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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创新增长与空间城市群政策

城PLUS 城PLUS 2022-09-21



01

经济增长与创新理论新趋势


经济学在过去十几年有快速的发展。其中,关注经济和空间关系的研究者中有三位的理论尤为引人瞩目,他们是Hidalgo、Bschman和Storper。这三位的理论简称为H-B-S模型:


“ H ”:Hidalgo的研究指出,更发达的国家和城市会运用更复杂的技术,创造更复杂的产品。经济发展是从简单产品和简单技术→复杂产品和复杂技术→多学科融合的过程。


“ B ”:Bschman重点关注技术空间-产品空间-城市(群)空间的关联性:更多的相关产品和相关技术带来更加复杂的新兴技术,进而促进新兴产业和城市(群)空间的崛起。


“ S ”:Storper聚焦分工网络,他指出:企业之间具有分工形成的网络,技术与技术之间,投资人之间也同样有网络。一个企业与多个企业复杂的相互投资和相互关联构成了城市产业多样化,也促成了产业向更大范围扩散。


02

产业空间如何影响城市空间政策?


深圳的发展就是技术和产品复杂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空间城市群政策大相径庭。


| 劳动密集型时代


在劳动密集型的时代,产品和技术产业均较为简单,降低贸易成本最为重要,深圳主要采取的政策是要素市场化、确定比较优势,七通一平、投资优惠、招商引资,通过承担大规模组装的工作挤入全球化。

 

| 资本密集型时代


进入资本密集型时代,随着产品和技术复杂程度的增加,政府具有了产品、技术和产业选择的必要性和认知能力,围绕核心技术与产业形成了日益复杂的产业集群过程。

 

| 创新复合型时代


从过去的5-10年来看,深圳已经步入了新的时期,大量单一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正被创新复合的高迭代产品所取代,进入科学引领、物质减量、产业细分的创新过程。


在同一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之间可能处在不同时期,有些城市进入了创新复合的精密高迭代的时代,有些城市处在规模化资本密集的阶段,而有些城市仍处在劳动密集型的阶段。在此情况下,城市群会形成按照技术复杂性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的分工。


03

产业空间如何影响城市群空间?


| 工业化与城市化


相对传统社会,工业化为基础的城市化过程生产和技术复杂程度大大提高,规模收益递减明显,大企业成为工业化城市分工的基础。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突出表现为工业在空间上高度聚集,成为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大尺度空间差异扩大的基本推动力。

 

| 城市群化


当工业化深度推进的时候,集群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使企业级别的规模收益不再简单表现为单一企业生产的数量规模,而是具有多样化多层次的产业节点。在城市群化过程中,中小企业因为占据生产或创新过程的节点,成为不能被简单替代的生产者,产业集群得以在更宽大的空间尺度上展开。


横轴:人均GDP
纵轴:某一城市工业产出在区域城市工业产出总量中的占比

 

以广东和长三角为例,广东21个城市的人均GDP与工业占全省的比重呈明显的规律:处在较低人均收入的城市占全省工业的比重也较低,除了珠海之外多数城市都服从这样的规律。相应的,工业占比越高的城市人均GDP越高,是典型的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而长三角的情况则不同,长三角26个城市人均收入和工业比重呈均匀分布。已经显著进入城市群化进程,产业集群在更宽大的空间尺度上展开,同一产业集群超出城市行政边界生长,产业集聚和扩散同时发生,核心大城市向更复杂的创新技术和产品空间过渡。

 

相对于长三角地区,广东目前处于强工业化空间集聚的过程,在此阶段,产业的扩散难度较高。



04

基础研究与城市产创新

是否正相关?


根据2000-2020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基础研究论文和专利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专利与基础研究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专利依赖于基础研究,论文会推动更多专利的产生。


但也有少数城市,专利、论文之间存在着波动的关系:如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学密集的城市,论文数量明显高于专利数量;而与之相对应的深圳、苏州、无锡等城市,基础研究量不大,但产生了巨大的专利创新的过程。



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规律:


| 知识在本质上是累积的,知识创造的区域差异是持续扩大的,知识创造规模与水平是知识的综合性与相关性的函数。


论文量表达了一定时期一座城市的知识的创造规模与水平,与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空间聚集程度有关,大学与企业是知识创新的基础设施和枢纽。专利技术是创新增长的中间变量,代表了从科学知识走向产业化的过程,科学发现与产业化和论文发表与专利申请相向而行,从长期看表现为基础研究带动专利技术。根据这一规律,上海、广州、杭州未来有较大的潜力。


| 基础研究与专利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论文到专利再到创新产业崛起之间存在易被忽略的“阶段性创新”。


每次科学革命都引发了新通用知识与技术,形成了持续深化的二次、三次至多次的深化与细分化创新,推动了专利技术快速成长。在空间上表现为:深化与细化创新与专利的高成长,出现深圳、苏州、无锡这样的城市,虽然基础研究并不雄厚,但随着深化和细化创新的展开,会出现专利的爆发性的收获。



| 全能式的大企业限制了分工,形成不利于创新的孤岛效应。创新蜂聚的中小企业通过创造性破坏,产生了广泛的创新激励与示范协同效应。


创新是产业链节点的占位竞争。企业是分工的产物,也决定着分工的深化。进入分工体系的企业越多,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张越快,同时分工深化也推动了产业集群水平的提升,最终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式的“滚雪球”效应。滚雪球效应会溢出行政空间进入一个经济空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沿着经济空间的扩散过程构成了城市群的分工体系。


05

微观证据:

深圳产业与分工创新网络的空间拓展


| 企业从核心向边缘梯次扩散,形成鲜明的分工协同网络


根据深圳市科创委关于研究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课题成果,深圳中小企业的扩散在2000-2015年呈现从南山、福田开始,向宝安、龙华、龙岗逐渐扩散的过程,形成鲜明的分工协同网络。在这样的扩散过程中构成了各个区域不同的优势,例如南山的优势从制造变成软件和信息服务、仪器仪表和医药等,宝安成为强大的制造业城区,龙华和龙岗成为计算机通讯的硬件制造中心,这是在行政区内,从核心向边缘区域依次扩散的微观证据。


| 深圳产业技术与分工网络向大湾区城市群扩散


根据哈工大(深圳)高质量与新结构研究院与深圳高质量研究会《关于高质量企业发展评估报告2021/11》,深圳企业在湾区产业链基本情况如下: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深圳和湾区之间的供应关系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90%的深圳企业仰赖湾区供应,66%的深圳企业反哺湾区供应。采购湾区与供应湾区的供应商数量占总供应商比重相关性超过50%;


当深圳处在更高端的技术研发、产品研发的复杂程度水平的时候,展现出更高的创新能力。当深圳给大湾区内的其他企业提供产品,则不需要很高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相对比较低;

 

深圳企业在湾区内的供应商越多,其流动比、速动比率、运营资本周转率更高;深圳企业向湾区企业供应比重越高,人均利润越低。

 

总体而言,深圳企业和湾区其他城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关系日益密切,当深圳处在高端引领阶段时,高端创新的能力更加集聚。

 

| 知识与创新增长格局的变化

 

从2005-2017年,中国的城市发明专利快速和论文总引用量的分布呈现相似的特征,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19年度报告》,过去3年深圳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的科技成果转让合同额快速增长,在2018年高校院所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金额的前10名高校中,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位列第2,南方科技大学位列第7,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位列第9……可谓是异军突起。



深圳出现的这种显著跃升能否会持续还不好说,因为数据时间点比较短。但可以证明深圳正在走向更高端化、更复杂的技术融合。假设这个过程的成立、存在能得到验证,我们认为深圳走向一个高端化,从深圳装配、深圳制造、深圳创造走向深圳创新的过程,这样的路径应该是存在的,这样的路径中,深圳将和周边城市形成一个依技术产品复杂程度和相关性的城市群分工合作网络。


注:本文内容根据唐杰先生2021年12月12日在中规院深圳分院主办的“新阶段下的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论坛”中所作报告整理,文中内容仅代表讲者个人学术研究及观点展示,敬请留意。(文字整理:许阳贵/中规院深圳分院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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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者 | 唐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

简介: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发改委“十三五”“十四五”国家规划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1971参加工作,1979进入南开大学,先后毕业于经济系、经济研究所,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期间,1992—1993,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布赖特教授、副教授级客座研究员;1995年,调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1998年,调入深圳市政府;2003-2007年,任政府秘书长;2007-2009年,任深圳市人大副主任;2009-2015年,任副市长。期间负责了深圳低碳发展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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