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修辞学
我两个月前写完一本人物传记的书稿。传主已去世近50年，他1924年考入上海邮局后，把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邮政事业（跨越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和共和国）。在写作时，对中国近现代邮政史有所涉猎，当时有个疑问，“邮政局”和“邮务局”的区别何在。清末时叫“邮政局”，到了北洋政府后，一度称“邮务局”，等到国民党北伐成功，迁都南京后，又改回“邮政局”。
今天翻看鲁迅先生的文章，看到一段文字，豁然开朗。惭愧当年读《鲁迅全集》不仔细，对这一段全无印象。收入《华盖集续编》的《马上日记》，记载了先生在1926年7月3日的感想：
鲁迅先生这个解释应该是大致不差的，“邮政”改为“邮务”就是“面子”修辞学的精妙运用。中国近代邮政事业是洋人帮忙兴办起来的，英国人赫德做大清帝国的海关总税务司时，捎带建立了邮政系统，后来从海关独立而成为单独的机构。在清末和民国初期，中国的邮政系统和海关一样，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是聘请洋人，即用“客卿”执事。这些“客卿”薪水高得吓人，一个人能顶二十来个中国籍管理人员。但必须承认，钱还是花得物有所值，邮政系统和海关税务系统一样，管理严格，运作高效，比起其他华人掌握大权的机构要清廉。
到了民国后，收回邮政主权的声音多了起来，中国舆论对洋人拿高薪且控制中国邮政系统的运行很为不满。可当时的邮政系统还一下子无法将这些“客卿”赶走，于是将“邮政局”改为“邮务局”，面子好看多了。如鲁迅先生的解释，洋人来为中国做一点邮务——可以理解为是雇来的务工人员。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邮权逐渐收回来，“客卿”的数量和话语权迅速缩水，便可堂而皇之地恢复“邮政”之名。
这种“面子”修辞学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且文化基础厚实。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引用了在中国呆了五十多年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的观点。史密斯写了一本书叫《Chinese Characteristies》（中国人的气质），日本人倒是先将其译成日文。此书第一章史密斯就说，中国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鲁迅先生对史密斯的论断评价为，“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面子”修辞学盛行于上流社会，官员阶层运用娴熟，便影响到民间。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两人被女真人俘虏，押送到冰天雪地的五国城过着奴隶般的日子。汉人的国君这般遭遇，说出来多没面子呀，于是二帝被俘，在写史者的笔下成了“北狩”——二帝去北方打猎，其实是他们自个儿做了女真人的猎物。这样的“曲笔”被一代代沿袭下来，1900年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到西安，官方的说法是“两宫西狩”。下属给上司送钱送物，不叫行贿，而是行“贽敬”之礼。
在解放军和国军的战争中，国军节节败退，但国统区的报纸和电台报道战况，不会说国军退却，而是说“转进”。就如此一直转进到长江以南，再转进到台湾。到了台湾后，“国军”非常严肃地为“转进”一词正名，将其收入了《军语辞典》（1954年版），解释为：“在战斗态势不利时，或别处另有新任务时，或诱敌深入时，或转移兵力时所行之有计划有秩序之撤退行为，即谓之转进。”据说，“转进”一词源自日本。“二战”后期，日本军队在战场上被盟军一次次击败。东条英机和新闻官商量如何发布失利战报时说，“皇军”怎么可以说是撤退呢？新闻官一语解决难题，对首相说，可以用“转进”，就是转个方向前进。——中日毕竟是近邻，文化有着相当的亲缘性。
今天这种“面子”修辞学是否还在被屡屡使用呢？稍微留心，似乎还不少。我记得的有：“失业”不好听，说成“下岗”就规避了；“穷人”是“待富者”；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就业单位，可以说成“灵活就业”........各位看官应当比我知道得多，在此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因微信修改规则，请各位朋友点击文末“在看”或“赞”，方能下次收到本公号的群发。若将本公号设为星标，那再好不过了。】
精彩回顾