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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乡村:自由人的联合体

城PLUS 城PLUS 2019-05-20

正月十三,返乡人儿回城了吗?


农历戊戌年,城PLUS继续推送“特色专辑”:这一期,我们聚焦乡村未来。


在人们的概念中,乡村有别于城市:它是更自然的、舒缓的,因而似乎也就是更纯朴的、人文的、美好而超脱的。我们也就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乡村也是“功利的”经济体和社会,它的激变程度,与当今中国城市相当。


如何发展理想的乡村?而且,且慢——何谓理想?乡村规划实现的又是谁的理想?——我们认为,未来的乡村建设,绕不开本文讨论的主体之辨、路径(模式)之辨、以及价值之辩。



中国的乡村建设历史悠久,早在20世纪上半叶,乡村建设就已经开始了。1919年,李大钊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中,发出对青年改造农村的呼吁;二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在救国救民背景下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下乡运动”;五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到2008年“中国美丽乡村”计划的出台,迎来了乡村建设探索的热潮。


(左右滑动图片,不同时期乡建概览)


乡村建设是涵盖多个学科的复杂话题,在政府、市场、社会的集体共识行为下,“未来村”将如何发展?


乡村,是谁的乡村?


“未来村”的未来是谁的未来?

“未来村”的投资和建设主体又是谁?


乡村建设,当下既是最好的时机也是最坏的时机。一方面,传统村落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没落、消失,而值此关键时期,从国家层面到大量的规划师、建筑师、艺术家、开发商都纷纷把目光锁定于“乡村”这个热点问题上。


政府投资驱动型乡村建设


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基础设施及环境整治提升村庄品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通过规划引领和项目推进推动村庄发展,一直是乡建的主流。这种模式见效快,但对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培育不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的衰落。

浙江“美丽乡村”布点及特征

《衢州市周公山村现状资源梳理与发展策划研究》


艺术驱动型乡村建设


通过艺术元素的引入(艺术家移居乡野的试点改造、村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挖掘与宣传)促进乡村活化,复兴乡村的探索也兴起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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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旅游地产型乡村建设


回归乡野,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居民逃避压力与喧嚣的新选择,而山村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的避难所和清修地。以乡村为载体,依托乡村良好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资源,发展旅游,开发民宿及旅游地产的模式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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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营造型乡村建设


通过社区自治,培养社区自己的人才、让社区自己来营造,唤醒人们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拉近邻里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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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模式的思考


在有风景的地方兴起新经济


乡村与城市应该是相得益彰、兼容并蓄的,中国梦不应只等同于城市梦。未来村的产业和社会形态,要重视从旅游人口向双创人口的跃迁,不能长久地停留在单一发展旅游模式当中。


浙江衢州市柯城区自然风光

(图片来源:柯城两溪片区创意策划方案整合报告)


图片来源:“未来村”乡村建设研讨会


柯城可以依托双溪的山水人文资源,借鉴美国波兹曼模式,大力发展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实现“有风景的地方兴起新经济”的目标。好的乡村建设一定要遵从“预见 - 预案 - 共识 - 共同行动”的规律,避免低端锁定和合成谬误,不能重建设、轻经营。一定要善于“巧传播”,持续有效地导入人流,实现互联互通、流留结合、以流促留。


乡村发展可复制的模式


人们一提到发展乡村,往往伴随而来的想法就是发展旅游。但旅游产业对于乡村来讲可能是一个具有摧毁性的要素。


人们认为互联网能很大程度方便生活,但对于乡村也会构成某种程度上的危机。如果能突破政策进行改革,对于乡村现在将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商业模式,让乡村在快速发展进程中,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将是非常理想的状况。文化是流淌的,这一代年轻人如何塑造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在原有的文化血脉里长出新的东西,才是发展的关键。

乌镇东栅


新规划体系下

构建乡村发展的独特体系


我国现阶段规划法规的制定局限于城市的内容,对于乡村部分相对比较匮乏,乡村的规划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从古至今,乡村的规划均遵循着自己内在的逻辑和定位,而在新的规划体系之下,如何实施乡村建设是给规划师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适应乡村现代化过程的整体规划


现代中国应该由现代城市与现代乡村共同构成。缺失乡村现代化的中国有失去平衡的风险。在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过渡的今天,谋求生态文明的发展既是中国城乡发展的岔路口,也是乡村发展的新契机。

依山错落,特征鲜明的周公山村


城乡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明、社会状态,乡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尊重其四时更替轮回的自然及发展规律。


1980年以前周公山村社会关系网络示意

《衢州市周公山村现状资源梳理与发展策划研究》


改革开放前山村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社会网络紧密、强度高而内聚。山村对外社会联系较少,与山下的坞口村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2010以后周公山村社会关系网络示意

《衢州市周公山村现状资源梳理与发展策划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内聚结构逐渐瓦解,呈离散的趋势,山村内在联系松散化,但对外连接密度增强。(可以理解为社区资产流失和潜藏资源的扩展)


既然城市化以“城市 + 小镇”的模式入乡村地区是趋势,那么,乡村地区就应该以“乡村 + 小镇”的模式去回应。需要政府、村民和其他介入乡建的建设主体准备好足够的耐心,用差异化对焦的方式和足够的时间资源,对“小镇 + 乡村”的空间社会综合体进行系统和整体规划。


乡村的独特生态

《衢州市周公山村现状资源梳理与发展策划研究》


未来村:自由人的联合体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城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乡村的资产却日益贬值。如何盘活乡村大量闲置的土地和房屋,实现乡村与市场的全面对接是现阶段改革的重点。


和顺许村改造前后


自上而下组成“自由人联合体”相对比较困难,如果能设计出自由人按照自由意志下乡进行联合的机制,将会为乡村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示范效应。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重要工作是设计机制,营造自由良好的联通环境。


乡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复兴


只有在乡村培育具有新鲜活力的社会活动才有可能不断延续村落的生命力,这也是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台湾的乡村建设更偏向社区营造,注重培育内生动力,关注人的发展,通过文化认同带来社区共赢(归属感、认同感、解决当地就业)。


核心措施一

社区教育,重构村民主体性


台湾桃米村


核心措施二

挖掘在地资源,建立独特的文化符号


台湾桃米村


核心措施三

民宿试运营——推广模式


 台湾桃米村


乡村文化元素的提取和整理

是建筑师参与乡建的重中之重


乡村问题是千差万别的,真正的乡村建设应着力于社会生活与文化复兴的层面,建立一个良性循环,再推及至农业经济的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筑师最关心乡村的风貌活化,而活化的落点是要与乡村文化发生关系。单体建筑的成功不能等同于村落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建筑师对于乡村问题的探讨还是应该落到解决实际问题上。


衢江区全旺镇幸福源村公共厕所


本文部分观点来自“未来村”乡村建设研讨会。(活动由中共衢州市柯城区委、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政府、 CBC(China Building Centre)、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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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村”乡村建设研讨会参会嘉宾:

崔愷 |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名誉院长、总建筑师,本土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朱荣远 |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彭礼孝 | CBC(China Building Centre)主任,《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社主编,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教授

朱胜萱 | 乡伴东方联合创始人,东方园林·东联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伴城伴乡·城乡互动发展促进中心发起人

李津逵 |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化发展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何万篷 |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前滩综研】主任、首席研究员,前滩数据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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