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技术更新、媒介变革、时代症候为科幻小说提供沃土,并深刻影响着科幻小说的转型。科幻小说呈现出“向内转”的倾向,直面人类对未来文明的焦虑与恐惧,探讨人类整体的未来命运转向。“元宇宙”是被科幻小说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资本热捧的对象,它没有对现实宇宙进行挑战、颠覆与超越,相反,它将真实的生命个体从真实的世界中割裂出来,并带来新的危机。对元宇宙的讨论并不是一味地批判,而是试图打开认知的多重视角,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观察和思考人类文明的未来。【关键词】科幻 元宇宙 未来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21年10月28日正式宣布将Facebook更名为“Meta”,即“元宇宙”(Metaverse)的“元”。这让“元宇宙”的概念浮出水面。1992年,科幻作家尼尔·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雪崩》(Snow Crash)中创造了“元宇宙”一词。“元宇宙”为何会在此刻大火?“元宇宙”是否将成为人类的未来生存空间?“元宇宙”是对“现实宇宙”的颠覆与超越,还是在“现实宇宙”之外为人类建立起数字囚牢?科幻作品中所描写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究竟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对科幻文学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思。刘慈欣在2018年获克拉克奖致辞时,就表达过对科幻发展方向的某种担忧,他认为现在的科幻小说,更多地想象人类在网络世界的生活,关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导致“科幻的想象力由克拉克的广阔和深远,变成赛博朋克的狭窄和内向”[1]。作为科幻作家,刘慈欣一直谦虚地将自己的写作视为对克拉克“最拙劣的模仿”,因为他相信无垠的太空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去向和归宿。但是,与此同时,刘慈欣也坦承“我写的科幻类型正在消失”[2]。相较于真实世界中充满艰险的太空探险,我们可以在VR中轻松体验虚拟太空。在科幻小说中,对太空的瑰丽想象也正在被“元宇宙”这样的赛博想象所替代,科幻小说呈现出“向内转”的倾向。如果说科幻对未来的想象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向外,指向外太空,一个是向内,指向人类意识,那么,现在科幻小说越来越朝向人类意识。在科幻的黄金时代,诞生了英语世界科幻“三巨头”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并留下了大量诸如《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星际迷航》(Tunnel in the Sky)、《银河帝国三部曲》(The Stars, Like Dust; TheCurrents of Space; Pebble in the Sky)等经典作品,呈现出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精神。这与当时人类对宇宙的积极开拓密不可分的,1969年人类首次登月,迈出了文明的一大步。在此之后,伴随着外太空开发的放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科幻小说的焦点也发生转移。1984年,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创造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为人们的虚拟化身(avatar)提供了数字实现方式。网络世界的崛起为科幻作家提供了施展空间,“赛博朋克”(Cyberpunk)所描绘的“高科技,低生活”场景带来了强有力的文化冲击。技术更新、媒介变革、时代症候为科幻小说提供沃土,并深刻影响着科幻小说的转型。“在与晚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之后,技术甚至令人感到正在变成一个自主自律、无法停转的系统”[3],技术更新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并将科幻对未来的想象变为现实。在科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Walle)中,人类的形象发生改变,他们手脚退化,失去行动能力,只能坐在沙发上,通过全息影像来消费和游戏,他们生活在虚拟空间中,将一切都交给机器人来掌控。科幻作品中沉浸于虚拟世界的人类与今日沉浸于电子产品制造的影像世界的人们何其相似。由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的发展,真实与虚拟、现实与科幻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我们所处的时代比科幻还要科幻”[4],“人”的概念也被解构。由此,科幻小说不得不更加“努力”,引导大家去思考“人”的终极意义。哲学的传统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到哪儿去,在科幻小说中被再一次提上议程。随着技术的发展,身体作为媒介的重要性被凸显。1964年,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中提到技术对人的延伸,“借助置身于我们外延的中枢神经系统,借助于电子媒介,我们创造了一种动力”,即电子技术让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并将其转换成信息系统。[5]时至今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等技术的发展让麦克卢汉的预言成为现实,通过对身体感官的刺激,打造沉浸式体验,以身临其境的感官体验,制造具有拟真感的幻象。身体与技术的耦合,不仅让身体变得多元化,“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6],也造就了赛博时代的新型主体,人类以“赛博人”的形式实现网络空间的“在场”。问题在于,当人类的感觉成为连接虚拟空间的中枢时,沉浸其中的人类是否会因此丧失行动能力,并钝化对身体所处真实环境的认知?当人类沉溺于虚拟世界,享受感官的虚拟满足时,是否会停滞对人类本质和主体性的探索?“劳动异化已经让位于数码影像异化”[7],这是已然现实,还是对未来的预警?刘慈欣在《时间移民》中畅想过人类未来移民到无形时代,在无形时代存在着有形世界和无形世界这两种不同形态的世界。所谓的无形世界就是一台超级电脑的内存,每个人是内存中的一个软件,在无形世界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想要的一切。但无形世界的生活会吞噬作为个体的人,进入无形世界意味着丧失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行动能力。这并不是科幻小说故作惊悚之言,实际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影像沉浸的时代,资本对媒介的操控诱导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引导人们从有形世界进入无形世界。“人将会变成一群遗忘了身体的,完全没有了实践能力的,在消费、娱乐和全息影像里迷失的行尸走肉。”[7]或许,后人类时代正在到来,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这部著作中使用了“成为”(became)一词,暗示着后人类已然成为现实。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8],生命成为算法,人类的本质被理解为一种数字信息。人工智能专家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甚至设想过将人的意识扫描上传到计算机内,将意识与身体分离,把意识保存在不同的媒介中。如今,人类的生存正在被数据和算法左右,个体或主动或被动地嵌入网络之中。在如此的时代潮流中,科幻的“向内转”似乎成为应有之义,它直面人类对未来文明的焦虑与恐惧,去探讨人类整体的未来命运转向。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Archaeologies of the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中将科幻小说划分为六个阶段,依次为历险阶段、科学阶段、社会学阶段、主观性阶段、美学阶段和数字朋克阶段,并认为科幻是“一种先兆式的考古学”,“这些陌生的人造物品其实正是我们自己将来的遗迹”。[9]科幻是从未来观看当下,从他者视角检视自我,进而完成对现实的批判性认知。按照詹姆逊的划分,现在科幻文学早已进入数字朋克阶段,并且科幻所描绘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元宇宙”这个被科幻小说创造出来的概念被打捞出来,也再次印证了詹姆逊的远见。由于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的发展,真实与虚拟、现实与科幻之间的边界正在被打破,对未来人类境况的推演性想象成为焦点话题。然而,“元宇宙”许诺给人类的未来,究竟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怎样的关系?是丰富与发展,还是颠覆与超越?抑或是囚禁与禁锢?或许,要回到对“元”的探究上。何为“元”?以“元小说”(Metafiction)这个熟悉的概念为例,突出的特点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进行反思和创新,因此,元小说也被理解为“关于小说的小说”。“元小说”作为文学术语,首次出现在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威廉·H.伽斯(William H.Gass)的《小说与生活中的形象》(Fiction and the Figure ofLife, 1970)中,但元小说的创作远早于此,如被视为西方文学史第一部现代小说的《堂·吉诃德》是典型的元小说。元小说在叙述特点上是挑战传统惯例和规范,试图揭示文本的虚构性,通过在小说中呈现创作手法,显示出语言构成的小说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联与区别。叙事者往往会打断叙事的连续性,直接现身对叙述进行评论,这也体现出作家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元小说又被称为“自我意识小说”。元小说的出现,一方面是与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本被视为独立的客体,当我们试图以另一种语言描述客体的功能结构时,元语言与所描述的客体构成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另一方面,元小说在20世纪的流行,“是人们对难以把握的、变化不定的现实的强烈感受的结果”[10]。20世纪风云变幻的现实与科技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晕眩,为元小说的产生提供时代契机,而阅读元小说则为民众提供了审视自我以及自我与现实关系的机会。换言之,元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视角和阅读体验。元小说重视对小说与现实关系的反思,仔细考察小说虚构的对象是如何被虚构的,创作本身成为创作的对象,这也引起了对小说虚构性与真实性的思考。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与此同时,现实被视为语言表现出来的现实,现实的真实性成为不确定的概念。那么,小说真实地再现现实就成为难题,这也让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被消解。元小说带给读者的感受是矛盾的:一方面读者清醒地知道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现实的真实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另一方面,又会感叹语言建构的文学世界比现实世界更为真实。不论是元小说,还是与之相关的元语言、元叙事,以及元电影、元游戏等概念,都生动演绎了何为“元”,它们旨在打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揭示出虚构性,并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以理性的态度对传统认识论进行改造,试图带来对世界新的理解方式。“元”本身意味着对世界本质的研究,是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脉络中理解“元宇宙”或曰虚拟空间,更能理解为何大家对之并不持乐观态度。作为被资本热捧的概念,元宇宙没有意图对现实宇宙进行挑战、颠覆与超越,去探究宇宙之概念本质,也没有反思虚拟与现实的关系,进而对世界形成新的批判性认知,更谈不上体现出“自我意识”或理性精神。相反,它将真实的生命个体从真实的世界中割裂出来,并带来新的危机。新的危机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体而言,存在信息安全危机和主体性危机。在数字时代,人的本质被理解为信息,“人类的身份(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化的规定与表现”[6]4。作为普通个体,究竟需要让渡多少个人信息和隐私,才能够换取通往元宇宙的许可证呢?王晋康在《七重外壳》(1997)中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当甘又明根据自己的生理习惯发现虚拟空间的纰漏时,他的姐夫(另一重身份是虚拟空间的创造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可以通过搜集他的个人饮食信息,更好地模拟现实世界,从而让他难辨真伪。至于进入元宇宙后,在大数据的协助下做出的选择,究竟是你的选择,还是数据的选择,也难以辨识。刘宇昆在《完美匹配》(2012)中设计过类似的情节,通过搜集个人信息,帮助匹配约会对象,选择人生伴侣。但是,这样的选择是算法的结果,是被操控的结果。当网络不断摄取个人隐私与记忆,运用算法与信息编码让虚拟世界更为“真实”时,人类或将进入一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的时代。二是对群体组织而言,存在资本权力危机。元宇宙由谁建造?谁负责管理?元宇宙是否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全景监狱?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使用网络信息技术的个体所关心的话题。互联网技术看似是去中心化的,元宇宙许诺人们一个信息乌托邦的美好未来;但资本是集中的,掌握技术的公司将成为通吃的终极赢家。在边沁设计的环形全景监狱中,监督者位于中心的瞭望塔,被监控者则处于四周的囚室,这种结构的监狱给予监督者极大的力量。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协助下,资本会基于数据库建构超级全景监狱,并将自己置于监督者的位置。每一位自愿进入元宇宙的网络原住民,都将参与这一建构过程,并最终将自己规训为“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11]。换言之,当你进入虚拟空间时,你不仅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也将成为被监视者和被规训者。三是对人类文明而言,存在未来认同危机。经济学家爱德华·卡斯特罗诺瓦(Edward Castronova)在《向虚拟世界的大迁徙》(Exodus to the Virtual World)中分析过现代人是如何在游戏中获得愉悦,并向游戏空间进行“大规模迁徙”。当人们在游戏中投入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在虚拟空间获得的认同越来越多,游戏所创造的虚拟空间“满足了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真实人类需求,带来了现实世界提供不了的奖励”[12]时,人类文明的未来与虚拟空间就会密不可分。问题在于这种游戏化向度的,制造沉浸感、体验感、交互感,采用快感治理术,充斥着虚拟偶像的未来,当真是大部分人都能认同的未来吗?对真实世界的探索会止步于此吗?如同刘慈欣所说的,“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1]。当Facebook升级为Meta时,究竟是描绘人类文明未来的新蓝图,还是踏上通往单向度未来的小径?不可否认,虚拟空间正在成为现实生活以及人类未来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正如对元小说的探讨,打开了新的认知方式,我们更希望对元宇宙的思考,能够带来观察人类未来文明的多元视角。 科幻是面向未来的文学,它描述并参与科技带给社会的变化;科幻对未来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同向的。
1818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写出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这被视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小说叙述了一个被科学家创造出来的怪人,这个实验室中诞生的人造生物承载了众多复杂而颇具预言性的议题,尤为关键的是科技与人类未来的关系。这个怪人能够被视为“人”吗?如果能,这是否意味着人类进入后人类时代?在小说中,怪人最后的结局是死亡,他不被当时的人类社会所容纳,为了智人的生存,可以消灭创造出来的新生物。在彼时,挑战人类中心主义还为时过早。“如果说玛丽·雪莱站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交界点上,19世纪是凡尔纳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是威尔斯的。”[13]玛丽·雪莱被视为科幻文学的祖母,而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和威尔斯(Herbert GeorgeWells)则是科幻文学的两位父亲。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1869)想象未知的空间,叙述非同凡响的旅行,书写科学与技术的神话;威尔斯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1895)则在时间的维度上思考人类文明因技术滥用而面临的威胁。这种从空间到时间的变化,恰好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对应的。人类通过大航海建立起对空间的认知,通过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等建立起对时间的认知,甚至连“乌托邦”想象也经历了从空间的置换到时间的置换,从航海发现异空间,到想象未来时间节点。到了20世纪,随着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渐成趋势,启蒙时代以来的人文主义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文末所描述的那般,“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4]我们不得不正视,新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进程,后人类正在到来。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作为表现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一种后人类主义文化?——五幕大学假面剧(献给神圣之灵)》(Prometheus as Performer: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A University Masque in Five Scenes for Anima, 1977)中前瞻性地提问:“后人类主义可能是一个可疑的新词,可能是最新的口号,也可能仅是人类反复出现的自我憎恨的另一种意象。或许还暗示着我们文化中的一种潜力,暗示着一种努力超越趋势的倾向,毕竟普罗米修斯神话包含着神秘的预言。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后人类主义呢?”[15]与此同时,新的想象维度出现。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21 Lessons for the 21stCentury)中提示我们:“生物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融合之后,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握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中。”[16]这意味着在空间、时间之外,人类的潜意识成为另一个新的维度。我们从想象未知空间、想象未来时间,进入想象数字虚拟空间,从向外探寻理想世界到向内建构元宇宙。当科幻将目光从外太空转向潜意识,在小说中建构赛博空间时,这对科幻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科幻文学对虚拟空间的想象能够完全脱离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仅是观察中国近30年的科幻小说,也能发现在想象虚拟空间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现实与文化发展逻辑。20世纪90年代,电脑和网络在国内尚未普及,直至1994年,NCFC(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才正式接入Internet,实现国际互联,翻开中国网络发展史的首页。此时,“赛博朋克”科幻作品尚未得到完整译介,中国作家凭借着对电子游戏、科幻影视作品的有限经验,展开对赛博空间的想象,着力营造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惊奇感。1993年,柳文扬创作的短篇小说《戴茜救我》,想象意识可以脱离肉体进入网络空间,但没有对技术细节进行刻画。几年后,星河的《决斗在网络》(1996)就对虚拟空间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想象,当“我”的意识进入电脑后,分解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流入三条不同的通道。作品注重感官体验,有着“后现代文化所特有的那种‘精神分裂’式的欣狂喜悦感(euphoria)”[17],表达出年轻人对逃离现实的渴望和对自我的另类表达。几乎在同一时期,王晋康不再满足于“惊奇感”,而是用科幻思考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18]王晋康的《七重外壳》(1997)虽然详细描述了多重虚拟空间,但颇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意。小说书写了身份认同的危机,甘又明的美国行,以回到中国乡村寻根结束。“美国梦”的幻灭,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症候的显影;坚守民族文化认同与大步迈向全球化之间的裂痕,是小说中隐藏颇深的矛盾。到了新世纪,陈楸帆等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家在对赛博空间的书写中,展开对性别、阶层、权力、情感等话题的严肃探讨。以《荒潮》(2013)这部被刘慈欣称赞为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为例,在垃圾岛上负责分拣处理电子垃圾的外来务工者小米,无意中被义体垃圾所携带的残留液体侵入,身体发生突变,成为跨越生物与机器界限的新生命,即赛博格。赛博格小米能自由地将意识接入数据服务器,与数百个垃圾人实现意识的互联,并在现实世界中制造出混乱,挑战了硅屿的现存秩序,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颠覆了中心与边缘的地位。现代技术在赋予人类力量的同时,也制造了被异化的他者,“女人、原住民、无产者、受虐者和被驱逐者”“这些都是当代文化所支持的那些高技术洁净(high-tech clean)和高效率身体之外的‘他者’”。[19]他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到安身之处,等待他们的将是沦落或是反抗,这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议题。陈楸帆在新世纪重提“科幻现实主义”,用以概括科幻创作的时代特征,凸显“现实”对“科幻”的重要意义,并将科幻纳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现实本身在科技的影响之下急剧变动,“科幻文学却由于其边缘性及封闭性的文类特征,保留了真实社会空间的一块想象性飞地”[20],得以继续探索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仅以中国近些年的科幻文学为观察对象,如韩松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即使作品建构虚拟空间,也依然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科幻小说不但没有放弃对现实的思考与介入,反而成为理解现实世界的重要方式,用科幻洞见现实之不可见之物,在科幻作品中讨论未来的发展,带来先锋性的文化体验。对元宇宙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一味的批判,而只是试图打开认知的多重视角。正如对后人类的讨论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而是重新审视人类命运。“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14]505-506,福柯所言的“终点”并非字面上的终结,而是“某种特定的由笛卡尔、托马斯·莫尔、伊拉斯谟、蒙田等人塑造的意象的终结”[15]。某种特定的人类概念的终结,反而让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观察和思考人类的未来。所以,科幻的未来会是单一的“元宇宙”吗?答案是否定的。科幻的重要意义是能够超越二元对立,重构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范式。宋明炜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巴洛克时代的起点,这个起点除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构筑认知变化外,还具象地体现在科幻奇观上,如科幻所创造的平行宇宙交叉,新世界奇观等。所谓的新巴洛克风格超越了简单的时期划分范畴,指向一种普遍的风格和认知模式。“典型特点是中心的丧失以及多样性共存”[21],这意味对整体性、一致性的拒绝,摆脱完整结构,进行德勒兹所说的解辖域化或跨界。人类的未来或许是多元的,我们将进入哈拉维所说的克苏鲁纪(Chthulucene);科幻亦将迎来充满活力与变化的未来,不断打破自己的边界,动摇所有秩序井然的表面,进而“让我们在现实中真正有勇气去面对未知和他者”[22]。注释:
[1]刘慈欣.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是暗淡的——刘慈欣获克拉克奖致辞[J].军事文摘,2019(2):40-45.
[2]刘慈欣.我写的科幻类型正在消失[N].中国科学报,2018-11-23(005).
[3][荷兰]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M].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1.
[4]陈楸帆.异化引擎[M].广州:花城出版社,2020:278.
[5][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81.
[6][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6.
[7]王坤宇.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身体[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6-53.
[8][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M].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17.
[9][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M].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37.
[10]童燕萍.谈元小说[J].外国文学评论,1994(3):13-19.
[11][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2.
[12][美]简·麦戈尼格尔.游戏改变世界:游戏化如何让现实变得更美好[M].闾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5.
[13]宋明炜.世纪末的奇观——威尔斯早期科幻经典导论[J].书城,2021(8):76-84.
[14][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06.
[15][美]伊哈布·哈桑.作为表现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一种后人类主义文化?——五幕大学假面剧(献给神圣之灵)[J].张桂丹,王坤宇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27-37.
[16][以]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17]夏笳.寂寞的伏兵:当代中国科幻短篇精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6.
[18]这可能与作家所处人生阶段不同。以星河与王晋康为例,星河发表《决斗在网络》时,时年29岁,正值青春;王晋康发表《七重外壳》时,已经49岁,人生过半。如果说星河的作品具有青春期风格,王晋康的作品则是晚郁风格。
[19][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太过人类的:迈向一种新的过程本体论[J].阳小莉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53-61.
[20]陈楸帆.“超真实”时代的科幻文学创作[J].中国比较文学,2020(2):36-49.
[21]庄鹏涛.何谓新巴洛克美学[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2):28-32.
[22]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71.
本文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项目“一流本科教学视角下的写作课程研究”(ZX20200092)的阶段性成果。
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