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多年安徽人来此乡试，南京当然是皖省省会

安徽人对南京、甘肃人对西安，湖南人对武汉（至少在1949年之前）有一份亲近感，并不将其仅仅当作别人的省会。这是因为原来只有江南、湖广、陕甘省，直至康熙三年（1664）才分为六省，南京（江宁）、西安、武昌乃分省前的省会。——分省更晚的东北三省，更是文化上一体。

安徽人对南京，比起湘人对武汉、陇人对西安的感情更深，至今网上戏称南京是白完省会。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以来，五百多年里，安徽的士子必须去南京参加乡试。

安徽省乡试的考场一直设在南京，南京当然是安徽人地地道道的省会。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县人，清代怀宁是省会安庆的附郭县（即县治附设于府城，府城的地盘属于该县管辖）。如果安庆有独立的乡试考场，陈独秀就可以在家门口考举人。但是，他必须去南京（江宁）应试。陈独秀在文章中回忆他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赴南京首次参加乡试的情形。

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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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 【《陈独秀自述》  P.011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 2016.01】
　　
农历八月初，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城还很炎热，两省赴考的生员要在江南贡院里呆九天，考完三场，那艰辛程度可想而知。陈独秀当时才18岁，少年心性，看什么都好玩。他回忆道：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同上，p.011】
　　
湖广、江南、陕甘是康熙三年同时分省，分省后，乡试的考场并没有分开，湖南、安徽、甘肃的士子必须去原来的省会即武昌、江宁、西安乡试，路途遥远，当然很是吃亏。三省的官民从分省后，一直在做分闱（即在分省后的新省会单设乡试考场）的努力。但终清一代，只有湖南人和甘肃人达到了这个目的。

敢于折腾的湖南人最先实现了分闱的目标。

先是湖南的生员站出来四处活动，他们找重量级人物进行呼吁。特别是郴州、宝庆、永州等湖南中、南部府州的生员，他们去武昌参加乡试风险更大、成本更高。秋闱在农历八月举行，湖南赴考的士子必须在六、七月往武昌赶路，在水路为王的时代，湖南士子顺湘资沅澧四水北行，再过洞庭湖，顺长江到武昌城。正值夏季汛期，许多士子因翻船葬身鱼腹，湖南生员将上武昌参加乡试视为畏途，许多人干脆放弃这个机会。而朝廷给湖广两省每科的乡试录取名额是混同在一起，如此湖北士子大占便宜，分闱前每科乡试，录取的湖南籍举人只有湖北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举人少，自然进士就少，这直接影响湖南的文教事业，影响到南楚人才的培育。

湖南的地方官顺应民情，进行数十年的“接力”，要为湖南争考场。康熙四十四年(1705)，偏沅巡抚（后改为湖南巡抚）赵申乔（曾国藩晚年幕僚赵烈文的六世祖）呈请均分湖广行省乡试南北名额。潘宗洛于康熙四十八年任偏沅巡抚，他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了一道《题请长沙分闱乡试疏》，正式提出湖广“南北分闱”。此后，康熙五十二年(1713)和五十四年(1715)先后两次任湖南巡抚的李发甲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又上《请分议湖南分闱疏》。康熙五十九年(1720)，督学湖广的光禄卿吕谦恒趁热打铁，再次呈请分闱。雍正元年(1723)，御史吕谦恒又提出“分设棘闱”。

雍正元年（1723），湖南人近二十年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果。雍正帝同意分闱，下诏曰：“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朕心甚为恻然。或至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材之意。”【  叶名澧 《桥西杂记.湖广省分闱乡试》  p.40 北京：中华书局 1985】雍正帝命令礼部在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使士子就近考试。自第二年即雍正二年的二月之前，长沙能建立起独立的贡院，则明年即分湖北、湖南两闱考试。预备不及，则于下科举行。至于湖广通省取中原有定额，既分两闱，两个省的名额如何分配，令湖南、湖北巡抚公议，湖广总督从公酌定。

好不容易求得这道圣旨，湖南人自然不会耽误到下一科，雍正二年二月前，就把独立的贡院盖好了。雍正元年十二月分配了第二年湖北湖南的乡试员额，湖北中式五十名，副榜十名;湖南四十九名，副榜九名。武举各二十五名。两省名额基本是一比一，算是较公平。光绪四年(1878)，湖南增修贡院，并专门修建五贤祠，以祭祀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宋致等五位有功分闱者。光绪八年(1882)五贤祠修竣，郭嵩焘作《五贤祠碑记》纪念前贤：“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则又乌知百余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奋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艰难也。”【《郭嵩焘全集[15]》 p.661 长沙：岳麓书社 2012.12】

两湖分闱后，湖南经过不到一百年的培植，嘉庆、道光年间迎来了人才喷发期，到咸丰年间更是云蒸霞蔚，让全国为之惊叹。如同治年间所修《桂东县志》云：“往岁阻洞庭，乡试不上十人，分闱后争自劝学，登甲乙者不绝。”若无分闱，很可能就不会有曾、左统领的湘军。甚至可以说，湘军为清廷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寿命，是湖南士子报雍正帝同意分闱之恩。

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肩负平定回乱和收复新疆的重任。这位会试考运不佳的老举人，大概是鉴于两湖分闱的益处，倡议陕甘分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左宗棠上《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提出“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乃极不公平。甘肃兰州一道，到西安约一千六七百里；甘州、西宁、宁夏到西安两千里左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西（今巴里坤）迪化（乌鲁木齐）道至西安五、六千里不等（当时新疆尚未分省），“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馀两月之久不达。”【《左宗棠全集[5]》  P.511 长沙：岳麓书社 2014.08 】花费的盘费少则几十两银子，多则百数十两银子，甘省士子赴乡试，和东南各省举人进京会试的费用差不多。因此甘肃一些地方的诸生，“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也！”【同上，p.512】

当时清廷要倚仗左宗棠，左公说话好使，清廷很快就同意其所请。光绪元年的乡试，陕甘分闱，甘肃士子到兰州应试。举人名额的分配是：陕西六十三名，甘肃五十四名，大体公平。

对甘肃单设贡院的意义，左宗棠当时有充分的认识，他在光绪元年四月给儿子的家信中说：

甘肃分闱已定，数千百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左宗棠全集[13]》  P.171 长沙：岳麓书社 2014.08 】

历史证明左公预测是很精准的。甘肃贡院建成后三十年间，甘肃共选取举人681名，考中进士116名，超过了陕甘分闱前200余年甘肃中举人、中进士人数之总和，为甘肃文教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江南为中国文教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江南乡试每科录取名额仅次于顺天乡试（首都顺天乡试有众多的其他省士子参加），一直没有苏、皖两省分闱。安徽人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但总是时运不济，到1905年废科举之前，安徽人还是得去南京考举人。

康熙朝苏、皖分省后，就有以金从古为首的安徽七府生员向督抚呈文，要求单设安徽的乡试考场。可督抚不给他们使劲，这事便黄了。

雍正朝湖南长沙单设了乡试考场，让安徽人看到了希望。通政司通政使（九卿之一）、安徽怀宁籍的杨汝谷援引湖广的先例，上折恳请苏、皖分闱，理由是“江苏七府中试者十之七八，而安徽七府中式者不过十之二三。【《通政使司通政使杨汝谷奏请分江南两闱乡试折》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 p.264,黄山书社.1998 】 安徽各府州士子去南京考试，路费维艰。雍正帝把杨氏的折子批给两江总督查弼纳（满洲正黄旗人），让他去调查。——事先没有做通两江总督的工作，是安徽人的一大失策，查弼纳的调查结果根本不支持杨汝谷的建议。

查弼纳对皇帝禀报说，江宁（南京）为苏、皖两省居中之城。如果安徽单设贡院，只能在安庆，安庆偏南，只有利于安庆、徽州、池州三府的考生，安徽其他府州考生去南京更为方便，他们未必乐意。南京之于苏、皖两省的地理位置，和武昌之于两湖完全不一样，武昌在湖广北面，湖南士子去确实很艰难。也就是说他认为，苏皖和两湖情形完全不一样，没必要分闱。

雍正帝一听这道理不错，于是否定了杨汝谷所请。

此后两省分闱又闹过几次，到了乾隆年间，安徽人终于争取到两省举人员额固定，即分开录取——否则安徽太吃亏了，考不过江苏的秀才们呀。朝廷决定江苏按中省之二等，取七十二名举人，安徽按小省之二等，取四十八名举人。这样安徽省比起苏皖混在一起录取，当然要好得多。但两省仍然吃亏，如果分开成两个考场，江苏的录取名额必定要比照浙江、山东这样的大省，而安徽的录取名额可以比照湖南、湖北这样的中省。两省加起来的总录取名额将比分闱前增加不少。乾隆帝多精明呀，他一看，这不行。就现在这样两省合闱的举人录取名额，苏皖两省举人考取的进士远远多于其他省，朝廷和各地方这两个省的官员太多了。如果再给你们分闱，增加举人名额，那还了得？于是又断然否决了。江南贡院一直成为全国竞争最激烈的考场，安徽庐州籍的李鸿章都不敢去南京考举人，其父李文安给他捐了个国子监监生资格，他合法地“高考移民”，进京城参加顺天乡试中了举人。

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踏破，苏、常俱失，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行辕迁移于皖南祁门、东流。这时候江南乡试因为战争停了好些年，在安徽设乡试考场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

咸丰十一年（正乡试之年）五月，太平军所占据的安庆被曾国荃所率领的湘军围困，湘军统帅部已看到攻克该城指日可待。当月曾国藩在上奏中说：

若托皇上威福，皖城早克，当奏请于安庆建造贡院，使上、下江士子萃试皖城，以遂观光之愿。【  曾国藩 《展缓江南乡试折》《曾文正公全集[2]》 p.162 北京：线装书局  2015.07】

当年七月三十日安庆被攻克，而此前的七月十六，咸丰帝在热河行宫驾崩。紧接着西太后联手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支持湘军的肃顺等顾命大臣或死或囚。最高层发生如此巨变，而围攻天京城是湘军头等大事。哪有财力和精力短时间内在安庆举办乡试？

曾国藩仍然不死心。他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二的日记中载：

向来安徽与江苏合闱乡试，既有长江之险，难于远行，又以号舍之少，难于录遗，故上江深以乡试为苦。余意令上下分闱考试，故于五月奏折内略一及之。本日，看定北门、东门之间可为贡院基址，惜高下不甚平也。【《曾国藩日记[2]》 P.222 长沙：岳麓书社 2015.05】

按照曾国藩的盘算，南京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收复，如果下一科乡试到来时，江宁未复，那么两省士子可以将就来安庆参加乡试。再等到江宁收复，以后的乡试江苏士子回江宁，安徽士子自然就永远留在安庆乡试了。但军事至上的战时状态中，安庆修贡院这事又搁下了。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了天京（江宁）城，秦淮河边的江南贡院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害，还比较完整。那一年亦是乡试之年，这个时候，显然顾不上苏、皖分闱，当务之急是将江南贡院修好，让两省的士子尽快能在当年来江宁参加乡试（这一年江南乡试推迟到十一月，参见拙文《为一场考试中堂大人操碎了心：恢复乡试是乱极而治气象》）。

自此，两省合闱乡试又延续下来。安徽未能争取到苏皖分闱，原因很多。不过我在想，曾国藩办事求稳当，尤其在晚年忧谗畏讥，如果他像左宗棠那样有魄力，不管三七二十一，苏皖分闱这事没准就办成了。如果这样的话，安徽乡试难度降低，陈独秀“主场作战”，在家门口考举人，没准能高中，接下来考上进士也未可知，如此，陈独秀的个人命运或许会发生巨大改变。

【十年砍柴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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