月宁汉合流，清党反共的白色恐怖弥漫武汉三镇，黄辅军校武汉分校(6000余人)也被停办。学校有人失踪了，有人随政治总教官共产党人恽代英去江西(准备南昌起义)了，师生中大部分人被分別编入国民军张发奎、叶挺、贺龙部。祖父实在是看不懂这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从进黄埔军校同学刘峙劝他加入国民党，到武汉分校解体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动员他追随共产党，他都一概坚守“君子不党”的信条，加之经历了血腥惨烈战争，劫后余生滋生了厌战心绪，最终选择了返回家乡。

1927年8月初，祖父回到太原，在山西大学校(堂)读书的侄儿(大哥的儿子)处获悉，自己得了儿子，妻儿均由大哥安顿在麻田村。此刻祖父着实激动，想想自己成家多年，长期在外求学，在军旅磨爬滚打，形只影单中信了基督教以慰孤寂之心。期间祖母生过几个孩子均未成活，伤心悲泣致使两眼视物模糊，后收养一女(我的大姑)也有7、8岁了。现得知祖母与父亲安康，心里委实向往家的温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准备见过同学杜春沂后便回老家探望祖母和父亲，并另谋生路。

此时正值闫锡山响应北伐，于1927年6月就任南京政府授予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7月刚进入改组后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晋绥军也随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序列，并进占石家庄，与张作霖部形成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时任闫锡山警卫旅长的同学杜春沂，之前知闫曾向国民政府去电索派黄辅教官为新更名的北方(山西)军官学校引进黄辅经验，故随及把祖父返并之事报告了闫锡山，并获令召见。之后祖父重返晋军出任兵器学理论教官，少将军衔，并参与兵器研制、试验等。随后在太原东来巷租了房子，中断音讯两年的一家人也在此团聚了。

当时晋军和军工生产都在扩充，用钱的地方多，于是闫锡山便责成山西省银行发行纸币。纸币与银元是1：1兑换，军饷也按一定比例的纸币和银元发放。到1930年时，山西纸币已成为华北甚至西北地区的重要流通货币之一。1930年11月中原大战后闫锡山战败下野，山西纸币信誉崩溃，纸币与银元比价一日数变，后在大规模挤兑面前宣布停兑，直至1932年初闫锡山复出，发新币与银元1：1、与旧币1：20兑换。而祖父之前就觉得银元牢靠，故每每发饷后便及时将纸币兑换成银元，并将部分银元捎回老家，让大哥在麻田村陆续置办了些田产、房产，同时在太原五拐巷购置了一处院子，期间经济上沒有受到大的冲击，一家人平稳度日。

1936年2月，红军由陕西渡黄河入山西东征，意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救亡图存，闫锡山力剿红军，并电请中央军入晋相助。5月红军回师陕西，中央军却滞留不走，一时间山西境内，太原城兵满为患。此时的祖父对政治形势和战事发展依然看不懂，加之胃病常犯，故于1936年秋请假回乡养病。离开太原时，用几辆带席棚的马车(驾窝)，载着一家老小，穿过繁华喧嚣的城市，一路随着马蹄、轱辘、铃铛声响，进入了山青水秀的太行山脉，清漳河畔，回到了阔別多年的麻田村。

麻田历来就是村镇合一之地，逢年过节赶集时，一条街上门面店铺两溜，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祖父一家住进了曾祖父分给他的院子，即祖宅后院。院子四四方方，地上用河滩卵石铺设着南北东西十字交错带花纹图案的两条道，南面是前院祖宅北房后墙，北面是二层小楼，东西分别有瓦房，北房与东房后面还有一片空场地，场地南面一溜简易平房堆放草料杂物、粮食等，房前有一台两人推不动的大石碾和一台石磨。而他让大哥后置的房产则在街面上，地产也分租给村里人种。祖父回村后深居简出，布衣素食，寡言少语，深夜看书不眠，上午过半起床，下午有时或给村里人代写写信、或去同村舅家与表哥闲聊聊、或去地里看看庄稼，每天照例不误督促父亲念古文。因他排行老二，在军队做事，村里人不约而同称他李二官，或许辽县史上仅他一名保定军校生，故在当时的辽县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1939年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闫锡山部驻扎在晋西南，面对由自己同意经薄一波组建实质共产党占据领导地位的新军(牺盟会决死队)日益壮大，不免心生惧意。经一段时间酝酿，12月1日闫锡山下令首向新军二纵队开火，就此爆发了“晋西事变”，事变中蒋介石派中央军入晋东南，借助闫打击共产党。此时，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已于9月进驻辽县桐峪村，10月晋冀豫区决定在辽县搞实验县，主要内容是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巩固抗日统一战线。1940年1月、2月晋冀豫区两次在桐峪村召开辽县、黎城、涉县士绅座谈会，号召大家团结抗战，并介绍边区政府(冀太联办)施政政策。祖父当时即表明态度支持抗日，并将在麻田后置办的几处房子和60亩地捐出。

1941年4月起，为筹备晋冀豫区民主政权建立，按照“三三制”(共产党员、非党左派、中间派)建政原则，各地各派各界开始推选参议员候选人。期间祖父也被定为辽县参议员人选，八路军多次上门动员他出任参议员候选人，他则坚称身体不佳婉拒。7月1日八路军总部进驻麻田村，彭德怀副总司令听说此事后，亲自找到祖父再次动员，他仍然笑而不答，固执己见。7月7日历时近40天的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桐峪村召开，会上决定将鲁西33个县划归晋冀豫区，故改为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并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会议期间父亲与同学们前去演出庆祝，同时对祖父的行为极不理解大不滿意，父子由于观念相左，至此始见面基本不过话。

1942年初，日军开始对辽县抗日根据地大扫荡，重点对麻田村八路军总部合击，5月副参谋长左权在距麻田村东北约20公里处的十字岭(岭西山西辽县，岭东河北涉县)指挥突围牺牲，9月辽县改为左权县以示纪念。此间边区政府相继颁布了除奸反特、减租减息、新婚姻法等政策。

1943年5月，太行区军民在反扫荡中胜绩频传，期间祖父也是随村民共同历经了多次上山坚壁行动，7月1日开了庆祝大会。不料之后在麻田村发生了彭德怀警卫员被本村风流妇女引诱至死事件，八路军除奸反特部即展开调查，村子里被疑是汉奸特务的则进行隔离审查。祖父大约是从晋绥军所回缘故，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在田间帮我的母亲撵麻雀时被帶走，待母亲返回家时只见房门已贴上封条，祖母两眼茫然流着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两名战士来到院中，叫母亲一块进屋并上北房二层阁楼搜寻一遍，和祖父关联大的一是些历史古书，二是两套料子军服，随及拿走一套、留下一套。

几天后祖父的侄儿捎回一张纸给母亲，说是村里发的“悔过书”，凡上面有名录者都签名自己贴到村中大槐树上。母亲一看是“特务悔过书”，名字一大串，都是村里人，自己也在其中，一时间村子里人心惶惶。母亲遵命将纸贴到大树上，感觉走路也抬不起头来了，又想这一贴不是承认自己是“特务”了吗？于是嫁到麻田村2年刚18岁的母亲，去找了贫协会说自己不是特务，要求澄清，并去撕下了“悔过书”。8月在麻田村开公审大会，会上宣布了为“悔过书”上名单者平反，枪毙了几人，祖父则被送往距麻田南10来里地的小树沟村继续审查。

俗话说祸不单行，随之父亲被莫名其妙怀疑在三民校上学时加入三青团而隔离审查。去了左权县城才知，被找到的三民校同学大都集中在这里，原来当时县政府(县政府是闫锡山国民政府，县长由薄一波推荐共产党人担任，主任由政府任命)要求学校发展三青团员，学校主任王修德就将高级班全体同学名单造表交上应付差事，而同学们一概不知。事发后主任害怕跑了，之后便让同学们各找保人保出了事，却不知在个人档案里留下了一笔沒有定论的印迹。

沒几天祖父病犯，食不下咽，八路军通知家人前去照应。我的母亲即胳膊上挎篮，篮中放着中药、食物，每天上午去下午回，照顾祖父喝药、吃饭。祖父和几个人被看守在小树沟村边山根一处孤房中，母亲每天去了要捡些柴禾，用三块砖支起个灶，把小锅架上熬药、煮饭，急急忙忙中自己常是顾不上吃喝，满嘴起着泡。两个警卫战士看母亲辛苦，就主动帮着拾捡柴禾备好，有时还从军灶带回个馒头给母亲。就这样母亲每天往返麻田与小树沟间20来天，祖父则每天在母亲将要离开时才开口说一句：早点回吧。之后祖父被转回麻田村看守，几天后病逝。父亲得到通知，将祖父接回安置在院东空场地，在静默中把那套军服给他穿上，母亲则提醒系好风纪扣。此时正值夏秋之交，滿地的庄稼迎风摆动，55岁的祖父确实是看不懂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也沒有从事任何国民党特务活动，却带着这疑是非是沒下定论的特嫌问题饮憾离去了。

9月正值赵树理在左权县横岭村调研后出版《小二黑结婚》，为配合边区政府宣传新婚姻法的实施，父亲被抽到左权县剧团，同剧团人一道由他执笔改写《小二黑结婚》剧本，并扮演剧中人物小二黑，走乡串村和赴太行群英大会演出受到表彰，一时间这个故事在百姓中广为流传。1944年，父亲正式在左权县剧团留任剧务主任。

1945年春，抗日战争胜利在即，父亲被选送到东邻麻田的河北涉县太行行政干部学校(前身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学习，学校校长是刘梅(解放后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当时学校由太行区各专属选送的基层干部几十名组成干部队，做为县、区长培训后随军进入新解放区开辟工作；另有从太行联中转来的青年学生队。学员们在这里学文化，更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方法等。由于教师缺，父亲在学习中又兼顾教授干部队、学生队学员们文化知识，学习和工作热情高涨，政治觉悟增强，认定共产党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于是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1945年8月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围绕受降问题国共展开斗争，国民党命令八路军就地待命，共产党发出寸土必争号令，双方同时聚焦于均无兵力占据且已由苏联军拿下的东北，随及谈判在重庆开始。9月闫锡山发动上党战役，拉开了国共内战序幕，10月晋冀鲁豫军区各纵队打败晋绥军长治外围援军、守军，太行干校干部队的干部大都随之派往晋东南、冀西、豫北各地开展工作，父亲却因为外调祖父的特嫌和自己三青团疑是问题无结论而未被批准入党也未外派工作。之后学生队的青年学生也都分配进入军队、政府、报社等工作。

20岁的父亲，年轻火热的心骤然遇冷，情绪低落并感到茫然，原本想家庭出身不由人选择，走革命的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谁料上述两个疑是非是的问题却如同两个沙袋缚于两腿，举步维艰中也不知下步迈向何方。(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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