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前海扩区的长期价值
特区时代，
深圳塑造了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约30公里长带形城区。
湾区时代，
深圳正从经济特区迈向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
“向湾发展”是顺势而为的必然选择。
从尺度上看，“打造深圳西部滨海地区”
近似于重塑一条和原特区轴线类似的“湾区新轴线”。
▲ “特区轴”与“湾区轴”
1-
概括“特区轴”
线索1：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支撑的传统中心建设
80年代特区成立之初，罗湖依托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口岸发展为消费特色的城市中心，90年代福田中心区规划建设为深圳的政治中心、金融中心，2000年后城市向西发展，超级总部、后海中心等多个重要空间平台开始建设，2010年国务院批复前海合作区，2015年中央批复蛇口自贸区。
如今，主要的城市中心地区普遍形成了“高密的城市经济场所”，虽然空置率居高不下（2019年全市写字楼平均空置率达到24.2%），但仍在不断增高、加密，形成了值得反思的“金融地产”现象。
线索2：市场推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科技创新崛起，金融与科技结合，正在重塑城市中心体系。如华为搬迁至坂雪岗后吸引一系列上下游关联企业同步搬迁后重新汇聚在周边；又如腾讯新总部建成后，数量众多的相关联企业在腾讯附近的科兴科学园大面积扩租。
——历史告诉我们，科技创新是特区40年最耀眼的成绩。未来新的城市再开发，只有克服金融地产逻辑，重点满足科技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需求，才能真正推动城市的发展。
2-
理解“湾区轴”
深圳西部滨海地区是特区时代的“城市边缘地区”，滨海集聚了建材码头、港口机场等功能，腹地则保留着大量香港工业北迁、深圳发展“三来一补”时期厂村混杂的旧城区。伴随着城市向湾、香港北上，这条新轴线的结构化动力日趋强劲：
一方面，产业升级趋势明显
90年代“三来一补”退潮时期，高新技术企业即开始在西部滨海地区快速集聚，2000年后大族、腾讯等企业先后将制造基地、总部等核心功能迁往西部滨海地区，时至今日，投资和企业仍在不断集聚。
西部滨海地区具有成为产业引领区域的潜力，海柔创新是典型的企业样本，初创企业将总部选址于深圳西部滨海，利用香港的金融、松山湖的风景、东莞的制造，成功整合大湾区要素资源，进而实现金融与科技结合的再次升级。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变化趋势显现
未来技术型、知识型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能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蓝领技术工人是深圳西部地区人口构成的主体，但近年来人口素质结构优化趋势明显。以宝安区为例，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宝安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增长明显（10%至24.2%），高学历人口密度与福田、南山区相比虽有差距，但发展潜力巨大。
——市场告诉我们，深圳的“湾区轴”具有在大湾区时代放大特区最大优势、探索基于深港所长的创新合作的可能！
▲ 企业样本——基于“深港所长”的区域创新要素整合
3-
前海扩区的价值
前海合作区位于深圳特区轴的最西端，是深圳执行国家战略的最直接的载体。
前海扩区前面积14.92平方公里，从成立之初就以“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为使命，既要通过制度创新引进香港高端服务业，促进珠三角产业升级，也要建设新城市中心，提升深港都会区的竞争力。
如今，前海的发展面临新的内外部挑战，12年建设中积累的问题逐步显现，如深港合作中香港信心始终不足、产业集聚滞后于城市建设、功能构成亟需调整优化、发展空间日益局促等等。
▲ 前海10年建设情况对比
但更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来自于外部：放眼湾区，各个城市均在积极抢占湾口地区，广州、东莞持续南下，先后设立南沙新区、松山湖高新区和滨海湾新区；中山、珠海等西岸城市持续东进；香港转身北上，2021年发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提出“双城三圈”空间发展框架，意图与深圳开展科技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前海扩区重大战略部署，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将前海合作区范围扩展至约120平方公里。
前海扩区整合了深圳朝向大湾区核心的全部空间资源，是深圳顺应区域发展局势的重大战略选择。前海扩区之后，直接接触到深圳经济发展活力的核心。从南山半岛直接延伸至茅洲河口，接触到深莞之间、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最为密集的先进制造业核心地带——这是前海第一次将空间地域扩大至实体制造业活跃地区。
扩区范围同时纳入海港、空港、会展中心、跨江通道等重要要素资源，使前海成为以珠江口东西两岸为腹地的核心区域和内外双循环的节点。如果说“小前海”是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尝试，那么“前海扩区”就代表着改革终于走向“全面扩展和深度扩展”——这是前海第一次拥有了完成供应链整合的历史机遇。
▲ 前海扩区的意义和价值
4-
未来前海计划
理解前海扩区的长期价值，就是在展望未来若干年，前海对于深圳、深圳对于湾区的价值。这并非需要塑造一个地均产出多高的土地，而是需要塑造一个向香港、向世界、向未来对话的窗口，在深港、区域、产、人四个领域展现出全新的想象空间。
重塑深港“新对流”关系
“三来一补”时期深港之间经济体量差距达到700倍，香港持续不断为深圳提供资金、技术，进而形成了“前店后厂”模式，大前海范围内大量村级工业厂房支撑了加工流水线的繁荣发展，少量的港台老板和大量的低廉劳动力构成了彼时城镇化的图景。
如今深港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前海扩区将在创新驱动时代重塑深港之间新的“科研服务+生产”新对流模式。
可以想象未来现代化工业厂房将支撑科研成果在前海的转化，并进一步支持大湾区的生产和创新，远在香港的大学教授和大湾区的技术工程师将塑造新的社会结构，并带动整个湾区的文明升级。
引领大湾区新一轮开放协同发展
特区时代，虽然企业等少量市场要素有基于市场动力的自主空间选择，但道路等基础设施、住房和民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往往存在基于“行政区”经济的发展壁垒，跨行政区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
扩区之后的前海应承担更大的区域责任和使命，进一步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方式，不但推动深港两个制度区的合作，更应推动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合作共赢”。
前海的空间结构需要超越120平方公里谋划，作为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核心引擎发挥带动效应，合理划定前海的辐射区（或称协作区）解决前海的产业和社会服务。
同时前海应积极创新区域协同治理模式，重点应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居住和民生服务等领域推动珠江口周边地区的城市之间开展跨区域合作，为企业要素遵循市场规律的选择奠定基础，使各城市共享发展红利。
▲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产业的先行示范再出发
创新是深港之间互补性最强的区域，“小前海”的产业集聚力不足恰恰是因为未能在创新格局中找到清晰的角色。曾有港企提问，“小前海”集聚的现代服务业这么多，服务对象是谁？没有主导产业如何做好服务业？增加战略性新兴产业，塑造内地企业与香港金融的“接触界面”，是解决“小前海”发展困境的重要选择。
扩区之后的前海应主动聚焦科技和产业合作，使得服务业与科技制造业充分融合。
一方面，整体协领大湾区产业资源，建立珠江口东西岸的产业梯度协作体系，集聚高端功能，疏解部分制造功能。另一方面，有序引导120平方公里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突破原“特区轴”的金融地产模式，通过提供多样、完整的生产链条环境，推动“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契合，给各式各样的人与企业生长的机会，进而推动大湾区保持持续的创新活力。
塑造强国城市范例
深港之间人来货往，港人从来深办厂到来深消费，对工作、生活、消费环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选择习惯。
扩区之后的前海不仅是经济功能区，更是本地人、港人、国际人士和所有大湾区青年人的共同家园。
未来的前海应从新人力资源角度出发，充分依托香港的世界级大学和原始创新，推动整个大湾区不断加大人力资本的培养投入。前海的城市建设应重点聚焦于实实在在地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关注本地人生活水准的提升，在公共服务的配套、建设水平等方面对标香港、乃至国际的先进标准，通过国际化逐步化解社会融通的话题，做出真正体现强国城市范例的城市建设示范。
▲ 前海合作区扩容前后区域范围（图源：前海管理局）
作者 | 杜宁
中规院深圳分院
规划一所主任规划师、存量中心主任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硕士，注册城市规划师，高级城市规划师。擅长战略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概念规划、规划研究、城市设计，曾承担国家发改委、建设部、自然资源部课题。主要项目经验包括：深圳宝安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深圳国际会展城综合规划、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规院一等奖）、东莞松山湖总体规划（2001-2020年）实施评估（深圳市二等奖）、松山湖园区总体规划修编、松山湖园区总体规划专题、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总体规划（2017-2035年）、香蜜湖片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第一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