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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艳兵 | 符号像落叶般飘散 ——一本有关后现代的书
专栏
著译者言
有关后现代的著作出版，如果不经历一番“延宕”，恐怕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延宕”既是后现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也可以成为后现代研究的借口和原因。这部有关后现代的书稿于2016年年底就全部完成，后记早在2017年4月18日就已经写定，而该书的真正出版几乎是在整整3年之后。当这本书最后以某种偶然的方式呈现在我的书桌前时，已经是2020年7月的最后一天了。最初设计的书名是“多面的后现代”，这个书名应该包含“多面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多面性”两个意涵：首先，后现代是复数的，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后现代，很难有两个研究者对于后现代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于是，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后现代的不一样的论述，就形成了众说纷纭的后现代。其次，后现代无处不在，后现代形形色色，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后现代。在这个后工业化社会里，似乎一切都与后现代不无关系，诸如后现代建筑、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文学、后现代哲学、后现代历史、后现代教育、后现代神学、后现代法律、后现代伦理学、后现代科学……终于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和研究领域“后学”。由于本书写作涉及领域众多，诸如文学、哲学、历史，甚至包括建筑、艺术等，构成一幅多面的后现代图景，因此便取名为“多面的后现代”。然而，这个书名最终没有被出版社采纳，据说是因为这个书名的意思太多、太隐晦，且包含诸多不确定性。于是，书名改成现在这种四平八稳、没有灵性的样子。后现代的某种不确定性终于被限定在一个确定的框架之内了。
无论对后现代持怎样一种态度，欢迎也好，拒斥也罢，都不能否定后现代的存在以及它的影响和意义。后现代在西方乃至全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必然性，其影响与意义不能被轻视或忽视，当然，也不可能被轻视或忽视。这方面中外学者的论述颇多，这里选取三位著名学者的论述，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一是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他说：“只要资本制度依旧盛行，形象工业的每一项新进展都会扩大后现代的辐射范围。就这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后现代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是预先注定了的。”[1]也就是说，后现代与资本制度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后现代与资本制度相伴而行，如今的世界日新月异，但资本的势力有增无减，全世界的资本都联合起来了，后现代如影随行，其迹象也就随处可见。二是法籍华裔学者高宣扬，他说：“不管人们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什么样的不同态度，后现代主义确实已经全面冲击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以及生活结构，特别是影响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风格，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有关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各种重大问题。在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这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之后最深刻的一次精神革命、思想革命和生活革命。”[2]高宣扬对后现代评价更高，他认为，后现代的价值和意义仅次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三是中国学者王治河，他说：“作为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场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影响的广泛性上看，在20世纪，除了马克思主义，大概当属后现代主义了。”[3]在王治河看来，后现代主义是一次仅次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风靡了40年左右，至今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仍弥漫在各种思想和生活的言说之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教授里查·A.福尔柯甚至提出“追求后现代”的口号。他认为：“现代世界的错误在极大程度上同错误地强制性地划分边界有关，其中最为明显的当数主权国家之间疆界的划分。这些被错误地划分出来的边界变成了冲突的滋生地，它导致了暴力和大量苦难事件，尤其是当那些庞大的、野心勃勃的国家拒绝尊重别国的主权时，这种事件就更容易发生。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错误的边界划分，如对种族、阶级、宗教、意识形态、性别、语言、年龄和文明的划分。这些错误的划分相互交错、彼此影响，使得各种同国家本身有关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边界的划分是冲突的缘起，边界冲突和霸权主义密切相关。“后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去克服片段化和分裂。换言之，光有整体性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面临如何去拯救精神的问题……现代性从其深层的、最终的意义上讲是无根的，因为它给我们的存在赋予了超出我们的必死性之外的意义……后现代意味着去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后现代精神的曙光将从一条完全不同的地平线升起：精神能量弥漫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圣宇宙之中，与此相联系，政治生活将女性主义化，它将从相互关系之间而非政治和破坏的能力之中，从尘世的能量中而非从天国的能量中汲取力量。总之，要设想一个具有理想的世界秩序的未来，就必须使新的统一体不再具有集权性和等级性。”[4]简言之，如果说现代性是在划定或设定边界的话，后现代则旨在消除边界或界限的纷争。因此，较之于现代性，我们当下更亟须的还是后现代。如此看来，后现代对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仍然在持续地发生作用和影响。
当代美国学者安德烈亚斯·胡伊森这样评价后现代：“无论它多么令人困惑，后现代的地形图包围了我们。它限制我们的视界，但也打开我们的视界。它是我们的问题，但也是我们的希望。”[5]时至今日，后现代的多元性终于走向了多元性的后现代。“多元性的后现代构想不是独一无二的构想，但它是唯一能使人们同时理解和批判地对待其他构想的构想。”但是，多元性并不是随意性和表面性，强调后者无疑会取消多元性。因为“只有在不同的构想的冲突的层次上才会出现多元性，这样的多元性才会有吸引力和富有成果”[6]。后现代并非怎样都行（anything goes），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怎样都行。后现代倡导“什么都是行”最后一定会走向“什么都不行”，因为“什么都不行”也应该包括在“什么都行”之中，它是“什么都行”中的一种可能或一种样态。既然“什么都行”，那么，“什么都不行”也一样能行。当我们设问：我不让你什么都行时还行不行？这便是典型的后现代式悖论。后现代还强调智慧，智慧可以调整合理性和科学的关系。智者的知识包括对他的不知的知。后现代的多元性原则同样适合对自身的理解和批判，它不强迫任何人这样做，但它寄希望于多元性。“文化多元主义之所以重要，不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有同样的可接受性，也不是因为文化对各自的群体都具有同样的真实性，而是因为没有哪种单一的文化拥有全部的真理。”[7]
许多年前陆建德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妙文，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戴厚英的《人啊，人》英译本名‘A brick in the Wall’，评论家说，书名若译成‘Humanity! O，Humanity’听起来就太空泛了。英美图书界也不是一概回避宏大的词语，‘后现代’的命运比戴厚英的‘人’好得多，它风光了几年后还是徐娘不老，时时在新书目上露脸。”“约翰逊博士在评福斯塔夫这‘不受模仿且不能模仿’的活宝时发出‘叫我如何形容你’的感叹（《亨利四世》下篇注释），‘后现代’还真的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十分相像，它拖人下水又讨人喜爱。福斯塔夫肥胖臃肿、空腹便便，‘后现代’则是话语通货膨胀的产物。”在末了，作者这样写道：
的确，后现代之后理论本身已经被“后现代化”了。人们纷纷逃离从事理论工作的艰辛和枯燥，追求理论的享乐，“为的是去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段化特征，理论因此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思想及态度的一种工具”[10]181。当代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指出：“在我看来，近期有关批评的争论似乎将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这个或那个具体理论上，倾注在它的术语、假设或‘理论’的推断上，对借助这些理论可能得以进行的读解则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要反驳或否定一种理论实在太容易了，但若要反驳对某部作品具体的读解阐释，只有通过重读该部作品，并提出另一种阐释这一艰难的工作才能达到……文学批评最有价值的是它对作品所做的引证和批评家对这些引证所做的阐述。”[11]这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的那句名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
当然，后现代理论的积极贡献也不容低估和忽视，譬如，它们“对现代性的制度与话语以及它们对主体实行规范和惩戒的具体方式所做的详尽的历史谱系学分析（福柯）；对欲望在资本主义中如何被殖民化以及如何因此导致了潜在的法西斯主体的微观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大众媒体、信息系统以及技术等这些彻底改变了政治、主体性和日常生活之性质的新型统治方式的理论阐述（鲍德里亚和杰姆逊）；对微观政治、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的社会改造策略之重要性的强调（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利奥塔、拉克劳与墨菲）；对现代性的那些有缺陷的哲学要素的批判（德里达、罗蒂、利奥塔）；以及对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新的综合（弗兰克斯、弗雷泽、尼克尔森）”[10]337。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之后一切理论都属于“后现代之后”。
后现代主义不同于否定主义，它蕴含着积极、肯定、建构性内涵，其目的是解放思想、拓宽视野，为人们争取更大自由。“如果说现代主义用理性、科学和人性解构了上帝及其启示的至上权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把这些现代的法宝也解构了。如果说现代精神给人类带来了思想解放，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标榜给人类带来了彻底的思想解放，因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了‘理性’‘科学’和‘人性’的权威之后，再也不确立任何新的权威。人类彻底自由和无拘无束了。后现代主义是否真的给人带来彻底的思想解放呢？这种思想解放将把人类引向何处去呢？”[12]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已经使许多自鸣得意的确定事物走下坡路，公开评判了某些患妄想狂的总体性，玷污了某些被小心地加以保护的纯洁性，倾斜了某些压迫性的规范，动摇了某些看起来已经相当脆弱的基础”。“普遍性最终意味着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小行星上；虽然我们可以忘掉总体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不会忘掉我们。”[13]我们消解了总体性和普遍性，但总体性和普遍性并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同住在一个星球上，星球的变化乃至毁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2020年在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我们对此应该有更多的感受和体会。
后现代主义以为自己可以终结历史，其实它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来源于某个特定观察点，一切‘事实’都是由人们建构起来的解释，一切视角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而一个视角就是解释待定现象的一个特定的立足点、一个聚焦点、一个位置甚或是一组位置。一个视角就是一个解释社会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特定的切入点。”[10]34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仅仅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丝涟漪，“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诱惑，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令人着迷的文化资源，诱使这些在计算机和技术—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为获得其重要性而去做孤注一掷的尝试”。“后现代话语为那些孤独痛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慰藉，这些知识分子放弃了改变社会的希望，不再参与社会运动而退回到了学院中，有时甚至退回到‘新知识分子’（布尔迪厄）风格化的享乐主义当中。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泛化了他们自己的孤独感和无望感，宣称自由价值或激进价值已经终结或破产了。”[10]364，378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从革命乐观主义者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失败主义者。
我们在考察了形形色色的后现代后，似乎应该知道什么是后现代了。然而，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呢？“说到底，对于后现代性，有了后现代性，则所见即所得。除此再无须多言……过一种后现代的日子，就是活在一种无视之中，无视现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所希望的东西必然是无法抵达的。活出后现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种真理之中：其实，唯一比未能实现希望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实现希望。”[14]这番话，尤其是有关后现代性就是“所见即所得”的说法，使我想起《世说新语》记载的一则逸事：
那么，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呢？这个问题还可以问，还有可能予以某种回答吗？记得数年前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不妨摘录如下：
美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哈桑说：“后现代主义（不仅在美国）倾向于种种实用主义，这使它自身陷入了‘反对理论’的论争中……如果后现代的知识从本质上说是叙述的、临时的、‘无根基的’，那么，理论如何能够界定和控制实践（行为、价值、规范）呢？”[17]367有关后现代的研究如果是“后现代”的，那它就一定不是“理论的”；如果它不是“后现代”，那它可能是“理论的”，但与后现代失去了内在的联系。这便是后现代写作的真正困难和挑战，当然，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哈桑继而说道：“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符号就像落叶般向四面八方飘散，权威在人们怨声四起的凛冽秋风中萎谢。”[17]331一本有关后现代的书的命运亦大抵如此，它飘散在这个世界上，散落在一些人的手掌上，再以后的事它自己就不知道了。
注释：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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