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系列报道之四｜张建田：我的高考故事

文/张建田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2年第25期

     编者按

1977年，注定是要被铭记的一年。这一年12月，570万不同出身的考生走进考场。从此，他们的命运出现转折，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因此改变。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中国法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7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率先招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法治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法治人才。时至今日，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有45年。而我们身边的很多法律人，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高考故事，这些回忆见证了中国高考的历史变迁，触摸着中国高考的改革脉搏。

从1999年实行了“3+X”科目改革到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实现全面网上录取，同年北京市进行了自主命题的尝试，再到2003年开始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改革，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最后到新高考改革，高考制度迈向新时代……

毫无疑问，恢复高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相信随着新高考在选拔评价人才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必将在新时代更加显现。

“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系列报道之四

张建田：我的高考故事

张建田

       这是一张严重褪了色的大专准考证。编号为1306-01877，皱巴巴的纸面上多处破损。右侧的黑白相片是一张身着军人制服的年轻人英俊的脸。

　　持这张准考证参加考试的人叫张建田。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第一批通过高考正式录取的法律系大学生。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成为解放军军事法院的一名“军法官”。1988年中央军委法制局成立，张建田受命到新组建的中央军委法制局工作，专门从事军事法制研究。他曾获得“北京市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第二届全国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等荣誉。　　回想45年前考大学的事儿，张建田至今激动不已。为了实现上大学的梦，他走了一条“上山下乡当农民——进工厂当工人——参军入伍到部队”的曲折道路，其中的酸甜苦辣，令人感慨万端！　　没条件，创造条件我也要上大学　　1956年，我生在闽中一个偏僻山区的小县城。那时，征战南北、因战负伤的父亲刚从部队退役，到当地任县首任人民法院院长，这使我从小与军队和法律有着不解之缘。记得小时候，家里一本小32开红皮封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常被父亲携带着外出，并不时地翻看着。每当父亲在庄严的公审会上宣读判决书时，我总是和小伙伴们一起赶到会场翘首以待，甚至跑到刑场上观看。县法院一旁有个清洌的小池塘，池塘东边是我家，池塘西边便是法庭，每当法庭审案的控辩声、哭闹声、审判声从我家的窗口飘进时，我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循声跑去，站在法庭一旁，睁着懵懂的双眼，饶有兴致地倾听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辩。有时一家人正在吃饭，一些衣着褴褛的乡下农民推门而入，吵吵嚷嚷地向我父亲讨“说法”。这时的父亲，往往会放下手中的饭碗，拖着他那条因战致残的左腿，与告状的农民们坐在一起，耐心地听着他们的诉说。孩提时，父亲在人民法院工作的经历，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记忆。　　1966年春夏之交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让我们的家庭失去了往日快乐。在“无法无天”的年代里，在“揪斗”的浪潮中，父亲被“造反派”关进了小屋，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我，除了每日三餐送饭，还得帮助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写“检查”。看到昔日身为“人民法官”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囚禁在“牛棚”的“走资派”，随时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凌辱，目睹动乱时期所带来的批斗、武斗等腥风血雨，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许多困惑和不解。特别是看见被“关押”的父亲由于“检查”总过不了关而长吁短叹，我朦胧地感到了人生的艰辛。看到父亲一遍一遍地修改“检查书”，方知文化知识的可贵。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将来长大后一定要上大学，离开这难以言状的地方。　　1974年6月22日，我从福建省大田县一中高中毕业后，走上了“必由之路”，上山下乡到农村当了知青。按照当时的政策，知识青年必须在农村艰苦磨炼两年以上，且表现突出，才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于是，在下乡务农的两年时间里，我当过保管员、拖拉机手、民办教师、农民通讯员、理论宣传员……什么活儿都干，可谓“党叫干啥就干啥”。每年出工都坚持在300天以上。当时评工分满分是10分，我被生产队评为9.5分，一年下来挣了3000多个工分，在大队的知青中属最高的，每到年终分红的时节，眼见分到手的数千斤的谷子、地瓜，足够让我自豪一阵。为了更多地攒积出工的天数和工分，我每天踏着晨露出工，伴着繁星满天归来，从来就没有休假日的概念，即便有时体力不支也要硬撑到底坚持出工。有一次因劳累过度晕倒在田埂上，被农民们抬回来。当时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条件上大学。一次，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准备发展我入党。我听了十分高兴，但书记的一番话说得我面红耳赤：“你想上大学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不能抱有任何不正确的动机。”原来，书记已经知道我心里的“小九九”，借“入党”谈话机会劝我留在农村当“扎根派”。1976年年初，尽管我如愿加入了党组织，但是上大学的念头一直没有消除。　　1976年是我人生经历的重要转折点。一直期待的冬季高校招生，由于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打倒“四人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始终杳无音信。在此期间，一些单位到农村招工，这对于急于“跳农门”的广大知青而言，不啻于一件好事，但我却对此不感兴趣。县委组织部门派人到生产队找到我，劝我选调到工厂“以工代干”。公社领导闻讯后，也赶到我宿舍对我做工作，并称原先公布的全县大专院校招生计划中，99%是“社来社去”（即大学毕业后还回农村）。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县劳动部门一纸调令，将我从农村调到县造纸厂当一名工人。　　进了工厂，面对火热的车间和固定的上班时间，虽然远不如在农村干活儿劳累，且还有较好的工资待遇和“提干”的美好远景，但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毕竟按照当时的招生政策，在职人员上大学的希望要比在农村当知青渺茫的多。虽然善解人意的老厂长知道我的苦恼后，对我承诺：“只要厂里有招生指标，一定照顾你。”但我心里十分明白，在职人员招生指标极少，能够被推荐上大学的机遇比在农村要渺茫多了。面对严峻的现实，我只得每天抱着沉闷的心态，在喧嚣的打浆机旁、在堆积如山的芦苇草秆（造纸原料）堆中默默地干活儿，企盼幸运的降临。　　大学招生制度要改革的风声传进了造纸厂。就在我心有所动时，一年一度的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到县城接兵的部队不知从哪儿得知我有点儿“文体特长”后，就不厌其烦地登门劝我当兵入伍，我询问到部队后能否上大学的事时，他们畅快地承诺，称在部队只要表现好便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正在为丧失上大学机遇而陷入苦恼的我，得知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会后，便毅然放弃了县有关部门领导让我“留厂提干”的挽留，直接参加征兵体检、政审，通过后，我抱着美好的愿望，来到了地处东南沿海的前线部队当了兵。　　苦战一个月，跨入大学门　　入伍不久，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我得知曾经与我一道在农村战天斗地的知青同伴们都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大学生”远走高飞后，更是懊悔至极、欲哭无泪：“在农村拼死拼活两年多，算是白搭了！”我知道，军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武装集团，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况且部队参加报考的条件比较严格，名额极少，上大学的希望很渺茫。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曾经将我带到部队的江军医找到了我，他在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也鼓励我不要消沉，要利用各种机会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做到有备无患。于是，我重新振作精神，入伍后的第一年，先后受到部队和连队3次嘉奖，还被军区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这不仅调整了我在部队安心服役的心态，而且也为我能够结识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创造了条件。　　1978年初夏，我得知全国高校将首次实行统一招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使现役军人也有报考地方高等院校的机会。我兴奋地四处打听消息，得知部队只有4个报考名额，其中有一位报考战士感到复习时间较短、考取的难度太大，正准备放弃。此时正在连队的我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当即赶到团政治处“请考”。团政治处的吴主任、干部股的池干事见我心急火燎的样子，有意地拿出报考条件与我逐一对照：一是年龄不得超过22周岁，二是必须是党员，三是必须服役期满2年，四是必须表现良好。我知道自己除了服役年限离规定的条件略差一点外，其他条件都具备。在我死缠硬磨之下，吴主任笑了笑说：“行，我们先报师政治部再说。”同时给我提了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二是复习功课不得影响工作；三是必须珍惜这个难得的名额，否则今后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我当时听了乐得直向吴主任等人敬礼。　　“井没压力不出油，人没压力轻飘飘。”在剩下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影片《创业》主人翁这句名言，成了我当时“苦战一个月，跨入大学门”的座右铭。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凌晨5点多起床，跑步到营区外的荔枝树林里背诵课文，白天军事训练间隙也抓紧利用一切时间翻书做题。每当连队熄灯号吹过后，我便蹑手蹑脚地溜到连队厕所旁，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书。在“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信念支撑下，终于迎来了1978年7月20日全国实行首次统考的那一天。　　当年，我在福建莆田西天尾公社参加全国高考时，第一门考政治，打开考卷，发现题型大多是批判林彪、“四人帮”之类的论述题时，这让我想到了“文革”期间给父亲代写检查的经历，原先心神不安的心情顿轻松了不少。于是，我挥笔疾书，可谓文如泉涌。考试时间结束时，试卷连同向监考老师要来的5张白纸全部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事后成绩得了93分。第二门考历史，倚仗着自己对历史的偏爱，也获得高分。最发憷的数学也考了不差的57分。唯一“大意失荆州”是语文卷，一道30分的缩写题被我自以为是地错误理解为改写题，于是30分一分没得。事隔25年之后，出生于八十年代中期的女儿在她18周岁生日的当天，参加了2003年的北京市高考，第一门的语文考试得了高分，命题作文《转折》还得了满分60分，弥补了我当年高考的缺憾！　　知识就是力量，高考改变命运　　1978年9月27日，战友们将一个印有“西南政法学院”的信封送到我的手中，我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心情，两手发颤地将其打开，“重庆”“烈士墓”“西南政法学院”“贺信”等这些醒目而亲切的字眼顿时映入我的眼帘。喜从天降，我为能够成为“文革”后全国首批法律系大学生感到兴奋无比！事后我才知道，当年全国的考生共有610万人，仅录取40.2万人，录取比例尚不足7%。　　大学四年，我在歌乐山下、烈士墓旁求学，受益匪浅。在老师们的教诲下，我对自己的专业和志向进行思索、定位，最终将“网”编织在军事与法律之间的接合部，聚焦在中国军事法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之中。我想，自己是一名军人，将来的事业在军队。国家和军队培养了我，我应当责无旁贷地用所学的知识回报军队。于是，阅读大量与军事、法律理论有关的书刊资料，成为我课余生活的一大乐趣；收集、整理军法研究材料，撰写军法方面的论文、文章，成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临近毕业时，我收集、整理军法方面的资料20余万字，并陆续在《光明日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法学季刊》等报刊发表有关文章、论文20余篇。1981年12月26日，当我写的《加强人民军队法制建设的重要条例》一文在《解放军报》刊登后，引起北京解放军军事法院领导的关注，他们委托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同志专程到学校调查了解我的情况，并对我毕业后到北京总部工作寄予希望。这不仅使我坚定了毕业后在军事法学领域里“一展宏图”的信念，而且也为我专业对口进京从事军法工作创造了条件。　　1983年8月7日，对我而言真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的情况下，我从基层连队调到北京工作，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成为解放军军事法院的一名“军法官”。在军事法院五年工作期间，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凭借自己在大学期间积累多年的大量军法资料和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在军法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如鱼得水。我先后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法学》《政治与法律》《政法学刊》等全国性的法学刊物发表了数十篇涉及军事刑法（军职罪）方面的论文、文章，出版了《军人违反职责罪》《中国军事法学》《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等专著。特别是我亲自撰写的建议军委成立军事法制单位的专题材料，获得军委首长和机关的采纳。1988年八一建军节当天，我调到新组建的中央军委法制局工作，殚精竭力，从事军事立法工作，从副营职上尉一直干到正师职（大校军衔），2011年年底退休。　　退休十年来，我秉持着当年参加高考的执着与勤勉，凭着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工作阅历，参与国家和军队立法活动百余次，修改军事法律、法规和军事规范性文件130多件。先后受聘于中国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警学院等军内外院校担任特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辅导军事法学青年学子学业的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十年间，先后撰写、出版《法治中国（第二版）》《邓小平军事法治思想研究》《江泽民法治思想研究》《中国军事法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军法如山》《军事政策制度改革的历史之鉴》等专著十余本，发表学术论文、文章130多篇，累计文字800多万字。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撰写的一些军事法治建设领域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告、材料和建议等文章，多次受到国家和军队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屈指一数，当年参加高考的往事，已整整过去了四十五年了。当年高考场上奋笔疾书风华正茂，如今回眸人生老当益壮。每当想起自己当年曾经亲身经历的高考故事，总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对“知识就是力量、高考改变命运”有着深刻的体会和强烈的共鸣！

编辑：狄磊  芦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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