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7日，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论坛在线上成功举办，主题为“多元融通•深度合作——迈向区域融合发展的大湾区”。来自大湾区以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分享了精彩的学术成果和真知灼见。本次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香港规划师学会、澳门城市规划学会联合主办，中规院深圳分院承办。本次论坛共有五项议程，分别是开幕致辞、主旨演讲、对话大湾区、大湾区主题发布以及三场平行论坛。01开幕仪式开幕仪式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原理事长孙安军主持，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理事长邱衍庆、香港规划师学会会长李建华、澳门城市规划学会会长崔世平分别发表致辞。主持

“人”的话题真正是我们国家当下最核心的话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认为十九大的这一判断和表述，是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最大的贡献。矛盾的一方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什么人会提出美好生活需要？就是经过40年的奇迹发展，从一个绝对贫困社会变成中高收入社会的人群。202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2500美元，达到联合国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社会标准，当然要达到发达国家标准还需要更高的水平和指标。我们知道二战以后曾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达到过10000美元以上，但是最后大多没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今天正在打仗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利比亚等国家。能够跨过陷阱的是极少数，最后也就不到30个国家真正成为了发达国家。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让中国社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当下的核心问题。而规划也正处在这样的槛上，在这个槛上怎么思考人的问题，把人的问题想清楚才能做出有用、好用的规划。我们天天在讲“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但是我们的规划，我们专业工作中的思考、研究中，到底有多少“人”的内涵？为此，我粗粗梳理了8个关于“人”的思考维度，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关于人的结构，我们过去比较关注的是经济视角的高中低收入结构，但人的结构与人群画像应该是多维度的。在收入水平、经济视角以外，还有社会视角的身份与角色，如：男女老幼、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户籍居民/流动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是最基本的。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还有价值观视角的人群差异，如：兴趣、偏好、立场的选择……不同价值观、不同生活态度的选择导致人的差异。例如，近年来全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高了。但目前似乎还是在以一种吵吵闹闹的方式去讨论性别问题。规划师可以尝试以更专业的方式去关注性别问题。这方面，我们团队在参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的工作中得到很好的启示：国合会的政策研究报告中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章节讨论性别问题；中方和外方项目成员中必须指定一位“性别专员”；对于特别重要和敏感的项目，还会邀请第三方专家参与性别问题研究。这样的议题设置促使各个团队真正重视性别问题，做出有深度的发现和理性的应对策略。2021年的国合会课题转到了流域治理的系统性研究。在对长江流域安全韧性的研究中，中规院西部分院强烈提出关注农村地区的安全韧性问题。农村地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从人群结构讲老人、留守儿童、女性比例最高，他们在各种灾害中所处的地位也是更加脆弱的，是更多受到安全威胁的群体。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从国际上去寻找和比较在流域治理中，有哪些处理性别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的方法，并且权衡它们是否可以为我国所用。我是在2013年全国20县调研和2016-2017年做中国工程院“中国县（市）域城镇化研究”过程中，意识到“人的发展”是我国城乡规划和城镇化研究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分析发现：中国的县级单元承担了中国小学教育的73%、承担了中国中学教育的68%。这也就意味着，县级单元的师资力量、教育能力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中国未来长久的人力资本水平。相比之下，韩国、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就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是中国还有很多县级单元高中教育的学生入学占比不到40%。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低水平的教育群体如何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在中国县（市）域城镇化的研究当中，明确提出了城镇化核心问题不仅是人的迁徙，也不仅是经济发展，而应该是农业和乡村地区的现代化。县级单元治理的责任是要把民生、公共服务和城乡融合放在第一位，把乡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平的提升放在第一位。我个人非常诟病的一件事情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采取了全世界唯一一个用城市型政府管理区域的“市管县、县改市”行政体制。这个体制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资源向城市集中，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但是却加剧了城乡二元社会的矛盾和差异。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撤县改市、撤县市改区的通道很坚决地关掉了。5年前，我们在中国县（市）域城镇化研究的第一条政策建议就是“严格控制撤县市改区、审慎推进撤县改市”。这是基于对县域问题的深入观察，基于规划和城镇化研究对人的发展、城乡均衡、社会公平等价值观的思考。正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一样，我国城镇化与城市发展的逻辑也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我们从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带动人口的迁徙，已经转向了美好生活吸引人的迁徙，人的聚集带动企业发展的过程。纽约前市长布隆博格说过一句话：“人们选择生活的城市，在城市中选择职业”，并由此发现了纽约发展高科技的机会。我国的迁徙主体从过去每年1000万农民工已经变成了每年1000万大学生。迁徙的目的从提高收入赡养家庭，转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农村人口的迁徙选择能力也在提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样强烈，对家庭安放、子女教育更加重视。这个逻辑的变化如果不去理解它，我们怎么做规划都是错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理念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013年，中国工程院“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集中了几百位专家学者，几十个单位参与。徐匡迪主席总结这个研究成果最核心的思想时，就是5个字：人的城镇化。好的城镇化应该是一个可以安放家庭的城镇化。家庭分离的城镇化不可能是好的城镇化，这个过程我们只是一直在忍受。城镇化人口迁徙应该是多元、多向、多次的，但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好的安家的过程。一次性的市民化只是美好的愿望或功利的目的，并不是广大农民想要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结构中消费占比特别低的国家，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和美国的人均GDP比较大约是1比6，中国人均消费和美国的比较却是1：14；中国人的消费80%都在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中，美国这部分只占50%。中国的消费本应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目前似乎很难释放出来。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根源在我们现在的发展评价与考核指标、税收制度、财政制度和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逻辑不从GDP导向、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依赖当中摆脱出来的话，我们的城市有机更新就是讲个故事，我们的绿色发展也就是讲个故事，因为没有机制，没有类似土地财政/房地产的全链条的制度安排。欣慰的是，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我国改革财政税收体制的方向，这才是终结土地财政房地产的基本政策，也是我们今天讲绿色发展、存量更新的制度保障。我们在规划研究当中如何去思考与人的消费相关的问题？比如去年国合会项目在预测未来碳排放趋势时，我们从数据分析出来生活领域、社区层面的碳排放未来的增长量很少，也就增长50-60%，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数值不对。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生活能耗人均700度，但是发达国家最低的2100度，高的超过5000度；中国的生活领域的人均碳排放我们计量出来1到2.5吨之间，但是发达国家都是在3到5吨之间。未来，这些巨大的差距该不该缩小、会不会缩小？我相信一定会，这个差距不缩小，我们实现碳中和没意义。低水平的碳中和不是中国人民想要的东西。所以合理预测估计未来需求的增长，我们才能设计出一条真正可行的，符合我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双碳战略和双碳路径。移动是人们实现工作、生活的基本前提，并受到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的双重约束。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随着人均GDP从200美元到1万美元，时间成本敏感的人群在快速增加：社会越富裕，时间越值钱。这样的一种交通规律认识下，我们如何去研究城市交通系统？以城际旅行为例：城市间的旅行时间是由三段组成的，城市之间飞机、高铁行程时间虽然是相对固定的，但是机场、火车站不是你的目的地；要将出发地和目的地的三段行程时间相加才是总出行时间。我们发现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中短途、高频次、高时间价值人群。这个人群希望车站、机场就是目的地，它是站城融合、港城融合的内在需求和内生动力。我认为还需要澄清的重要概念是：在中国，站城融合不是TOD。大家都讲日本的铁路车站就是TOD，但我们要分析数据，日本铁路全国平均乘距才28公里，这说明其中大量的铁路客流是城市的通勤客流。中国高铁车站的客流是区域间客流，从功能聚集来讲，TOD聚集的是日常生活功能和就业功能，站城融合聚集的是区域性功能；从发展目标来讲，TOD是为了提高站区开发强度，鼓励人们去用公共交通，站城融合是为了提升城市的区域作用，为城市承担区域性功能创造机会，让地理上的中间性城市去承担区域的中心性功能。就城市交通而言，随着城市阶层分化和需求多元化，交通的供给应该更加重视选择性和公平性。应当为不同出行目的、不同偏好和不同成本承受能力的群体提供差异化的设施与服务；应当全龄友好、性别平等，没有歧视。应当更加关注通学、休闲、户外等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各种交通方式要关注各自特定目标人群的需求及变化。今天社会的资产越来越丰富，城市因而也变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韧性。地震、洪水、海平面上升……都给我们的城市和区域带来了越来越频繁的现实威胁。因此，对于安全问题要愈加关注，并不断反思惯常的思维和做法。例如，我们有人说海绵城市可以防止洪水灾害，我认为言过其实。如果海绵城市能够解决水灾问题，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大禹；如果海绵城市可以解决水的资源问题，中国就不可能有李冰。海绵是一个生态和珍惜资源的概念，它和资源用水不是一个量级，和水灾害更不是一个量级。从生态的角度要去做，但是不要夸大它的功能。安全韧性涉及到非正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市非常重要的有机部分，北京800万、上海500万、深圳1000万人住在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区的市政基础设施和防灾安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面临严重的安全隐患，包括近年来常见的倒楼、火灾、疫情传染、停水断电等等，严重影响了低收入群体的正常工作生活。老旧社区、高层住宅的安全韧性问题也亟待研究。上海防疫封闭的过程中最难受的是共用厨房、厕所这些合租用户；郑州暴雨灾害当中最难受的是高层住宅的居民，一旦停水停电厕所不能用怎么生活，这些问题都是城市更新的核心话题。尤其是高层建筑逃生用的第三通道应该尽快建立国家标准甚至立法，不然将来是个巨大的隐患。另外一个是地下空间的开发。现在很多地方在推地下空间的大规模、连通式开发，其中存在很多隐患。在河北省一个大规模开发地下空间的项目评审会上，钱七虎院士强调了两点：第一，地下空间要利用，但主要不应该是给人用；第二，地下空间有较高的易灾性，很容易发生灾害，而且发生灾害很难救援。本人亲历了720郑州暴雨灾害，地下空间被灌进了三千万立方水，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盲目的大规模地下空间开发一定要停止。在海口江东新区CBD我们把统一大规模开发的地下空间方案给彻底否了，把地块之间地下空间联通也否了。地下空间为什么一定要联通？产权、管理和责任也很难分清，一旦进水，就“水淹七军”，何苦来着。城市空间品质要提升，就应当特别重视阶层分化、身份差异、价值观不同所产生的多元化、多类型的需求，规划师要思考如何通过空间资源的配置去提供相应的服务。然而，我们的空间规划如何能够有利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水平的共同提高？这四个资本的共同提高才是真正现代化的要求，光物质资本实现不了现代化。多年来，基建导向的发展模式下，我们对物质资本建设和积累非常重视，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得到极大改善。然而，也形成了一些对现代化的误解，似乎只有高楼林立、宽马路大广场、光鲜亮丽的市中心才是现代化，甚至形成了以大、高、怪为美的审美价值观。殊不知发达国家看似平常陈旧的城市所积累和隐涵的多元资本的价值。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水平的过程。因此，空间规划不仅需要关注物质资本的完善，也要关注抚幼、养老、教育、医疗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空间与资源配置；要关注低收入人群、弱势群体的空间需求和可承受性；要关注非正规空间；要关注城市和社区的绿色更新，关注双碳目标下面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在方法上，要倡导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织补式规划。几年前，中规院区域所做的石家庄规划我认为是最好的织补式规划，把可改造的空间识别出来，然后对不同地区的人群、居住、就业、公共服务、开放空间做一个总体的分析评价，最后决定可以改造的地区到底要干什么，用功能织补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近年来，建筑和城市空间艺术与文化活动越来越成为中产阶层的文化、体验需求。十几年前深圳的双城双年展基本上是业界的自娱自乐，但是今天已经成了深圳最重要的现象级文化活动；还有上海的空间艺术季，北京、广州现在的建筑与社区双年展等等，这些追求背后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我记得唐子来老师曾经讲过：“空间是规划出来的，场所是设计出来的”，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鼓吹的观点:“用设计做规划”。用人的视角、人的尺度、人的场景需求和人的心理与视觉的需求去做规划设计。满足不同价值观，不同偏好的多元体验、消费、交流交往的场所需求。因此要研究它的场景化特征，实现场所的文化性、时尚性、选择性，重视场所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要让场所的区位可达便利，价格可承受……这些都是规划师去认识、谋划、设计空间与场所的重要内容。今年，北京疫情期间的天堂超市酒吧的疫情传染是一个现象级的场所和事件。它的人群吸引力，服务内容与方式，区位与地段特征，商品与价格特征，聚集的人群类型，人群的交通到达方式、经营者的背景与经历等，都是城市空间与场所研究难得的典型案例。特殊情况下产生的这一现象背后是多种人群共同的生活及场所需求……伍江老师还建议我关注上海疫情下的类似案例——上海红玫瑰美容院。去年参加三联生活周刊人文城市奖的评选活动，主办方要求十位评委每个人说一句话。我用了这样一句话：“绿色低碳、空间正义”。今天我想再补一段话：“要关注绿色低碳，这是十四亿中国人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唯一选择；要认真地解析人群，了解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提供多元化的供给——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机会。”注：本文整理自李晓江先生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22年业务交流时所作的题为《关注人的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报告。内容略有删节，已经讲者审阅。讲者

我国地域范围广，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尽相同，不同地区高铁枢纽建设方式、建设模式、与城市功能衔接需因地制宜与城镇化发展阶段、机动化发展阶段相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由水路、公路、普通铁路建设起步，到高铁、城际等轨道交通逐步完善。在空间创新上，既有以新城带动型的高铁枢纽（深圳北站、广州南站）、植入中心区的（全国第一个）地下高铁枢纽（福田高铁枢纽），也有代表新时期发展方向的高密度城市中心区建设的集高铁、城际、地铁于一体的西丽高铁枢纽，高铁枢纽建设极具多样性、探索性与示范性。01-高铁2.0时期发展新态势1-高铁线网建设：由全国性干线向城市群与都市圈演进截至2020年，我国高铁里程3.6万公里，对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度达到86%。我国高铁开发建设由1.0时期的骨架性干线建设、枢纽建设，进入到高铁网络增密、多线多站2.0发展时期。随着以“八纵八横”为主的高铁网络建设全面展开，高铁建设由大规模的全国性干线建设转向次区域、城市群、都市圈的高铁网络完善。2-高铁枢纽布局：由“单线单站“向“多线多站“演变高铁网络的建设，必然由高铁自成体系的阶段，迈向高铁、普铁、城际铁路，乃至城市轨道线网的全面融合。以多种方式，形成对大中小城市乃至重点小城镇的全面覆盖和快速联系。干线时期客流资源向单一站点集中的趋势将会转变为向多个不同功能的站点地区分散，站点的功能也将会更加混合。3-枢纽布局模式：高铁进中心的“多枢纽+多中心”布局东京、巴黎、上海等国内外大城市都布设有超过4个高铁枢纽，均衡服务城市不同地区。同时，高铁枢纽布局与城市各层次中心体系耦合，城市核心区枢纽重点满足客流需求、支撑城市发展，城市外围枢纽重点带动次中心发展。特大城市：东京、伦敦、巴黎普遍有7个以上高铁枢纽，且呈现7个以上副中心发展结构，普铁、高铁、城际组合发展。大城市：横滨、大阪等大城市有2个以上高铁枢纽，且高铁枢纽具有高铁、城铁、城际复合化功能。国际主要城市高铁枢纽与城市中心结构耦合比较情况02-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外城市群差异比较粤港澳大湾区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发展条件，与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在空间布局、产业布局、出行特征上有一定差异性，高铁枢纽布局建立在城镇布局基础上，也形成了独特的枢纽布局特点。1-空间尺度比较：单元较小，边界模糊粤港澳大湾区面积5.65万平方公里，是纽约湾区的2.6倍，旧金山湾区的3.3倍，东京湾区的4.2倍。但与国内城镇群相比，长三角面积21.1万平方公里，京津冀14.6万平方公里，空间范围均大于粤港澳大湾区。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空间单元看，大湾区633个镇街平均面积88平方公里，分布较为均匀，城镇化差异小，具有形成集合单元的自然地理、人文文化条件。2-产业特征比较：优势互补，近域外迁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约2.3万美元，接近京津冀和长三角的总和，第三产业比重也高于两大城镇群。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层次多元、产业梯度差异明显，曾经“世界工厂”地位奠定了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基础。3-出行特征比较：机动化早于城镇化，公路主导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建设重点经历了从水运到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等阶段，目前正迈向高铁、城际轨道阶段。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城出行活动在全国三大城市群中最为活跃，但城际轨道人均里程现状和规划水平远低于东京湾、纽约湾、长三角等地区水平。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出行结构仍以公路为主导，跨界人员流动以公路为主，基于轨道交通的常态化通勤需求尚未激活。区域交通集约化程度较低，铁路客运市场份额仅占到约1/4，而长三角铁路出行占比已达到30%以上。粤港澳大湾区现状高铁枢纽30分钟可达范围示意图源：课题组绘制（2019）03-集合城市理念下大湾区枢纽布局特征粤港澳大湾区城镇化率已超过90%，随着高铁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跨区域合作和跨界要素融合进一步深化，城镇格局等呈现扁平化、去中心化、去边界化等态势，城镇空间组织模式将从“中心-外围”模式转向“枢纽-网络”引领的“高铁集群枢纽-网络集合单元”模式。城市边界地区将打破传统行政边界，以“集合城市”统筹要素配置和功能、交通等服务的组织。1-打破“中心-外围”模式，以集群枢纽重塑集合城市对于新区拉动型高铁枢纽，粤港澳大湾区高度连绵、边界模糊、人员跨城流动频繁，以高铁枢纽为触媒拉动城市发展不具备单点拉动效应，更多是与既有功能叠合、拆墙，边界地区如何共享高铁枢纽也有一定探索性。粤港澳大湾区共形成了25-30个左右的集合单元，集合单元人口在80-700万人不等，按照集合单元的区位、产业、人口、功能特征可分为中心区型集合单元、产城融合型集合单元、培育型集合单元。粤港澳大湾区现状建成与未来规划的普通、高铁、城际枢纽站点共45个左右，集合单元内枢纽覆盖率达88%，除广州从化组群、惠州潜力地区组群、江门潜力地区组群3个外围单元组群未覆盖站点枢纽，其他集合单元平均覆盖1-4个铁路枢纽。粤港澳大湾区集合城市单元与集群高铁枢纽布局示意图源：课题组绘制（2019）2-轨道上的中心区，大区域构建跨边界中心区快线未来，借助广深港高铁、环湾城际等线路，粤港澳大湾区将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等多个中心进行有效串联，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相契合，在更大区域范围尺度促进了“轨道上的中心区”的全新探索。大湾区轨道上的中心区图源：课题组绘制（2019）针对中心完善型高铁枢纽，在建设形式上，对于高铁枢纽如何进中心城区在全国具有先进性、领先性，探索了三类城中站的建设模式。1）中心区地下型高铁枢纽全国首个地下高铁枢纽出现在深圳福田，作为2001年开始建设的市级中心，地面空间高度建成，为全地下建设方案，并通过地下通道、商业街将中心区激活。福田站与福田中心区深度耦合，整合了地铁、轨道快线、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2）中心区组合型高铁枢纽受制于广州南站远离城市中心影响，新一轮广州铁路枢纽布局积极探索如何将高铁服务引入中心城区。未来将新增广深港高铁引入中心城区联络线、京广高铁引入广州站联络线、三眼桥至新塘通道扩能，实现高铁线路引入中心城区，两站开行穿行列车，共同成为中心火车站。3）中心区立体型高铁枢纽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的深圳西丽站也位于城市核心地带，空间狭小，通过将交通流垂直分层，构建“地下两层、地上三层”的立体慢行网络，对应“地铁连接、地下商业、城市界面、公共空间、上盖开发”空间。3-适应存量发展阶段，站点复合集约发展特征显著粤港澳大湾区对高铁枢纽拉动作用与城镇化发展阶段高度契合，鲜有30平方公里以上高铁新区。更多考虑的是枢纽与城市结构功能的耦合匹配、高铁作为人流、商务流集散，与城市既有功能相结合。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已建成的16个高铁枢纽统计，除广州南站高铁新城规划36.2平方公里，其余均在20平方公里以下。根据枢纽区位、等级、客流量、功能和周边功能衔接关系，可分为高密度中心完善型、中密度综合发展型、中密度城市更新型、低密度独立发展型。粤港澳大湾区已建成高铁站点周边功能使用情况图源：课题组绘制（2019）4-国铁、城铁、地铁组合，多网共筑轨道上的湾区伦敦共有5个机场，并有cross

1990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首次提出适应气候概念。适应，是指通过采取调整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系统的措施，以减轻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和潜在风险。至今，已有多个国家、城市制定并开展了适应气候行动，以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长期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其中，典范城市有欧洲的哥本哈根、鹿特丹、伦敦，北美的纽约，亚洲的新加坡等。01哥本哈根—“建设最宜居城市”哥本哈根位于丹麦西兰岛东部，东临厄勒海峡，面临的最主要气候风险为暴雨。而随着气候持续变化，海平面上升和高温天气也将带来一定的影响。从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的一年间，哥本哈根遭受了3次大暴雨的冲击，城市大面积区域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在此背景下，哥本哈根决定制定综合的气候适应计划，于2011年发布了《哥本哈根气候适应规划》，对暴雨、海平面上升、高温天气三种主要气候风险提出针对性的适应行动。并于2012年发布了《哥本哈根暴雨管理规划2012》，对最为严峻的暴雨风险进行了更详细的管理规划。

2022年，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之下，我们的世界不仅面临着全球秩序重构的不确定性挑战，还不得不对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安全架构进行全面的反思。在全球产业分工系统和生态安全系统同时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保持发展韧性成为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生存法则。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这种发展韧性将通过其区域空间结构、要素配置、功能协作的系统交互与优化来实现提升，而大湾区“一国两制”的多元制度势差和交互潜力、巨型都市网络的高度弹性和复合性则为这种韧性提升创造了诸多的现实选择和未来可能。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总体合作方案》，香港特区政府则于去年10月发布了新一轮《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和《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澳门特区政府亦于今年2月正式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城市总体规划（2020-2040）》——作为对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区域性响应，上述方案和规划标志着大湾区的区域融合发展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众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论坛”作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规划学术交流活动，是自2017年以来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协会、香港规划师学会、澳门城市规划学会共同主办的综合性年度学术会议，旨在为区域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为粤港澳深度合作搭建平台。今年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论坛，我们希望能在往届论坛的共识基础上，重点结合大湾区最新推出的一系列以区域融合发展为基本导向的综合方案、空间规划和公共政策，推动区域规划和治理领域中相关合作议题的进一步建设与分享。-2022年9月17日，以“多元融通·深度合作——迈向区域融合发展的大湾区”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论坛将以线上会议直播的形式举行。我们将邀请来自大湾区以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区域多元融通与深度合作”为主题进行上午的主旨演讲和嘉宾对话，进行相关学术成果的主题发布，并通过下午的三个平行分论坛，分别就“大湾区多元融通与跨界合作”、“香港与大湾区融合发展”、“澳门与大湾区融合发展”三个专题方向展开更具针对性也更为深入的专题报告与学术讨论。一会议组织主

进入七八月以来，中国多地持续高温、河流干涸，又或急雨不止、山洪暴发，频频挑战城市韧性。自20世纪中叶，人类活动已导致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升高约1.2

本文从绿色低碳引领城市转型、生态修复助力绿色发展等方面，阐述了中规院深圳分院近年来在绿色生态低碳领域的科研和实践。深圳分院长期跟踪粤港澳大湾区低碳城市、生态城市、韧性城市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从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研究到全方位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研究，再到“碳达峰、碳中和”路径探索；从绿色低碳定性分析到生态定量评价，再到低碳生态技术的实施落地；积累了许多绿色低碳引领城市转型的经验。数据截至2021年8月01韧性城市—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

力学与深圳力学和深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就是在深圳这个地方所开展的，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力学”的试验场。深圳四十余年的历史，映射的是各种力相向或同向交汇的试验场，城市是这段历史的证物。我尝试借各种力的分合，解读深圳城市发展的动能，也算是参与深圳规划三十余年的观察、思考和简报。力有很多种，影响深圳的力包含了自然力、文明力、民众力、国家力、市场力、想象力、科技力和设计力等等。深圳这座城市40多年是由这些力复合而成的，在不同时间段它们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因此当我们把这种力一个个解剖出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城市物理空间背后的一些人文底蕴。''自然力自然力这个话题在深圳是一个全民关注的话题。深圳有一个人用了12年时间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深圳自然博物百科》，他是一个出版人，并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不过他做的事比很多专业的生物学家做的可能还要更有影响力。-半城都市半城山水图源:《深圳自然博物百科》（2008.12.11

青岛“海浩奇观”''我们居住的蓝色星球分为陆地和海洋两大系统。陆地是人类栖息的场所，也是人类获取资源的主要场所；海洋被誉为“生命的摇篮”，是人类资源的重要补给库。作为各类资源的载体，陆地和海洋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坚持陆海统筹，处理好陆地和海洋的关系，事关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大局。-陆海统筹既是一种规划理念，也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解决陆海冲突最直接的手段，有利于实现陆海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促进生态保护，以及优化陆海资源优化配置。目前，从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到地理学、地缘政治等不同领域对陆海统筹认知略有差别，总体上相关研究对陆海统筹的阐述偏重社会发展层面。陆海统筹发展主要阶段海岸带空间规划编制中，可依据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从陆海资源、生态安全、功能、空间、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着手，寻找分析海洋资源敏感性、判断资源利用优先度、解析陆海功能兼容性和立体用海兼容性的方法，构建陆海统筹的关键技术体系。01

摄影：龚志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仅用40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近300年的城镇化道路，7亿农民进城，400多座城市新建，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3.89%，进入到城镇化的“下半场”，城市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近10年来，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普遍流动转变为人口在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流动，城市规模有增也有减，城市发展进入到了结构调整新时期。01背景和政策1_城镇化“下半场”：60%以后的新变化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达到60%以后，正是城市问题集中爆发的时期。不仅要持续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还要注重解决城市发展本身所产生的问题。以世界各国为例：英国在1870年左右，城镇化率达到60%，出现环境污染、住房短缺、公共卫生等问题；美国1949年暴露出交通环境和社会公平等一系列“城市病”问题；日本在1960年左右达到60%城镇化率，面临东京等城市功能集聚、过度拥挤等问题。在全球的视角下，当城镇化率达到60%，也是达到城市病集中爆发，需要结构性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阶段。2_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动力发生变化以房地产驱动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已经到了尾声。随着我国住房总量越来越接近“天花板”，住房问题已经由总量短缺转为结构性供给不足。加之高地价、高房价预期已到顶，货币工具也遇“天花板”。近11年间，M2余额增幅是同期GDP增幅的2.3倍，资金使用效率越来越低。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设施补短板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内需方式的有效路径。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积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力争到“十四五”期末基本完成2000年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初步测算，“十四五”时期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拉动投资和消费约5.8万亿元。3_新的社会发展需要驱动城市发展转型新冠疫情暴露出城市发展建设亟需“补短板”和“补漏洞”。城市中高密度、超高层住宅区、办公室的卫生防范风险高，应急管理难度大。新冠疫情暴露城市发展中突出问题，迫切需要在城市基本服务的补短板和基层治理的补漏洞等方面加强投入。社会新矛盾和消费新趋势。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生活水平的变化、人的需求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共同推进城市更新作为党和国家重大政策的提出。摄影：龚志渊4_城市更新是新时期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利于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从宏观角度来看，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对于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深远的意义。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并明确了城市更新行动八个主要方面：02理论和方法1_国际视野下的城镇化发展特征国际视野下的城镇化率发展与城市问题的涌现。对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和城市规划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表明，城镇化率在30-50%处于快速发展阶段，50-70%进入拐点阶段。我国正处于64-65%，到了城市问题累积，需要结构性解决问题的重要时期。层出不穷的城市问题推动了国际更新理论的演进与发展。以西方为主要研究对象，上世纪50、60年代到2000年前后，英文里出现多种更新理论的概念：城市重建(reconstruction)、城市复兴（revitalization）、城市改造（renewal）、城市再开发（redevelopment）、城市再生（regeneration），甚至于衰退下的再生（regeneration

提到深圳的大海和海岛，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深圳东部的大鹏湾和大鹏半岛？——其实，深圳的海不只在东部！在深圳1145平方公里的海域中，共分布着51处无居民海岛，它们是这座城市珍贵的资源。其中，西部630平方公里海域，13处海岛占据了深圳海岛陆域总面积的98%，承载着深圳海岛未来的想象。深圳西部海域这片海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是劣四类的水质、繁忙的港口、机场、跨海而过的沿江高速…….

2021年4月，松山湖科学城作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全面启动建设。回顾过去二十年，松山湖从四镇边缘地带的天然水库，到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再到如今的功能区和科学城，空间内涵和功能要素不断升级。综合交通体系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系统，如何支撑、推动和引领松山湖空间的演化，亦是一条认识松山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线索。01

01城市更新行动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行动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占比上升至63.89％，有9亿人居住在城市。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城市建设已由增量建设转入存量更新，城市问题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城市建设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新城新区建设，另一种是既有改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要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建筑品质……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城市更新行动是为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更新”进入中央政策文件，已成为新时期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和抓手。为“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_城市更新行动的目标任务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总体目标是建设宜居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主要任务包括以下七个方面：_城市更新行动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实施城市更新运动，推动城市结构调整优化和品质提升，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对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实施城市更新运动，是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是推动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是推动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短板、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重大举措。02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永恒主题任何生命体一定是在不断地生长和演化过程中，一定需要不断地吐故纳新、更新改造、治病救命。从人的发展需求出发探讨城市发展的价值观追求可以看到，目前还有很多需求不能满足。城市更新是一个物质空间重塑和社会治理重整的过程。需要从城市发展的自然生境、优质设施、空间场所、文化认同、社会善治、经济活力六个维度进行思考。_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永恒主题城市更新改造最经典的案例是奥斯曼巴黎城市改建规划，旨在缓解城市迅速发展与相对滞后的功能结构之间的矛盾，通过扩大道路，疏解城市交通，建筑大面积公园，完善市政工程等，使巴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之一。北京的城市更新改造从建国初期就开始了，电影《龙须沟》就记录城市更新改造对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善，也诉说着新北京的城市变迁。上海的城市更新改造从1951年就开始了，把当时的滚地龙棚户区改造为曹阳新村，为工人阶级解决住房难问题。深圳的改造则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鹿丹村改造作为经典案例，过程一直经历了15年，2017年才施工完成。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城市更新改造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深圳大冲城市更新改造后_城市更新行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协调1.

义虎门作为最著名历史事件发生地，是近代鸦片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作为见证中华民族崛起的威远岛及太平水道区域承载了诸多历史遗迹。虎门炮台与虎门大桥掠影图源：公众号“东莞滨海湾新区”产

为了更好的应对环湾计划，规划设计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多维的现状认知体系，分别利用大数据、系统调研、产业摸底等工具，通过理性和感性的双重视角，建立对环湾地区的基本认识。基于泉州相对较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和城乡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一老一小”人口和比重双双增加、城镇化持续推进，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1]。城市的适儿化、适老化空间与设计亟待更新与升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对于城市空间与设施的需求多有重叠，其中“一老一小”的诉求尤为多元，且往往因一般家庭结构涉及到了更广的人群，社会影响范围更大。在空间与设计方面，一旦满足了适儿和适老的基本需求后，广大社会人群均可受益。为老幼设计，即是为全民设计。

40年前，深圳从一个边境小城，变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和破冰者，变身为一座超大城市。自1984年开始，我们有幸以长期跟踪、伴随服务的方式，参与和见证了深圳很多重点地区和复杂系统项目的建设，例如：罗湖口岸30年的历次更新、深圳湾超级总部20年的谋划、深圳湾公园15年的设计与建设、后海中心区15年的设计和建设，以及深圳大空港地区近20年的战略发展与实施建设等等。''伴随式服务的方式，能够最好地保证“从好设计到好营造”的实施效果。长期的服务跟踪和及时的优化修正，是我们在深圳城市规划和设计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和不可或缺的规划服务内容。伴随式服务的工作核心是把控城市设计与建设的愿景与方向、响应发展历程中政府以及市场的调整要求、统筹多专业协同推进落实的诉求，建立内部和外部工作协同机制建设，并且在长期的伴随式城市设计服务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制度化。这些探索和积累成为后来深圳市政府2018年正式出台总设计师制度的重要实践基础。▼后海中心区城市设计平面图与十五年间变化

''于东莞而言，海洋、江涌、山地丘陵等多样地貌，形成了三种类型的滨水空间：西北密布的河涌代表了岭南原生乡情；西部开阔的海岸代表了面向湾区发展的城市雄心；而东南部的松山湖在众多掩映在山林中的湖泊水库中脱颖而出，与人、与城市紧密联系，承载了内陆丘陵地区的滨水生活梦想。-二十年间，松山湖从深莞边界的“科技产业园”，蜕变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的创新成绩与波光粼粼的松湖一样闪亮。松山湖建设二十年来，贯彻了尊重山水生态、顺应自然的灵活设计，形成了“科技共山水一色”的独特空间美学。

女性是否乐意成为母亲，取决于她在育儿事务上能否获得足够的支持：来自独立自我、来自家庭、来自社会的支持。这些支持是她选择成为母亲的力量源泉。面对社会性的生育问题，女性友好型城市应更积极促进女性独立自主；倡导为人民服务的城市应加强"为家庭服务"的理念；包容性城市应致力于为每代人的成长创造机会与联结。在女性崛起的时代，育龄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其婚恋观、生育观的转变以及生育面临养育成本高企、家庭就业失衡、家庭支持不足、社会配套服务短缺等系列问题均阻碍了“三孩”生育政策的落地推行。因此，构建当代女性友好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环境迫在眉睫。通过对深圳女性画像和特征进行分析，针对性地对社区空间、办公空间、公共空间等城市空间与设施建设提出建议，从城市空间环境的角度建设降低生育顾虑和女性友好的高质量空间，促进性别包容，促进深圳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1-“低生育率陷阱”与中国当代女性生育观近年来，“生育友好”成为中国不少城市的建设目标，以应对低生育率的问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当生育率持续一段时间处于这一警戒线以下，低生育率会自我强化，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将会变得更困难[1]。

回顾“前海”发展的历程与背景，从2008年“前海计划”酝酿伊始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假如，你在这座城市拥有了一个新家……在华灯初上或万家灯火时，推开家门，你希望眼前是什么样的景象？客厅是否散发着舒适悦目的光晕？厨房是否被亲切地照亮？餐桌是否氤氲着轻松与浪漫？书桌上是否投映着理性之光？卧室是不是总留有一点微灯，就像儿时记忆中妈妈那样？……人们对家的回忆和遐想，往往和光离不开关系。光是空间的魔术师：照明，很大程度地决定了我们对一个空间的感知、感受和感情。这个空间可以小到一所房子，也可以大到一个城市。假如我们要装修一个新家，一定会在一开始就构想照明的风格、布设光源、安排走线，以便获得理想的空间感受，这样的流程，几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当这个“家”扩大为一座城市时，事情却因复杂而变得走样：由于我国城市照明发展起步较晚，在城市规划、建筑及景观设计初期往往未能将城市照明建设考虑进来，因此，城市照明建设滞后于主体工程建设，只能采用在既有建构筑物、景观环境上加装城市照明设施的方式进行推进。这样的方式常存在安装条件受限、取电困难、安全隐患，而且越是“大手笔”的加装，越容易破坏精心设计过的建筑外观。——颠倒了做事顺序与方法，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因此中国城市照明在追求高品质的发展之路上，南辕北辙了许多年......北京国贸夜色什么是城市照明“三同时”？2012年，深圳启动了全国首个全市域覆盖的城市照明规划《深圳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2013-2020）》。面对深圳市内大量的新建、改建、扩建片区，秉承高品质、高标准发展建设理念，提出“三同时”的设计理念与方法，即：针对新建、改建、扩建片区，与主体工程配套建设的功能照明设施和重点区域的景观照明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通过加强规划设计建设的前期充分协调，推进深圳城市照明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化、精品化，引领城市照明建设管理的高质量发展。纽约港曼哈顿夜景2016年：规划先行，理念转变2016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作为深圳最重要的新建城区之一，率先落实深圳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的要求，启动了《前海灯光环境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就前海的“三同时”城市照明建设管理要求及管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前海灯光环境专项规划借鉴新加坡、纽约、墨尔本等国际先进城市经验，对照明规划的控制内容及指引要求进行了创新。并针对各类照明对象，就照明管控、指引的关键指标及要求进行整理，制定了符合前海管理实际的“三同时”城市照明设计导则，涉及单元照明导则、二层连廊照明导则以及地下空间照明导则。其中，为适应前海建设管理的实际需求，照明单元承接前海的发展单元划分，共分为22个单元，《规划》就单元内的建构筑物、街道、公共空间进行了识别和梳理，并就三类照明对象，以图表的形式进行了分别指引。导则的编制提高了管控、指引关键信息的查阅的效率，为“三同时”城市照明建设管理的审批、审核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单元照明导则图源：《前海灯光环境专项规划》图源：《前海灯光环境专项规划》

>>请横屏查看动图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空间信息平台成为城市与区域走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大数据与新技术也成为空间规划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技术手段。《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要建成智慧城市群，推动数据信息流通、建设统一的空间信息平台。建成智慧城市群。……加强粤港澳智慧城市合作，探索建立统一标准，开放数据端口，建设互通的公共应用平台，建设全面覆盖、泛在互联的智能感知网络以及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空间信息服务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的观察：从“数字城市”到“数字湾区”“强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城市群中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基于高密度的人口、建设格局，在强大的市场活力和基础设施支撑下，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高频度、大规模的跨界要素流动网络。以人口通勤为例，广佛之间、深莞之间通勤来往密切，跨界通勤分别达到50万和30万量级，在全国三大城市群日均跨界通勤人次排行中具有领先地位。政策制度环境的多元差异性，叠加市场资本的高度活跃性，也塑造了大湾区独特的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布局，以及高密度的经济、企业要素联系网络。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仅建设“数字城市”，难以全景刻画和全局协调大湾区的跨界要素流动。“数字城市”是以信息平台为载体，基于社会、经济、空间等各类数据，以为城市居民、企业、政府提供各类便捷、高效、全面的服务。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各市的数字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具体到规划建设领域，各城市的规划管理机构均建设有城市级别的“数字城市信息平台”。然而，面向市场高度活跃、跨界要素流动频繁的粤港澳大湾区，仅具备单一城市空间数据的“数字城市”信息平台难以刻画大湾区城市群网络化特征以及城市间要素流动信息。>>请横屏查看动图▲

特区时代，深圳塑造了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约30公里长带形城区。湾区时代，深圳正从经济特区迈向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向湾发展”是顺势而为的必然选择。从尺度上看，“打造深圳西部滨海地区”近似于重塑一条和原特区轴线类似的“湾区新轴线”。

不到100年前，人们在夜晚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壮丽的星空。到了二十世纪，天文学家最先发现并提出：不当或过度使用的人造光将会引起“光污染”。这令天文望远镜无法找寻到暗弱辐射的天体并展开精密观测，也将影响自然节律与人的健康。最为直观的是，人们很难再看到银河与星辰。2003年美国东北部地区以及加拿大东部地区出现持续10天的大范围停电。恢复暗夜的天空浮现出一条光带。起初这令习惯了城市夜空的市民感到恐慌，后来人们得知，那是城市上空本应肉眼可见的清晰的银河。

共建无障碍城市的几个关键__纵横共建：无障碍城市需要协同治理“无障碍建设是一项社会工程，

张馨月中规院深圳分院粤港澳研究中心-拓展中心作者简介：毕业于英国建筑联盟学院，英国皇家注册建筑师，英国皇家建筑协会会员。曾于伦敦、香港、温哥华和东京从事建筑、艺术、城市研究和公众学术交流的工作。

1-在城市中，是什么让女性觉得不安全？-世界上许多城市都是这样的：它往往不适合女孩，不安全、肮脏、不受欢迎，而且难以进入[1]。城市是未来全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家园，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镇化将达到68%，而中国城镇人口比率或超80%[2]。然而，联合国人居署在《“她”的城市：与女孩一起进行可持续和包容性城市规划和设计的城市指南》中指出，女性从城镇化和城市空间中受益更少。例如，全球女性使用城市公共空间的程度与男性不对等——研究表明，从8岁开始，80%的公共空间都是被男孩所占据的，女孩们认为这些空间让她们感到更不安全、更被排斥[3]。

一个创造性的深圳，更加需要生活的美感。深圳将进入基于存量空间的高质量提升期，市民对于城市环境的审美需求和文化诉求也逐渐显现出来，从关注物质空间本身到渴求“有温度、有活力、有美感”的城市街区。“美丽街区”正是能够将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落到实处的空间载体，将物质空间的美学要素和社会空间的人文要素融入街区的建设中，进而构建美好宜居的城市家园。生活中的情趣，流露于城市街区。深圳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中国第一个、全球第六个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拥有完整成熟、生机蓬勃的设计生态。参考文献：赵广英,单樑,宋聚生,李晨.深圳规划建设40年发展历程中的城市设计思维[J].城乡规划,2019(05):103-113.与此同时，城市建设也在不断实践创新，尤其自2017年“城市质量提升年”以来，“厕所革命”、“世界著名花城”、“千园之城”等美好行动收效显著。与国际一流大都市相比，深圳在街区建设方面仍存在“特色不鲜明、要素缺统筹、环境少互动、共建未成熟”等问题。

深圳南山区位于全国百强区之首，平均每平方千米空间即拥有一家上市企业，独角兽企业以每年1家左右的速度增加。南山区目前已成为我国科技与制造的桥梁，中美贸易摩擦与科技对抗时，曾被戏谑称为美国与深圳南山区街道办的战斗。创新基因和创新雨林生态的维护是南山区保障不断产生创新的源泉。从南山区的功能断面和空间断面跃升来看，南山区适时抓住科技创新的每次技术创新与迭代，在各个时代经历了多次迭代呈螺旋上升。在白手起家时，南山区如何促进科技创新引领？在激烈竞争中，如何有效提升市场创新转化能力？在复杂格局中，如何整合和提升多主体创新活力？——分析深圳市南山区创新资源、创新模式、创新空间、创新路径在过去几十年的特征和持续演变，对于研究中国特色的城市创新空间发展具有可借鉴的经验。

2021-2022十个业务领域“从中国思考、为地方服务。”——近40年来，中规院深圳分院一直活跃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创新前沿。坚持以中规院深厚的研究传统为底蕴、以城市空间发展全生命周期伴随服务为特长，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一流国家智库”、“先锋城市高品质创新引领者”。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绿色低碳发展、科技源头创新、都市圈引领发展、城市高品质建设等重大变革为规划设计领域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我们依旧秉持生态优先、以人为本、品质引领、协同共赢的理念，同时也专注于实现改革创新的空间价值。在传统春节的最后一天，我们分享深圳分院2021-2022年度在10个领域的代表性项目案例，以此展望崭新的一年。祝愿广大规划同仁在壬寅虎年：龙腾虎跃、大有作为！未来，希望我们携手共进，共创高质量的城市未来！中规院深圳分院是中国科学城规划领域中引领性的规划设计团队。在深圳光明、东莞、合肥、武汉、南昌等科学城的发展战略、科学城空间规划、科学城中心区城市设计、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聚区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规划、设计和服务经验。

50年代起，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歌猛进，城乡风貌成为了城区高速发展的牺牲品之一。在多轮的城乡权利博弈中，逐渐破碎化的土地产权更是促成了“城乡生态破碎化”。

01经济增长与创新理论新趋势经济学在过去十几年有快速的发展。其中，关注经济和空间关系的研究者中有三位的理论尤为引人瞩目，他们是Hidalgo、Bschman和Storper。这三位的理论简称为H-B-S模型：“

受到新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如制造业回归美国、欧盟和中国、东亚、美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等。但生产要素在区域范围内不断流动仍是不可逆转的，全球经济合作呈现出区域一体化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本致敬之书1989年11月26日——那已经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年代，在连续坐了3天的火车、汽车后，拿着“边防通行证”从南头边检站第一次进入深圳。那一天的深圳，天际线上空布满庞大的云朵，冬日的阳光温暖却湿润，人们匆匆忙忙地走路，喜欢搭讪却南腔北调——这都是我喜欢的，那一刻就在想：

2021年底，国际权威色彩机构潘通（PANTONE）发布了2022的年度色：“长春花蓝”——一种看上去有些许柔弱、敏感浪漫的颜色；一种与严峻现实截然相反的颜色：一种象征生命与希望的颜色。如果要给过去的2021年做一个年度色彩概括的话，大概应该是某种令人窒息的灰色。尤其对规划师群体而言，我们中的很多人，内心时常充满着徒劳无功的疲惫，弥漫着停滞不前的悲观。上一年的我们，外在的状态可描述为“卷”，内心的境况可描述为“倦”。卷与倦，字形相近，一主外一主内，体现出某种消极的“身心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是当下世界与个人关系的缩影，它们源于广泛意义上的区隔、解离、防备；源于潜入当今每一个领域的保守主义。它们的起因不由自主，结果难以消除：“卷”俨然是世界的主题，“倦”仿佛是个人的宿命。

2021年12月9日，东莞松山湖举办建园20周年“改革、创新、再出发”活动。中规院深圳分院获“松山湖20年突出贡献企事业单位”，由分院院长方煜登台领奖。中规院副总规划师朱荣远获“松山湖20年突出贡献人物”荣誉称号。20年来，中规院副总规划师朱荣远带领深圳分院技术团队扎根地方、贴身服务、倾力开展松山湖产业园区的一系列规划设计工作，在园区发展的各个关键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城市提供了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抓手，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朱荣远始终不忘初心、坚持理想、开拓创新，他在松山湖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的探索历程，也成为院技术发展道路上的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回顾、发扬。成立伊始明确价值共识，奠定发展标准2001年松山湖高新区建立之初，中规院深圳分院提出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按照“新城”而非“产业园区”的规划设计理念开展园区规划设计，面向珠三角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探索实施山水城市、生态城市、设计集群、新城文化、滨水生活的前瞻性城市化路径。按照“科技共山水一色”的建设目标完成了第一版园区总体规划、中心区城市设计、市政专项规划等重要项目的编制。值得一提的是，朱荣远筹划推动了园区的文化经营策略，以“聚慧”方式先后邀请以崔愷为代表的30多名国内中青年规划师和建筑师，共同为松山湖新城设计了近80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空间，为区域内涵的提升和赢得广泛声誉贡献了力量。成长发展从松山湖到生态园，探索2.0版本新路径2006年以来，东莞市基于“双转型”战略发展要求，提出生态园发展设想。朱荣远带领中规院深圳分院再次领衔，从“统筹发展、生态城市、城市文明、先行先试”四个方面，以总体规划统筹各系统规划，以城市设计和水环境系统设计为平台协调土地利用和各项详细设计，完成《东莞生态园总体规划（2007-2020）》《东莞生态园中心区城市设计》《东莞生态园水系及水环境整治综合规划》《东莞生态园市政工程专项规划》《东莞生态园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07-2020）》等一系列规划。持续转型适时开展实施评估和总体规划修编2016年，在松山湖建设15年的关键节点，中规院深圳分院团队开展了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园区发展战略、园区总体规划修编的规划工作，从人口用地规模、开发建设现状、基础服务设施配套等方面，系统评估园区规划建设的实施情况，实现了松山湖园区的首次“全面体检”，进一步明确了园区未来发展的重点。园镇统筹系列规划开启松山湖3.0时代2019年，伴随着东莞市片区统筹的实质性推进，东莞市委市政府做出重大战略部署，由松山湖（生态园管委会）统筹原东部工业园土地引进重大产业。中规院深圳分院勇担重任，开展了东部工业园企石辖区的战略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小海湖中心区城市设计等工作。在松山湖、生态园的建设实践基础上，实践创新城乡一体融合发展模式，建设了深莞惠科创与新制造业中心、大都市田园休闲中心与集散地。能级蝶变松山湖参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2019年，国家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以深圳光明-东莞松山湖片区定位为重大设施平台等创新资源集中承载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面对能级蝶变的历史性机遇，中规院深圳分院团队构建了新一代城市中心的理想模型，积极服务松山湖的新时代需求，开展松山湖科学城与周边地区联动协同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研究、松山湖片区发展愿景及总体空间战略专题、中心区城市设计等规划编制。回顾为松山湖服务的20年，朱荣远谈到：未来，总是被寄予希望和理想，而理想需要善作善成、久久为功。新发展时期，新的需求瞬息万变。但我们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从未改变，我们的技术手段，以此不变为“式”而用变“招”应万变。20年来，我们伴随松山湖城市的成长、感知它的变化，持续跟进优化、不断完善。今天，我们依旧传承松山湖的精神和价值共识，秉承为人服务，聚焦生态文明，服务科技创新，不断累积使之成为松山湖城市的文化内涵。中规院深圳分院松山湖代表项目概略|

合肥科学城大装置集中区效果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习总书记提出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全社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国目前已经建成的大科学装置22个，分布于北京、合肥等地。其中北京怀柔、安徽合肥、上海张江、粤港澳大湾区为全国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我国正以这四大综合性科学中心为核心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空间体系，开启基础研究的全新局面。中规院深圳分院是中国科学城发展领域中一支引领性的规划设计团队，近年来持续跟踪开展了光明科学城、东莞科学城从战略研究到片区设计的多层次规划设计；2020年，我院与合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标《合肥科学城大装置集中区专项规划与城市设计》，并整合深化。结合国内外科学城的案例研究以及多个科学城项目规划创新实践，我们对科学城的规划设计有几点认识：#1回应科学社群的人本需求科学城与城市其他功能区的区别首先在于社会人群的差异，科学城呈现出以科研人员为核心主体，多元人群构成的社群特征。这里既有短期科研实验与交流的国际化科研群体，也有长期扎根当地的科学家及其家属，以及相关科技企业群体。根据与东莞科学城散裂中子源科学家的访谈，目前约有400名科研人员在东莞现场工作，每年吸引几千人的实验用户以及2-3万访客，其中包括大量的国际化科研交流活动。科学城人群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科学城呈现出科研人员年轻化的趋势特征。根据《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科技工作者平均年龄35.9岁，其中35岁以下占48.8％。2017年与2013年相比，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年龄下降0.9岁，35岁以下比例增加3.1%。由此可见，85后、90后成为科技的主力军。科技工作者年龄构成变化因此，科学城的规划设计将以科学家需求为核心，结合科学家的人群构成特点，工作时间特点、空间场所需求，为科学家提供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与国际化的服务，提供各种尺度的公共交流空间和24小时的交流场所。合肥大装置区城市设计中，我们积极回应原科学岛公共配套不足的诉求，通过科学小镇的规划布局，努力补齐文教体卫等的设施短板。合肥科学城科学小镇效果图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中心区效果图在东莞科学城中心区，我们提出以中心公园为核心，打造城湖相生、城绿相映的公园城市，并通过新建与改建等多渠道，增加中心区的文化艺术与商业休闲等功能，强化面向多层次科学社群的中心区服务职能。#2从基础研究到科技转化的创新产业链科学城是各种科学资源高度集聚的地区，大科学装置作为科学城的基石，通过基础科学研究的原始创新，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基础研究向科技转化的创新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合肥滨湖科学城科创资源空间布局在合肥科学城大装置集中区城市设计中，沿科学岛向北布局先进光源、聚变堆、强光磁、雷电、大气的5大科学装置，形成了大装置走廊。在基本农田及生态红线空间限制的前提下，巧妙处理装置安全与功能组团的空间布局关系，满足大装置必要的安全距离与科研组团适宜的空间尺度，形成装置区分而不离的空间布局模式。大装置单元功能相对独立、保证空间场所的整体性和私密性；外围布局相关联的顶尖科研机构，实现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集群化发展，共同形成完整的科研生态圈。分而不离的空间布局模式先进光源科研组团布局#3科学理性与自然浪漫的平衡科学城的人群主体是理性、严谨、高压的科研人员，我们认为科学城应该营造有别于一般城市地区的整体意象与空间秩序，为科学家创造一片舒适宜人的园区场景。在合肥科学城大装置区，我们突出林田绿野的生态环境特点，以谦逊的姿态介入场地，将科学装置与科研聚落的中低密度生态单元镶嵌在水脉绿野之中。巨大而富有科幻感的大装置与林野生境之间对话，体现了科学理性与自然浪漫之间的平衡。遵循合肥时空规律，营造季相多变的林田景观，四季轮回的时空绿野为科研群体创造与自然呼吸交流的开敞空间。合肥科学城效果图光明科学城中心区以自然融入城市的耦合格局，通过建立沟通科学公园与柴山的生态廊道，加强中心区与外围山水林田的生态联系；通过森林廊道和社区绿地两极绿地构建清凉城市框架，实现5分钟进公园，10分钟入森林的目标；结合科学环廊形成连续的架空层和骑楼街，成为科研人员公共活动与自然对话的清凉场所。光明科学城中心区科学环廊剖面光明科学城中心区效果图#4促进交流与智慧碰撞的共享空间灵感与创新是科研成败的关键，在科学城的规划设计中，我们关注科学家的需求，创新激发科学家灵感的公共空间体系，为科学家提供随时随地交流讨论、独处思考的特色空间场所。光明科学城划定1%建筑面积作为IDEA空间，是结合科学家工作生活特征提出的一种特色的空间场所类型，通过多形式多尺度的咖啡馆、会议室、屋顶花园、空中露台等场所，为科学家和市民提供跨行业、跨学科的非正式交流和碰撞。光明科学城中心区IDEA空间合肥大装置区以“8”字形的灵感环廊串联起各科研组团，沿线布局四类科普展示空间，促进公众与科学的互动与交流；穿行于风景之中的灵感小径，联系生活与科研组团，在行走与静思之间，激发科学创想。当前，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争创科学城的热潮，科学城正成为当前这个时代重要的战略性城市空间，关于科学城的设计要点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与探索：-如何更精准地回应科学社群的人本需求？-如何适配从基础研究到科技转化的产业链条？-如何开启科创空间与自然对话的空间模式？-如何引导科学理性与自然浪漫的平衡？-如何构建促进交流与智慧碰撞的共享场所？-如何建立适应科技升级的智能交通体系？-如何想像面向未来的科学技术场景？结语：面向未来的科学场景未来已来，无论是无人驾驶、5G技术、量子科技等新技术革新，还是基础理论的不断创新，科技不断地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这种进程变得日趋加速。对城市空间影响最大的两项技术是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这是因为这两大类技术是涉及到时空关系的主要技术。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传统的“场所空间”正被“流动空间”所取代。——Manuel

西丽综合交通枢纽（以下简称西丽枢纽）是深圳“三主四辅”的主枢纽之一，也是深圳最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为更好的促进西丽枢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深圳市政府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双方一致同意，西丽枢纽应按照“站城融合”的原则开展后续的设计与建设工作。“站城融合”——西丽枢纽的必然选择

1980年，面积仅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开启了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历程。21世纪初，深圳受到“土地空间难以为继”的挑战而率先走上转型升级之路，形成特区内外全域拓展的格局。如今，深圳土地开发强度达到50%，基于生态有限承载力的城市空间拓展已到“天花板”。城市人口密度高于新加坡、香港、东京都，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也面临巨大压力。▲

西安是中国五大古都之一，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其京畿的影响范围可达今咸阳、渭南一带。今年9月，国务院明确要求要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西安更加有信心和动力，探索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引导全域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利用。01从都城文化到全域历史文化空间西安是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以往规划中城镇空间的都城文化保护与利用是重中之重。也是最早提出“保老城、建新城”理念的城市之一，在历次城市总体规划的框架下有效保护了明清古城的历史格局。保护工作不断拓宽，西安开创了“大遗址保护”方式，着力彰显唐城墙格局的同时，对“周秦汉唐”时期遗址保护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文化传承利用上，形成明清古城、大明宫、曲江、临潼等一批成熟文化旅游片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西安开创中国“大遗址保护”而放宽视野，西安自古在八水环绕的关中平原建都营城、在周边平原兴修农田水利、在川塬地区布局离宫别苑，依山就势布局寺观与陵寝，自古形成了“山、水、塬、田、城”相互交融、共生的长期稳定历史地理环境。本次编制全域全要素管控的国土空间规划，要具有文化广角，从城镇空间拓展到郊野空间，从都城文化扩展到郊野文化，引导整体性保护传承与利用，延续人文地理全域时空文脉。02西安全域历史文化空间的主要特点文化空间整体呈现“神-池-皇-陵”的分区特征北部主要以陵寝空间为主，渭河平原以都城空间为主，包括周秦汉唐明清时期的主要城址，南部近山以苑囿空间为主，包括上林苑、西部宫苑等，秦岭山脉分布众多宗教场所。郊野文化分区特征示意图自然环境承载深厚的人文脉络天地山川与人文空间的高度融合是郊野文化空间最为典型的特征，西安90%的历史遗存分布在城内、河滨、塬畔及山麓地区，形成了“秦岭-八水-台塬

2021年9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01-文件的特殊地位——我国1982年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以来，首次以中央名义专门印发的关于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文件。-02-出台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就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都做了重要论述，并在各地视察时做了重要指示。解读：习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提出要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习总书记在福州考察时指出，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习总书记在汕头考察时，提出要在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习总书记在潮州考察时，提出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习总书记在去广州考察时，对如何修复老街区、老建筑专门提到要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03-主要目标

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东亚、东南亚的综合性优势凸显德尔塔变异病毒冲击下，部分城市在变异病毒的冲击下遭受打击，但也更多看到东亚、东南亚地区新加坡、广州、大阪等城市排名稳中有升。全球生产与服务网络城市格局

2021年11月28日，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中规院”）主办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城市2021发布会”于线上举办。会议发布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城市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这是继2019年以来的第三次发布。面对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今年的《报告》聚焦“跨越鸿沟——全球城市的复苏”，筛选世界5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包容共享的发展视角，构建全球价值活力城市指数及“一带一路”潜力城市指标体系及算法，对疫后全球城市复苏的特征作出新观察，揭示全球城市格局的动荡变革。-

从事规划设计这些年间，不断有人询问我关于城市设计的问题，例如，如何理解中国的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应该做些什么？（当然也还包括“不应该做些什么”？）用什么资源和方法去促进城市设计的实现？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来自于我多年与城市设计相关的工作实践，以及与同事、同行的交流。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追求词典式的全面与正确。“城市设计”远非一个静态的图景、文本图册或名词条，它是动态的，随着外部条件而变迁发展，我们需要在变化中去回答前述问题，中国的城市设计尤其如此。在变化之中理解事物的难处在于如何处理纷繁与更迭的信息？如何判断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结构基石，哪些又是无足轻重的烟幕弹？——由此，便引出了今天的话题：什么是城市设计的“基本功”？

编者按：从2017年开始，中规院深圳分院每年推出《粤港澳观察蓝皮书》，以秉持长期主义态度的学术观察机构、以及参与谋划大湾区发展的规划智库的双重身份，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今年，蓝皮书已经发布第5版。因应当前绿色低碳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转型的重大变革，今年的观察视角设定为“以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空间持续优化”。今天的文章介绍了这一版蓝皮书的主要内容。城PLUS的订阅读者可在后台回复“2021蓝皮书”下载公众版。非订阅读者可以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获取下载链接，提取码:

近期，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2021》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构建香港-深圳的“双城三圈”空间格局。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密度最高的城市群。同时，大湾区城市群在一个国家内跨越两种制度，这在世界城市群中是独一无二的。香港空间战略的“北上”将大大提升香港与深圳的融通发展，对粤港澳的大湾区、对深圳都市圈的发展格局势必带来较大的影响，有望形成一个全新的“深港都市圈”。基于此，本文拟从都市圈视角，在新发展格局下，重新认识深港合作态势，并就深港都市圈建设提出几点思考。-01-对深港合作的四个认知1.

编者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共识。高密度特大城市如何践行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如何切实推进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即关注低碳路径落实，对于战略愿景的实现将起到提纲挈领的关键作用。高密度特大城市生态与产业的双重挑战01城区建成度高，生态服务功能不足高密度特大城市往往经历了高速城镇化过程。伴随着城镇空间快速扩张，生态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各类自然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热岛效应加剧，这些问题不断挑战碳汇能力。图源

社区，是城市生活的碳排放终端。与深圳类似的国际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后，社区生活碳排逐渐占据了较大比例。深圳共有居住建筑面积6.21亿平方米[1]，其中城中村占一半，承载了深圳市超过7成的租赁人口，是深圳居住空间的最重要基本盘。2018年深圳市出台了《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支持通过“城中村”综合整治和改造，提供各类符合规定的租赁住房。从国际经验来看，住房的居民生活品质提高普遍会推高人均碳排放，而城中村综合整治等更新改造的本质就是要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如果不提前采取绿色技术与绿色生活方式的积极干预，综合整治可能成为深圳实现“双碳”目标的阻力[2]。

与发展。目标将八卦岭片区塑造为尖端产业与本土生活万象包容的、24米+24小时充满活力的城市综合性片区。图

编者按本周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学术委员会2021年会将在青岛市召开，主题为“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城市更新”。作为中国最早步入存量空间时代的城市，深圳探索城市更新的进程具有研究价值；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片区更新统筹”是对于城市发展公平、协调、品质、共享的新尝试。深圳城市更新历经多年探索与实践，所面对的问题不再简单停留在住房提供、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物质层面，而是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整体复兴的综合职责转变。过去，深圳市城市更新过于强调“市场主导”，依托项目式的“城市更新单元”进行管理的缺点和问题日趋显著，政府管理部门逐步开始有意识介入城市更新之中，其中片区更新统筹就是政府介入的手段之一。▼城市更新统筹片区与城市更新单元规模比较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