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的高墙上有个洞”——《出走与逃亡》之一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国际著名设计教育家，知名设计评论家，艺术策展人
“幼儿园的高墙上有个洞”
——《出走与逃亡》之一
苏丹
矿机幼儿园活动场地上的文艺演出，1971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都把毛泽东主席比作红太阳，而伟大领袖则把少年儿童比作八九点钟的太阳，代表着未来的希望。 矿机幼儿园位于社区的东南角，是每一天里阳光最早抵达的地方。所以正确的逻辑该是太阳和向日葵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理所应当地尽享阳光雨露的优先权。幼儿园在规划中的选址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政治策略。
幼儿园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矿机幼儿园的南边是享堂村，一个完完全全的村落。这种空间关系正好精确地对应着我童年的时间关系，因为我的幼儿园时光正是一个从乡村生活进入工业社会教育体系的过渡期。
幼儿园地势北高南低，故分为前后两院。前院在北，为生活区。由北向南分布两排硬山坡顶平房，一排是活动室，一排是寝室；东西两端东为库房，西为茅厕；库房向南贯通厨房，成为整个园区东侧的屏障。西侧茅厕体量短小面对寝室西墙，形成一条隐蔽的通道，孩子们每天定时被组织在规定的时间中轮番如厕。这半开放性的旱厕被寝室高大的山墙遮挡着，阴暗潮湿，这里是苍蝇家族的乐园。它们在此觅食、繁衍、成长壮大。成蝇们气势汹汹地翱翔，白白胖胖的蛆虫无知无畏在墙壁上摇头晃脑地攀登，到处都是它们的影子。
陈流作品《云之上．虫天下》系列，2015年
陈流作品《云之上．虫天下》系列，2016年
幼儿园大门有两处，印象中那拱形的双开大门中一个位于东北角，是铁皮的入口作用，每天家长从这里把哭哭啼啼的孩子送进来；另一个大门在西北角，是木质的，每日黄昏孩子们欢呼雀跃回家去。
幼儿园上下学接送
安东尼奥尼《中国》纪录片影像资料，1972年
•时间
幼儿园的设置与其说是一种福利，不如说是工业制造业对工人们的时间进一步的控制。上班之前人们就先把孩子交到一群陌生人手中进行看护，然后自己再全身心的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下班之后带着一身的疲惫和懈怠再去接孩子、做饭，留给家庭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垃圾时间了。回到家里的工人们基本上没有精力和兴趣和孩子们相处、玩耍，他们大多被榨干了最后的一点活力。他们对幼儿园充满信任，认定这种抚育模式是经过科学分析和验证的，是绝对正确的。同时他们对时间的计量和盘算，忠诚地按照钟表的刻度进行严格的自我控制。工业社会里的时间形态也像工业制品一样保持着明确的、规则的特征，比如表盘的指针、刻度；也是均匀和清晰的，如收音机里的报时，钟摆的撞击；还是充满紧迫感的，如上班时吹响的号角、下班时拉响的汽笛，更不用说早晨突如其来的闹铃。
反观农村的时间系统是涣散的，都是自然事物在扮演提示的角色，如太阳、月亮、向日葵、阴影、公鸡，它们具象、生动、从不追求精准。涣散的时间体系给了人们包容，让生活变得从容，使态度变得淡定。和农业社会基本顺应自然和天性的生活方式相比，工业社会对人生活实施了严格苛刻的管理，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娃娃开始抓起。如此，每一个孩子的作息都按照“现代人”的标准进行规范，幼儿园就是一个单调的训练场，是根除野性的手术台。
幼儿园午睡的房子位于北边第二排平房最西侧的一个大房子，入口在北向，南侧的窗外是食堂掌勺的李师傅种植的花圃。这个坡屋顶的房子南北朝向便于通风，顶棚糊着毛边纸，墙面刮着大白粉漆着墨绿色的墙裙。孩子们睡眠的小床是木质隔栅状的，漆着太原人钟爱的粉绿色油漆。它们整齐地纵向排列成四排，中间留着两个通道，供孩子们排队出入这肃穆的睡眠环境以及端着尿盆的阿姨们快速通过。
午饭之后在老师们的训斥和催促下，大多数孩子安然入睡，寝室里一片静谧。和煦的阳光穿过窗户把严格的栅栏们的影子放倒在地上和小床松软的被褥上，如同伸向梦想天堂的天梯。大多数孩子在无聊中安然睡去，但乏味并不能完全缴械所有人的好奇和活力。此时此地，总有几个不安分的孩子蠢蠢欲动，他们在这半开放的牢笼中制定着“越狱”的计划，营造着快乐的时光。
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没办法、这是天性使然。在那压抑的午觉时段，我先是乖乖装睡以松懈威严的阿姨们的警惕，当她们撤销令人窒息的来回巡视之后，我就开始主宰这个静悄悄的空间。我的清醒让我获得了无比的自信，坐起来环视四周全是僵尸一样的睡姿。我蹑手蹑脚翻过栏杆，然后气宇轩昂地在笔直的走廊中踱步，如同检阅庞大军团的将领。在两侧林立的栅栏中穿行，还有一种监狱中看守的心态，幸灾乐祸且无限荣光。有时候还会意外地发现其他的“活体”，于是这种孤立行动就晋升为有喝彩和掌声的表演。一个叫侯美生的小伙伴也是不午睡的常客，我和他在寝室的两头遥相呼应，每日里在静悄悄的寝室中营造窃取欢乐时光后的庆典。
安东尼奥尼《中国》纪录片影像资料，1972年
•伙伴
幼儿园里的小伙伴都是矿机的子弟，许多人一辈子朝夕相处。我离开社区的时间比较早，因此就更加珍惜和那些同龄玩伴儿在一起的记忆。但是照相毕竟是一件异常奢侈的事情，那段时光只有脑海中的浮光掠影而没有确凿的影像证据。唯一次的合影是在将要离开幼儿园升入小学的前夕，我们被带到俱乐部宽大的台阶上，排成整齐的阵营然后拍照。这弥足珍贵的影像是追寻记忆最有力的抓手，面对它我方能大胆地潜入记忆深 处去捡拾被岁月风化的沙尘掩埋的碎片，并拼合成所谓的历史。
矿机幼儿园毕业合影（苏丹：三排右三 ）
一个叫李卫东的小伙伴的面容和被他父亲从班级里接走时的图像，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因为在后来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随他父亲出差的他被掩埋在了废墟之中，永久的离开了我们。他的父亲在叙述孩子最后的生命时刻时，提到这位同学和他父亲说：“爸爸、我想喘气......”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回忆。
另一个记忆深刻的孩子就是那个和我一起总不睡午觉的侯美生。他不睡午觉，在午觉之外的时段更是活力四射，不断惹是生非。最暴力的一次是他和另一个小朋友打架，张嘴咬了对方的小鸡鸡。
唐志刚作品，《中国式童话》系列，2005年
唐志刚作品，《儿童开会》系列，2004年
还有一个记忆清晰的伙伴是发小武旭锦。相信这位小伙伴儿自出生起就是人类中的巨婴，他的父母都是身材高大的运动员，遗传的因素导致在那个普遍营养不良的时代，他依然比同龄的孩子大出一圈儿。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他是学校的体育明星，每次运动会都会拿到许多令我羡慕嫉妒恨的奖品。后来他一度保持着山西省铁饼、铅球两项纪录。幼儿园时的他在孩子中像个慈祥的大猩猩，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围裙以防止口水和菜汤弄脏衣服，但他红扑扑的脸上依然涂抹着被袖子蹭得乱七八糟的鼻涕的痕迹。过家家时武旭锦总是扮演长者的角色，一次伙房大师傅安排我们大班的孩子协助他掰豆角，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坐在柳条编织的簸箕旁边，一边用粗壮的手臂把我揽入怀中，一边把掰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生豆角友好亲切地塞入我口中。我无法抵抗这份友谊，硬着头皮吃下去这一段段略带点甜味但生涩的豆角，直至头晕恶心阵阵袭来才开始推脱和抵抗这份来自强者的善意。这是我一生中吃生豆角最多的一次，它对我造成的伤害凝固成了对豆类植物的一种深深的恐惧，很久之后才渐渐消除。小学的时候看到了连环画格列佛游记之《大人国》，其中暂居在大人国王宫中的主人公被一只猴子抱走的经历，让我仿佛重温旧梦。
矿机幼儿园同班伙伴武旭锦
•挨揍
我小时候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这是对迥异的环境艰难而又缓慢的适应过程，这种心情让自己对周围的一切变得迟钝。于是当阿姨们发出各项指令的时候，我总是慢一拍才响应。无论是老鹰捉小鸡活动还是丢手绢的游戏，我总是那个最倒霉的孩子，不是因掉队被捉就是呆若木鸡全然察觉不到同伴们丢给我的“包袱”。
老鹰捉小鸡
安东尼奥尼《中国》纪录片影像资料：，1972年
只有在自由活动的时候，最佳的状态才会附体，自己会非常投入的在狭小的院子中寻找乐趣：可以在砖的缝隙里把半个橄榄形状的潮虫赶出来；会用碎玻璃片挖掘蚁穴，直至那种长着翅膀的蚂蚁仓皇出逃；我敢用小木棍去干扰扭动着前进的毛毛虫或一曲一伸前行的尺蠖，然后秒杀它们；后院里厨房门口的高大合欢树上寄宿着无数有着鲜艳里衬的灰色蛾子，它们是我在幼儿园里最美好的记忆......
然而好景总是不长，每当玩儿兴正浓、踌躇满志的时候老师集合的口令就突然急促地响起。当小伙伴在老师的严厉呵斥下惊恐地鸟兽般散去时，院子里只留下了沉浸在这种快乐中不可自拔的我，霎那间老师的暴揍狂风暴雨般的袭来。那个长着一副冬瓜脸的年长阿姨身手利落，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右手掐住我的脖子，再用左手随心所欲地在我脸上、头上和身体上一顿乱抡。那个奉行“打是亲骂是爱”的时期，老师打孩子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而且为了给“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教育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这种体罚大都从娃娃开始抓起，所以阿姨们心安理得在幼儿园里堂而皇之地出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调皮捣蛋的孩子大都是接受此种教育手段的首批收益者。
但我绝对不属于不安分的类型，只是表现愚钝，而且越被打越愚钝。挨揍之后的我对这位年长的阿姨产生了惧怕，而这种惧怕像是一个可以不断自生的系统，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迟钝，然后兑换成新的痛击。接二连三的暴揍除了肌肤之痛以外也加重了我的疑惑：这阿姨打我的时候嘴里还不停地责骂着，像是充满了敌视。今天我汇集各种迹象理性分析之后，猜测这是源于城市对乡村的歧视和偏见。
因为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娃，从口音到肤色以及生活习惯都是如此。这种状况和工业时代的美学系统显得格格不入，那个阿姨想必认定我就是农民合同工的子弟。在毛的时代，强调工农联盟对社会的作用，所谓“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是差别和歧视从未消除，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我想这是文明迭过程中的必然，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一次我漂亮的表姨来幼儿园接我，她的美丽惊诧了那个阿姨，她不解地一直问我道：“那真是你的姨！”
张炜作品《和平战略-2》，2010年
张炜作品《和平战略-3》，2010年
•逃跑
对我来说，幼儿园真是一个灰色的牢笼。 我一直怀念农村里那没有被切分的时光，那种时间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它在一天之内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同布满漩涡的水面，围绕着我们关注的事件而扩大。人主宰着时间。
回到城市现代社会之中后，时间变成了僵尸和腊肠。社会把它机械地切成一段一段，并牢牢控制着喂食的分寸。人在杀死时间的同时也被成为僵尸的它所控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患上了强迫症。我们的思想意识中留下了时间的灼痕，并永远地隐隐作痛。
在农村提示时间的都是自然中的事物，太阳、月亮、公鸡、旱烟、燃香。它们对人的提示是有温度的，还是启发性的、友好型的。它蹑手蹑脚地出入于我们的意识中，我们也可以相对自由地支配时间，直至夜幕或黎明的边界。
在幼儿园里被剥夺的首选就是时间的支配权利：规定的时间入园，规定的时间离开；规定的时间里游戏，规定的时间里睡眠；规定的时间里吃饭，甚至在规定的时间里便溺。时间被晾干做成了抽打的皮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挥舞着，我们在它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直到变得麻木。
安东尼奥尼《中国》纪录片影像资料，1972年
这种对管束的不适让我产生了逃跑的念头，我想对于一个弱小的孩童来说，这是摆脱这种困境最为本能的方式。于是我开始寻找这个森严壁垒的缝隙，仔细打量那些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以及阻断和外界联系的高大围墙。幼儿园日字形状封闭的格局就是一种防范意识的体现，犹如一个放大的四合院落。而建筑的立面也是内向型的，门和窗的朝向不是依据日照而是围绕着院子。活动室里主要的窗户都面向院子，用来通风的北向窗户虽然通向外界，但是又小又高，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一出一入的两个大门平时紧紧的闭着，只在家长接送时开放。即使在院子里，我们的活动范围也是严格受限的，并且绝大多数时候都在老师们的严密注视下。
最后我终于在建筑和围墙的交接处发现了破绽，那是位于西侧的围墙和厕所相接的地方。土坯砌筑的墙体坍塌了一半，形成了一个V形的缺口，倒塌下来的墙体碎块堆积在缺口处形成了一个斜坡，仿佛上天为我铺就的一条通往自由的隐秘之路。
接下来就是寻找逃脱的时机了。平时我们上厕所都是在统一的时间里进行，老师会带着我们排着队进入指定蹲坑位置然后焦虑不安地等待那种紧迫感到来，这个时候逃离老师的视线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发现也有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在这个安排之外的时间里突然来了便便的感觉，也可以请示老师。更令人喜悦的是，有的时候老师脱不开身就会让孩子们自己去厕所，我判断这就是唯一的机会了。
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谎称内急获得恩准独自如厕，在勉强排出几滴尿液后，我转身奔向那个出口。当我跳下和我身高相差无几的围墙缺口时，心里一阵狂喜。我的脚踩在松软的腐叶堆积的泥土上，阳光穿透树枝的遮拦扑面而来，仿佛在向获得自由的我庆贺。穿过这疏影斜横静谧的地带，我的身影消失在一片灰色的楼群之中......
逃跑路线图
•游荡
我读幼儿园的时候，正是矿机宿舍大兴土木的建设期。压路机气势磅礴地碾过稠粥一样的黑色沥青；灯光球场的大坑内，推土机怪叫着上上下下正在挖掘、搬运；主路南侧的二层平屋顶外廊宿舍楼也正在建设，到处都是码放整齐的砖垛、松散的沙堆以及满身泥垢的懈怠的搅拌机等。这种活力和清规戒律主宰下幼儿园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才是顽童的天堂：在沙坑里翻跟头，从高处跳向沙堆，钻进控制的机械设备内部窥视外部世界......最有创造力的项目是在砖垛的中间自己砌筑歇身的小房子，通过对砖垛的加减，我可以很快完成一个围合，并可以躺在其中睡一个自主的午觉。没有积木的年代，这是我的建造意识萌发的开始，充满了趣味。
游荡的时日里另一个好的去处就是合作社和菜站，因为那里说不定会搞到吃的。合作社是一个二层的小楼，一楼销售烟酒副食，二楼售卖日常生活和学习用品。挤兑物质享乐的年代里，这里支撑着全社区的基本生活供应。那些包装简朴的香烟和劣质的果酒 尽量发挥着色彩的作用，用刺目的颜色装点商标来表达傲慢。它们被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玻璃的柜台里，整洁的搁架上，释放出诱惑的光彩。对我们来说五颜六色的糖果就是唤醒童话的药丸，多看几眼都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在二楼，有几样遥不可及的玩具：一支小马枪和一辆漆成湖蓝色的三轮脚蹬车。小马枪的枪筒上有一个带着细绳的塞子，一扣扳机就会砰地一声把塞子击出。在后来近十年的时间里我曾多次梦想拥有那只玩具马枪，到了电影《烽火少年》和连环画《连心锁》出现时，这种强烈的愿望达到了顶峰。然而梦想成真的时候我已经是快三十岁的年纪，我从工艺美院宿舍别的教师遗弃的物品中拾得一支玩具马枪，并把它悬挂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
奇怪的是在那满街游荡的时候，我竟然没有饥饿感，晚上自己还能装模作样的回到家里做出一副饱餐一顿之后的满足状态。令人费解的是幼儿园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孩子消失了一整天，没有人和父母联系，父母也没有从我身上看出有什么疑点，他们坚信幼儿园严格兑现了接班人从娃娃抓起的庄严承诺。饱餐自由之后的满足感抵御着饥饿，防止家长、老师、兄长发现的警惕也从另一方面增添了逃亡和游荡的趣味，我深深痴迷于这种自由散漫的状态之中，感觉自己因为主宰了自己的时间而像个国王一样……
苏丹（最右）于安徽铜陵，1972年
（由于还未完全征得相关当事人同意，故对其他人员面部做了遮盖处理）
•再逃跑
我如饥似渴地爱上了逃跑和游荡，但又精确地把握着上学和逃跑之间的平衡，因为深知饥肠辘辘的感觉不可能持续。逃跑犹如消弭困顿的酒精饮品，令我生机勃勃；游荡好像食不果腹的日常生活偶遇的饕餮大餐，让自己情不自禁且难以自拔。于是，幼儿园时期的逃跑变成了一种周期性发生的新常态，它是我乏味童年记忆里最灿烂的光辉，残留着野性、释放着欲望，如同灰色画面中金色的一抹，若隐若现、妙不可言。
然而幼儿园毕竟是一种经过严密设计的制度化的机构，我的行踪还是露出来些许马脚。尽管我从这种严密的系统中窃取时间的行为侮辱了制度本身，但它的系统还是发出了警觉的铃声。幼儿园教师从我飘忽不定的身影，父母从我回家后不整的衣冠和偶尔闪现的狼吞虎咽的吃相上都发现了一些端倪。问询开始了，我信誓旦旦地表白，甚至运用了“向毛主席保证”这样庄重的誓言。
大我两岁多的哥哥的监督和揭发最具杀伤力，因为他有同龄人的动念，并且在一个家庭中的竞争让他有了更加积极的态度。记得有一次我在合作社里闲逛时遇到了他的几个同学，自己立马感觉到要有麻烦。果然，不一会儿的功夫，那几个同学带着他气势汹汹来到合作社里楼上楼下进行搜索。我机智地藏在了一楼大铁门和墙体构结的死角里躲过了他们的围剿。回到家里后，父母好一顿地拷问，我百般抵赖好歹蒙混了过去。后来我找到了一定的规律：一听到激动人心的运动员进行曲和铿锵有力的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音乐，就远离学校，以避免“放风”中的他们发现我的行迹。
就这样，幼儿园时期的几次逃亡给我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我像一个动物园中暂时挣脱笼舍的斑马，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在我的记忆中，不想去幼儿园的孩子有很多，但这种反复从高墙中逃亡的案例恐怕少有。我对幼儿园的恐惧来自于孩童的天性对工业文化的排斥，这是一种本能。因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初始，我依然野性未脱，这是我冲破牢笼的最根本动力。
然而我终究无法抗拒这个驯化的过程，被规律、规则征服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宿命。
幼儿园建筑设计“通向世界的立交桥”，黄勇，1987年
感谢为我提供作品支持的云南艺术家唐志刚、陈流、张炜，建筑师黄勇，部分照片提供者尚晓东、武旭锦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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